纽约时报

恋爱结婚效率为上？日本单身年轻人走进婚介所

Wed, 30 Sep 2026 06:37:03 +0000

RIVER AKIRA DAVIS, KIUKO NOTOYA

2026年9月30日

IBJ婚介服务的客户安田泰然走在东京街头。“我认为这将是找到有结婚这个相同目标者的最快方式，”他说。 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真爱可能是无价的。但在日本，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涌向婚姻介绍所，这些机构承诺提供通往婚姻殿堂的捷径，并为此收取高额费用。

直至二战后时期，数百年来日本的婚姻都是通过“相亲”来撮合的，根据这种习俗，媒人——通常是亲戚、世交或老板——为身边的单身人士牵线搭桥。但这种习俗后来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顺其自然的约会，最终被休闲约会应用的浪潮取代。

如今，年轻人正以创纪录的比例在婚姻介绍所注册，那里的顾问担任着专业媒人的角色。在整个东京，地铁车厢里布满了广告，敦促通勤者“把人生中注定的相遇交给专业人士”。另一则广告宣称：“一次相亲胜过滑动屏幕一百次。”

专家表示，种转变源于全球现代约会者对常见挫折感的一种反噬。随着社交圈的缩小，日本年轻人厌倦了在约会应用上泛滥的“玩失踪”、网络身份造假和不愿承诺的配对——正转向需要亲力亲为的人工指导，以获得更高的效率和保障。

安田泰然（音）就是这些新注册者中的一员。这位说话轻声细语的28岁年轻人表示，他对算法驱动的恋爱已经失去了耐心。

“在交友软件上无休止地匹配、发信息，最后见面，这个过程令人筋疲力尽，”安田泰然说。他认为，相亲服务“将是找到有着结婚这个相同目标者的最快方式”。

随着日本努力应对人口萎缩和年轻家庭减少的问题，这种做法正在复苏。由于在日本，生育仍然绝大程度上与婚姻挂钩，因此鼓励更多人结婚已成为该国提高出生率的更广泛举措的一部分。

28岁的安田泰然与他的IBJ顾问在一起。他表示，他很感谢通过顾问转达的约会对象的反馈意见。 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家公司将自己定位在这一相亲趋势的中心：总部位于东京、拥有全国性网络的巨头IBJ。这家公司承诺在三个月内让客户从初次见面走向求婚，其会员数量和利润都在飙升。该公司目前声称，日本大约每25场婚姻中就有一场是他们撮合的。

安田泰然是加入IBJ的年轻单身人士中的一员。在最近的一个周日，他坐在安静的咨询室里，坐在顾问的对面，穿着笔挺的西装，梳着偏分的卷发。在加入这项相亲服务一个多月后，安田泰然已经将潜在对象缩小到两名女性。他刚刚带了其中一位在周末自驾出游，欣赏一片盛开的黄色油菜花田。

每位会员都会被分配一位顾问，负责细致管理整个求偶过程。顾问会就各方面提供建议，从仪容打扮、发信息礼仪到约会行程。

当两名成员匹配成功时，他们的顾问会在幕后协同工作，做他们所说的“丘比特工作”——交流和筛选约会后的反馈，协助安排每一个重要节点，直至最终的求婚。

“我们提供只有人类才能提供的那种支持，帮助人们尽快结婚，”IBJ首席执行官石坂茂表示。

IBJ的顾问畑惠子就方方面面提供建议，从仪容仪表、短信礼仪到约会行程安排。

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中，“人们内心深处渴望有人能在约会过程中提供指导，”在东京东海大学研究恋爱心理学的讲师山田顺子说。她表示，与传统相亲带来的安心感相应，由专家来精心挑选匹配对象能提供心理安全感。

山田顺子说，如今的年轻人似乎追求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效率最大化，而这些机构通过过滤掉那些对婚姻不认真的对象，迎合了这种心态。

IBJ附属婚姻介绍所网络有着不同的收费标准和资格规定。会员通常每月支付约30至100美元，注册费为650至1300美元，如果两人订婚，还需额外支付1300美元的“成功费”。如果情侣违反该机构关于“禁止活动”（包括婚前性行为和同居）的规定，该机构还会收取1300美元的罚金。IBJ表示，其顾问会跟踪客户关系的发展。

注册通常仅限于有稳定收入的申请人。IBJ最大的直营机构只接受20至39岁的女性和25至49岁的男性。

批评人士认为，像IBJ这样的企业化婚介服务剥夺了传统相亲的灵魂，给焦虑的年轻人强加了死板的时间表，将约会变成了一项赚钱的生意。IBJ已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年收入超过1.3亿美元。

“现代婚介机构做不到我做的事，”东京附近的一位资深婚介人加藤郁子说。

加藤郁子（音）就是这些怀疑者之一。这位资深媒人经营着一家家庭式婚介所，它位于东京郊外、挂着蕾丝窗帘，里面摆满了数百张她撮合的情侣的照片，每个人都笑容满面。加藤郁子戴着珍珠项链，穿着粉色针织套装，她说自己在44年里撮合了1300多对情侣，而且没有一对离婚。

“它们太注重商业了，”加藤郁子说，她也向客户收取月费，如果相亲成功结婚也会收取一笔费用。“我的父母就是街坊邻里间的媒人。这融入了我的血液。现代的企业婚介机构做不了我做的事情。”

与邻里间的媒人不一样，IBJ为客户提供一条高利润的端到端服务流程。除了相亲，其集团公司还提供婚礼策划、财务咨询和住房服务，还会将客户推荐给修眉沙龙等合作商家。

过去五年里，其会员人数增长了约50%，IBJ报告称，今年上半年的收入激增了44%，达到约9100万美元。

加藤郁子的家中挂满了她牵线搭桥的1300多对情侣的照片。她声称，这些情侣中没有一对离婚。

首席执行官石坂茂表示，他认为IBJ的使命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他说，当他在2000年离开银行业并进入婚介行业时，他希望能扭转日本严重的人口下降趋势。

“由于日本社会很少在婚外生育，我意识到，专门针对婚姻的匹配服务将拥有至关重要的未来，”他说。

最近，这一使命迎来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2026年前六个月里，日本的出生人数增长了0.8%，这是11年来该时期内首次出现增长。在这一温和回升之前，日本的结婚人数已连续两年实现增长。

IBJ客户安田泰然表示，他希望能为这些数字做出贡献。他说，他渴望尽快结婚，部分原因是想尽早开始生育，以便有时间养育三四个孩子。

石坂茂将像安田泰然这样的客户视为一种证明，这一代人虽然常被描绘为对婚姻退缩，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正在寻找一条更高效的通往婚姻之路。

“调查始终显示，超过80%的年轻人表示，如果找到合适的伴侣，他们是想结婚的，”他说。“我确信，我们撮合的每一对已婚夫妇都在为扭转出生率下降做出直接贡献。”

特朗普令美国面临三重病毒威胁

Wed, 30 Sep 2026 05:37:03 +0000

托马斯·弗里德曼

2026年9月30日

Ioulex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特朗普总统是个烂人，光是写他都让人觉得掉价。有哪位总统会像特朗普那样，在中国领导人面前贬损自己的前任——他拿如今身患癌症的乔·拜登开涮，特意指出白宫里原本该挂拜登肖像的地方，现在挂的却是一幅自动签名笔的照片。

唉，可是，当像特朗普这样道德扭曲的人——他的第一任国务卿曾称他为“白痴”——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际掌握如此不受制约的权力时，我们就不能对他视而不见。因为眼下特朗普正让美国暴露在危险的病毒之下：数字病毒、生物病毒和外交病毒。结果一定会有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将为此付出代价，而且代价绝不只体现在更高的油价上。

让我先从正在失控的数字病毒说起。最近，OpenAI、Anthropic、Meta和谷歌都披露了各自人工智能模型脱离控制、四处入侵其他计算机系统的事件——包括一个澳大利亚政府网站、Hugging Face平台，以及美国商务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网站。别忘了，这些还只是处于婴儿期的人工智能系统；它们还在穿尿布，尚未通过完全自主训练、摆脱人类设计者而变得无比强大。

也别忘了，上面这些还只是“好人”在做的事。随便找一家美国大公司里的任何一位资深网络安全专聊聊，你都会被“坏人”用他们弄到手、已经去掉安全限制的小型人工智能模型所做的事吓坏。

网络安全公司CrowdStrike的《全球威胁报告》称，与上一年相比，2025年由“人工智能赋能的对手”发起的攻击增加了89%，《信息安全杂志》今年2月报道了这一数据——而此后这一速度还在飙升。

不过别害怕，因为我们这位连电子邮件都不用的总统上周在联合国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是骗局。他提到“正是那些说我们都会在12年内因为全球变暖而死掉的人”。他还说：“结果没人死。现在又是同一批人在说人工智能会把我们全杀死。”（过去十年里，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灾难，而只有在特朗普肮脏的想象里，才有人说：“先生，我们都会在12年内死掉。”）

特朗普和他的政党——连同那些实际上等于花钱买通他们、让政府对AI产业撒手不管的科技哥们——最好祈祷，在即将到来的这场中期选举中，那个所谓的“10月惊奇”不会是一场重大的、具有破坏性的人工智能事件。如果真是，他们最好提前备好飞船，把自己送到另一个能获得永生的星球上去，因为这个世界可能会让他们活得生不如死。

人工智能威胁不是骗局（气候威胁也不是骗局，只要特朗普哪怕看一眼他自己政府的NASA网站就会知道）。唯一的骗局是：特朗普——他曾建议注射漂白剂或许是摆脱新冠病毒的好办法——竟然认为自己懂人工智能、气候变化，或者漂白剂。

“这根本不是什么骗局，”比尔·盖茨周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接受采访时说。盖茨表示，在建立更严格的安全保障措施之前，美国应该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他还认为，如果华盛顿率先起草新规则，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加以规范，中国很可能也会跟进。

盖茨说，在缺乏适当监管的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执法部门和政界人士必须参与进来，讨论应该建立怎样的安全保障和监督机制。”最后他说：“人工智能的力量肯定足以引发那种，你知道，造成十亿人死亡的事件。”

正因为从未有过这样一种工具——尽管它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破坏潜力，另一方面又有望帮助人类解决如此之多的能源、气候和医疗问题——所以和盖茨一样，我也希望看到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也正因如此，我们现在就应该设法避免发生一场由人工智能引发的“9·11”式灾难，因为那会让人工智能在公众眼中彻底失去正当性。那将是一场双重悲剧。

我希望特朗普那种不受约束的无知给我们带来的唯一威胁只是人工智能病毒。遗憾的是，上周我的时报同事阿普尔瓦·曼达维利报道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长期以来是“公共卫生领域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在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系统性的拆解之下，如今只剩下“一副空架子，早已不复当年之强盛”。

曼达维利援引现任和前任员工的话报道，疾控中心不仅人员减少了约30%，而且“这些变化削弱了疾控中心在国内麻疹蔓延、国外埃博拉疫情之际应对疫情暴发的能力，也削弱了其在气温下降、呼吸道疾病季开始之际及时发布疫苗接种指引的能力……一些部门被一锅端，包括负责吸烟、性暴力、虐待儿童和老年人跌倒问题的团队”。

《卫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宾夕法尼亚州麻疹疫情蔓延的报道，目前当地病例数已超过900例。报道援引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传染病专家约翰·戈德曼博士的话说，从1992年到2026年，他一个病例都没有见过。可现在，“我们每天至少能见到一例”。他还说：“我这辈子从没想过自己还会再次看到麻疹。”这正是特朗普的失职如何助长真正的、生物意义上的病毒传播的一个例子。

但也别忘了那股同样在削弱我们实力的反外交病毒。那是什么？看看以色列《国土报》上中东事务专家兹维·巴雷尔写的这篇报道。它讲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无能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内阁的恶意是如何结合起来，使特朗普那份20点加沙和平计划陷入停滞。于是，加沙平民——许多人住在被战争摧毁的建筑物里，其中一栋于9月16日倒塌，造成至少21人死亡，包括11名儿童——仍生活在彻底的悲惨境地中。

当特朗普启动他吹嘘的加沙和平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席时，参与国承诺为加沙提供170亿美元。但据巴雷尔报道，“目前已知到账的钱不到3亿美元。”

此外，和平计划的国际维和部队尚未建立。原本应在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下运作、取代哈马斯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本应在埃及接受训练，“但以色列阻止他们离开加沙，”巴雷尔说。

随后巴雷尔揭开了真正的故事：“加沙的僵局有利于以色列。哈马斯不再构成安全威胁，但只要它控制着领土，以色列就保留着恢复战争的借口。而只要加沙地带仍被毁坏、无法居住，民众离开的压力就只会增大。”他还说，在一名政敌批评未能对哈马斯取得更决定性胜利后，内塔尼亚胡的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宣称，只要一声令下，以色列军方随时可以消灭哈马斯，“以便移民计划得以实施。”

以便移民计划得以实施。

真的？那是什么？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加沙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清洗的奥威尔式说法。而特朗普和他的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对此作何回应？什么都没有。

这些年来我学到，外交也像病毒一样运作，不管是有益或有害：你越成功，得到的尊重越多；得到的尊重越多，你就越成功。反过来，越失败，盟友就越不愿加入你，于是你就越失败。

比如1991年3月至10月间，国务卿詹姆斯·A·贝克三世八次出访中东，促成马德里和会——这是以色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几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首次和会。我作为时报外交记者随他八次出访。前七次他都失败了，但贝克没有放弃，第八次成功了。

特朗普政府在加沙停火后促成了哪怕一项外交倡议吗？特朗普任由加沙在一片废墟之中。就好像他只在乎签字时的新闻报道，之后竟在去年10月13日宣称：“我们共同实现了所有人都说不可能的事。中东终于有了和平。”

这才是我所说的真正骗局。

没有有力、专注的后续行动，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权力链条。我们看到托马斯·巴拉克（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特使兼驻土耳其大使）自己在发表政策声明。看到马萨德·法雷斯·布洛斯（特朗普女儿蒂芙尼的公公）在担任美国总统的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看到兼职的贾里德·库什纳和史蒂夫·维特科夫。看到各种助理国务卿和助理国防部长。还有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动态。（这些将来会被人写成一出音乐剧的！）

我们没有看到的是，像贝克那样的国务卿，死咬着不放，并利用美国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出访，直到把事情办成。

而特朗普死咬着不放的是媒体。上周六，在一名法官迫使白宫允许CNN记者重返白宫之后——此前特朗普因他们的报道不够谄媚而非法禁止他们进入——总统还是禁止CNN随他乘坐空军一号前往田纳西州观看一场橄榄球赛。

在谴责媒体方面，特朗普的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但在应对削弱我们国家免疫系统的数字、生物和外交病毒时，就没那么专注了——而这将给我们带来巨大危险。

OpenAI曾无视员工关于其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警告

Wed, 30 Sep 2026 03:37:02 +0000

SHEERA FRENKEL, DUSTIN VOLZ, DYLAN FREEDMAN

2026年9月30日

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 Manuel Orbegoz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OpenAI人工智能失控前数月，两名员工曾向高层管理人员发出警告，但遭到忽视。

据《纽约时报》查看的信息，这些员工在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担心OpenAI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期间未得到适当监控，无法评估该技术的复杂程度并保护这些模型。

作为回应，OpenAI高管告诉这些员工，测试必须尽快推进，以便按时发布这些人工智能模型。这些未获敏感事项公开发言授权的员工说，公司没有实施额外的安全措施。

OpenAI的模型后来突破了测试环境，攻击了人工智能初创公司Hugging Face和其他组织，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安全的全球辩论。

据员工和独立安全研究人员称，OpenAI员工与高管之间的这些此前未被报道的交流体现了这家旧金山公司不以安全为重的一贯作派。他们说，在这家制作了ChatGPT聊天机器人的公司内，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的测试，其他的方面也能看到类似的问题。

独立安全研究人员说，他们在最近几个月发现了漏洞，可以查看OpenAI员工的内部通信。他们还发现了其他漏洞，可以查看公司的内部计算机代码和ChatGPT用户的聊天记录。他们说，当研究人员就这些发现联系OpenAI时，该公司最初未予理会。

“OpenAI的安全状况基本上就是你能猜到的，一个在四年内以惊人速度扩张、更专注于击败竞争对手而非保护基础设施的研究实验室会有的样子，”人工智能安全公司Abundant Security的首席技术官约舒亚·萨克斯说。

OpenAI员工说，许多关于安全的日常决策由公司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和首席信息安全官戴恩·斯塔基做出。他们说，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并不密切参与安全事务。

OpenAI并非最近唯一披露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的公司。谷歌、Meta和Anthropic也透露，它们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逃出测试环境，并在它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自主攻击了其他计算机基础设施。

但OpenAI对安全的处理尤其受到密切关注，因为其人工智能模型涉及被公司形容“令人担忧”的已知事件最多，也包括一些最令专家不安的事件。

在大约十几起事件中，OpenAI的系统入侵或试图入侵组织，包括美国政府机构的网站。该技术还隐藏错误、编造数据、试图向其他聊天机器人发送消息，并未经许可将文件移到开放互联网上。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人工智能都是在未被指示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OpenAI特有的问题，因为看起来他们的安全非常糟糕，模型训练操作也很草率，导致模型有这种倾向，”丹尼尔·科科塔伊洛说。他是一名曾批评该公司安全问题的前OpenAI员工，领导着一个名为AI Futures Project的非营利研究机构。不过他还补充说，其他人工智能公司也好不到哪里去。

“看起来他们的安全非常糟糕，”前OpenAI员工丹尼尔·科科塔伊洛这样评价这家AI公司。 Ian C. Bate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OpenAI发言人德鲁·普萨特里说，公司致力于安全，并认真对待任何安全报告或担忧。他说，该实验室有报告安全问题的内部渠道，并对独立安全研究人员提出的缺陷立即采取行动。

“随着前沿模型能力越来越强，我们继续改进安全操作，但认识到需要更快行动，”普萨特里说。他还说，OpenAI已放缓一些人工智能开发，并正在做出改变，以加强研究和测试中的安全。

（《纽约时报》已起诉OpenAI和微软，主张其与人工智能系统相关的新闻内容版权受到侵犯。两家公司均予以否认。）

两名OpenAI员工说，员工们数月来一直对测试人工智能模型的潜在安全问题提出担忧，包括监控不足。据《纽约时报》查看的信息，员工们还询问了该公司用于管理日常安全的那类软件中的漏洞。他们说，每次他们的问题都被搁置或处理得太慢。

安全研究人员说，当他们告诉OpenAI其他漏洞时，也受到类似对待。

7月，安全公司Hacktron的研究人员说，他们告诉OpenAI，他们如何在其竞争对手Anthropic创建的人工智能模型帮助下找到了入侵该公司系统的方法。他们说，OpenAI最初对他们的做法表达了不满。

据《纽约时报》看到的通信副本，在消息平台Slack的一个共享频道中，OpenAI的斯塔基写道，Hacktron的研究人员如此大费周章地展示该公司的漏洞，“相当可悲。”

“我们只是觉得他们在生我们的气，”Hacktron研究员莫汉·佩达帕蒂在谈到OpenAI时说。他还说，该公司似乎仍在使用初创公司的安全操作，利用外部的软件服务来构建关键基础设施，而不是构建自己的工具。

“你为什么要用Slack来构建你的曼哈顿核计划？”佩达帕蒂问道。他说，Hacktron的黑客攻击可以做到获取Slack消息平台的完全权限，让他看到OpenAI员工在说什么。

斯塔基后来向Hacktron道歉，OpenAI向披露该漏洞的研究人员提供了6500美元作为奖励。

“我们感谢研究人员联系我们并分享他们的发现，”普萨特里说。周五，一个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团队发布了一份独立报告，揭示了有关Hugging Face事件的一些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包括OpenAI的智能体试图向Anthropic的Claude发送消息，并使用其他人工智能模型来绕过网站上的反机器人保护。

OpenAI上周透露，新的保障措施未能阻止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互联网访问权限。一项回溯审查发现了一些此前未发现的未经授权访问互联网事件。OpenAI宣布暂停其最先进模型的训练，并对该技术的意外行为进行广泛审查。

研究人员向OpenAI报告了一个漏洞，该漏洞可能允许人们访问ChatGPT用户的全部私人聊天记录。 Eric Helga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周一，该公司更进一步，表示鉴于研究人员提出了安全担忧，不会发布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GPT-6.1 Astra。

康奈尔大学兄弟会强奸案调查重启：目前我们所知的

Wed, 30 Sep 2026 03:07:02 +0000

SHARON OTTERMAN

2026年9月30日

康奈尔大学的Chi Phi兄弟会会舍，现已关闭。 Heather Ainswort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检方重新启动了对康奈尔大学一名学生2024年报案称自己在兄弟会会舍遭强奸一案的调查，这也引发了外界对执法部门和学校当初对此案处理的质疑。

两周前，这名学生——在诉讼中以“无名氏”代称——起诉了七名男子、康奈尔大学、她所在的姐妹会以及涉事兄弟会，她的指控因此再次浮出水面。此案在网上引发激烈争论，也让大学校园性侵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再度受到关注。

纽约州汤普金斯县（康奈尔大学位于该县的伊萨卡市）地方检察官表示，他会考虑将案件提交大陪审团。而在2024年，也就是这名学生报案后不久，他曾决定不这样做。

以下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康奈尔大学这起案件的相关情况。

关于“无名氏”的情况

由于她在诉讼中匿名，关于她生活的大部分细节都不为人知。她的律师说，她来自一个距离康奈尔大学约1600公里的小镇。她于2022年8月进入康奈尔大学读本科，在2024年声称自己遭到强奸后退学。当时她20岁，是Tri-Delta姐妹会成员。

律师说，她目前仍在应对事件带来的后续影响，也没有继续上大学。

诉讼对事情经过的描述

根据诉讼，2024年10月19日，这名女子在纽约州伊萨卡的Chi Phi兄弟会会舍内多次遭到强奸，持续了近七个小时。

诉讼称，她当晚先在姐妹会会舍喝了伏特加。晚上8点30分左右，她乘Uber前往姐妹会在某酒吧举办的一场活动。虽然保镖正确识别出她未达法定饮酒年龄，但她声称，自己仍被提供了至少一杯酒精饮料。到晚上11点左右，她决定步行约1.6公里前往Chi Ph兄弟会会舍，去见一名她视为朋友的男子。

诉讼称，她抵达后，那名男子和他的兄弟会兄弟给了她啤酒、大麻、朗姆酒和氯胺酮（俗称K粉）。她在诉讼中称，自己以前从未用过K粉，是被迫吸食的。诉讼随后详细描述了一系列性侵行为，以及她与这名朋友和其他六名男子持续使用毒品的情况。

诉讼所附的一张截图显示，凌晨1点42分左右，其中一名男子在Chi Phi兄弟会的 Snapchat群组里发消息邀其他人加入，并使用了女性生殖器的粗俗称呼。

警方的回应

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无名氏”于2024年11月8日向康奈尔大学警察局报案。

康奈尔警方向校园发布犯罪警报，称一名受害者报告自己在兄弟会会舍“遭多名男性性侵，并被强迫吸食氯胺酮和其他毒品”。在那个感恩节前发给校园的信息中，康奈尔校长表示，大学警察局正在继续刑事调查，同时针对这些指控的第二项行政调查也在进行中。

当月某个时候，康奈尔警方要求汤普金斯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审查“无名氏”的一份陈述。刑事调查人员告知警方，他们认为根据纽约州法律，仅凭这份陈述无法提起刑事指控。“无名氏”的律师说，她作出最初陈述后，再也没有任何警察或刑事调查人员联系过她。

目前尚不清楚警方是否讯问过涉案男子，也不清楚“无名氏”是否曾被告知，她的刑事案件不会继续推进。

周一，地方检察官表示——他目前只公布了“无名氏”最初那份六页陈述中的部分内容——该陈述没有明确表明她是被迫发生性行为的，也没有明确表明她当时已丧失行为能力，尽管她当时确实受到毒品和酒精影响。

康奈尔大学当时的回应

诉讼称，校方立即对涉事兄弟会以及她在诉讼中点名的七名男子作出临时停学处理。

与此同时，康奈尔大学依据《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开展的校内行政程序也随即启动，以决定是否应对这些被指控的男子作出处分。根据这名女子的诉讼，2025年5月，由教职员工组成的一个审议小组举行了至少12场听证。

诉讼称，被告男子“获得了通过向康奈尔提交书面材料来减轻其行为后果的机会”。康奈尔并不否认这些书面材料——校方称之为检讨——是小组决定对部分男子实施的处罚之一。但校方周一表示，对于任何一个当事人来说，这并非唯一的处分。

康奈尔大学以学生隐私规定为由，拒绝透露对这些男子各自的具体处分。校方周一表示，对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处分措施，其中包括开除和停学”。代表“无名氏”的律师托马斯·朱弗拉在采访中称，只有两名男子被开除，而他的当事人认为正义并未得到伸张。

此案的反响

已有数百万人看过这份诉讼文件，或在网上听网红和名人谈论这些指控，这令康奈尔大学以及其他大学校园长期存在的性侵问题受到更多关注。伊萨卡市市长周一表示，他将提议，在康奈尔大学对性侵事件处理政策进行改革之前，禁止批准该校的活动举办许可。

舆论压力和关注促使汤普金斯县地方检察官重启刑事调查。一名刑事调查人员已经联系了“无名氏”的律师，这意味着此案仍有可能提出刑事指控。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格尔已要求对康奈尔大学处理此案的方式展开独立调查。

七名被告男子的姓名和照片在网上广泛传播。有人将这场大规模行动视为草根式的追责努力，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尚未被控任何罪名的男子的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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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要求人工智能巨头自我监管

Wed, 30 Sep 2026 02:37:03 +0000

KATIE ROGERS, CECILIA KANG

2026年9月30日

周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向公众推出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网站。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特朗普总统周二将全球最有权势的科技高管召集到白宫，称赞与会的亿万富翁们是“非常杰出”的人才，称他们希望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建设数据中心以及快速扩张人工智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作为总统，特朗普面临着人工智能是否应该受到监管的质询，特别是是否应该实施限制措施，避免人类受到已学会规避现有安全防护措施的技术的伤害。

但最终，召集这些亿万富翁和顶尖大脑并没有带来对正式监管的承诺。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签署了一项自愿协议，承诺采取安全政策，包括由第三方对系统进行风险审查、审计和评估。他们还同意采用特朗普偏爱的人工智能新名称：“超级智能”。

“这一切都将是为了更好的未来，我们将让它变得美好且安全，”特朗普在周二下午与科技领袖们在白宫外接受提问时说道。“而且他们真的会互相监督，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

当被问及该协议是否具有约束力时，特朗普说：“我认为它具有道德约束力。”

在白宫午餐会上，特朗普公布的座位表（由他本人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显示，与会的高管们实力雄厚，但在是否需要制定人工智能保障措施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与会者还包括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和副总统万斯等高官，他们认为正式的安全措施会损害美国的竞争力。

处于中心位置的是特朗普，他把决定如何最好地管控这项快速发展的技术，甚至是否应该对其进行管控的问题，推给了一群高管。

“将会包含大量自我监管的成分，”特朗普说。

这份只有一页纸的文件缺乏细节，主要依赖于各公司履行其承诺。它不是一项官方命令，也不清楚谁将强制执行该指导方针。它由特朗普以及Anthropic、谷歌、Meta、英伟达、OpenAI和SpaceXAI的领导人共同签署。

该协议呼应了拜登政府期间人工智能公司做出的自愿安全承诺。这些公司当时同意测试其系统的安全性，并报告安全和安保事件。但这些承诺是不具约束力的，并在特朗普政府初期基本失效，当时总统撤销了安全要求。

周二受邀前往白宫的商界领袖包括Anthropic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他曾呼吁制定联邦安全法规，包括对模型进行测试。本月早些时候，阿莫代伊以安全担忧为由，呼吁整个行业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

该公司还卷入了与政府的法律纠纷，并被禁止与五角大楼合作。双方在一项价值2亿美元的合同谈判中存在分歧，该公司坚持要求其人工智能技术不得用于对美国人的大规模监控或用于自主致命武器。周二对记者讲话时，特朗普称阿莫代伊“非常出色”。

出席嘉宾名单中还有英伟达首席执行官、特朗普的亲密盟友黄仁勋，他曾称这些安全担忧被夸大了。黄仁勋曾恳求政府和立法者对该行业的监管保持不干涉态度，称相关规则将使竞争对手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导地位上迅速超越美国。

当这群人与记者见面时，总统称黄仁勋是个“非常英俊的家伙”，并请他发言。

“我们将推进这项对人类如此重要、对我们国家未来繁荣都非常重要的技术，”黄仁勋告诉记者。“我们将以负责任且安全的方式推进这项工作。”

受邀参加午餐会的人士还包括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OpenAI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Palantir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Meta的马克·扎克伯格；以及SpaceXAI的埃隆·马斯克。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威尔斯和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也在场。特朗普的前首席人工智能顾问、风险投资家戴维·萨克斯也出席了会议。

在午餐会之前，特朗普在人工智能驱动搜索工具America.gov的发布活动上告诉听众，美国政府正在拥护这项技术，努力抗衡人工智能发展竞赛中的主要对手中国。

“我们不想扼杀增长，”总统说。

上周刚刚接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表示，两人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讨论合作机会或与竞争相关的议题。习近平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表示，两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时，都应以“造福于民”为出发点，并肩承担起这一责任。

但在众多高管和内阁成员面前——他们聚集在礼堂里，举行一场如同苹果新品发布会般的演讲——总统再次重申了赢家通吃的思维方式。

“你要么成为赢家，要么成为输家，”特朗普说。

特朗普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寻求对中国的优势。

特朗普一直主张，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主导地位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随着他大力拥抱人工智能并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数据中心，特朗普的步调也同公众愈发不一。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对人工智能日益担忧，并希望联邦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监管这项技术。

周二，特朗普再次为数据中心发声，称对数据中心的担忧是民主党的骗局。午餐会上，在企业高管们的簇拥下，特朗普预测公众最终会接受这些设施。

“你们会看到数据中心将变得非常受欢迎，因为这就是那群人，他们是想要建设这些中心的人，他们也是希望看到社区安全和快乐的人，”特朗普说。“否则，这些数据中心将被迫迁往海外或其他地方。”

特朗普与包括Meta、英伟达、SpaceXAI和谷歌在内的主要科技公司领导人合影。

随着公众对人工智能以及数据中心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前景感到反感，近几周来，关于技术安全的辩论愈发激烈。一些失控的人工智能客户端和模型曾协同入侵网站、窃取数据，然后掩盖其踪迹，而在此过程中，它们似乎还表现出对自身行为错误性的认知。国会的高层领导人已经承认了设置人工智能安全护栏的必要性。

今年4月，Anthropic宣布暂停发布其一个名为Mythos的模型，理由是该模型对公众而言过于危险。今年7月，OpenAI的模型突破了受限的测试环境，入侵了人工智能初创公司Hugging Face。在9月初，Anthropic、OpenAI和谷歌DeepMind的领导人们呼吁放缓高级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

上周，一个OpenAI模型被发现干扰了包括美国教育部、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商务部人口普查网站在内的美国政府网站。而本周，OpenAI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将不会发布其最新模型GPT-6.1 Astra。

在白宫内部，高层领导人对如何监管该行业存在分歧。贝森特提出了就安全标准与中国进行公开对话的想法。他还强调，人工智能公司必须为其模型造成的危害承担责任。

Meta总裁兼副主席迪娜·鲍威尔·麦考密克（中）周二出席了此次活动。

随着周二与亿万富翁们共度的一天走向结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考虑成立一个由大约10人组成、专门负责人工智能安全的委员会，并且他将在未来几天内任命一位人工智能领域的事务专员。

当天他最后一次面见记者时，陪伴在他身边的是马斯克。马斯克也是与会者，在去年因国内政策立法发生口角后，如今已重新赢得了特朗普的青睐。在上周的国宴上，他坐在习近平和特朗普附近，在周二的午餐会上，他也坐在特朗普身边。

总统说，习近平“会接手所有我们不想要的数据中心。”

站在旁边的马斯克表示同意。

“他会很乐意的，每一个都要，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很聪明，”特朗普继续说道。“他们想要每一个数据中心。他们想要是因为这对中国大有好处。好吧，这对我们也很有好处，而且我们遥遥领先，我们会继续保持这种优势。”

“中国制造”背后的声音：在农民工文学里读懂中国

Wed, 30 Sep 2026 01:37:02 +0000

KATRIN BENNHOLD

2026年9月30日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当局曾出台法律打击工人阶级宣传册，因为他们深知文字蕴含的力量。那些身处逆境者的诗歌与文章往往能产生巨大的鼓舞作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文学”这一由零工经济从业者和工厂工人创作的文学体裁正日益流行，但也面临着政府越来越严格的审视。今天，我的同事庄妍（Yan Zhuang，音）撰文探讨了中国工人诗人必须谨慎把握的微妙界限。

“我是中国工人”

庄妍

在我居住的首尔，深夜在类似韩国亚马逊的平台上下单，次日清晨7点前包裹送达家门，这已是再寻常不过的生活常态。正是零工经济造就了这种令人惊叹的便利，而我们许多人的生活都依赖于它。

然而在世界各地，这种极致便利背后的人力代价正变得愈发不可忽视。为了了解这种代价在一个国家的具体呈现形态，我最近开始关注中国日益丰富的农民工文学作品，包括书、散文和诗歌。

这些取材于工厂车间以及近年来零工经济最前线的故事揭示了4亿多名从农村迁往北京等大城市谋生的劳动者的严酷现实。随着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和小海的《南方漂流记》(Adrift in the South)等书籍推出英文本，这些作品已开始吸引海外关注。

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读者而言，这类作品的吸引力在于能让我们了解那些无处不在却鲜少能发出声音的工人群体。而对部分中国读者来说，这种好奇心还夹杂着对自身未来的焦虑。随着国家经济陷入停滞，就业机会减少，曾经“努力工作就能换来美好生活”的坚定承诺正变得愈发不可靠。

该体裁的走红意味着它获得了中国官方文学界更多的认可。但这种认可同时也伴随着国家管控的加强——毕竟政府一贯将文学视为政治工具，且对工人借诉苦揭示阶级差距的潜在力量时刻保持警惕。

曾经的社会主人

工人阶级文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毛泽东时代，国家视工人和农民为社会的主人，并鼓励他们“忆苦”（讲述过去的苦难经历），以此培养阶级意识，巩固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忠诚。

然而，今天书写自身经历的工人们，其社会地位已远不及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的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劳动阶级被奉为国家的主人，”麦卡莱斯特学院教授、中国文学专家杨欣（音）指出。“然而在如今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下，工人已沦为下层阶级。”

部分作品展现了被工厂繁重劳动吞噬的绝望与无助——比如24岁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2014年跳楼身亡后，他的诗作被广泛传阅；另一些作品则呈现出相对乐观的基调，记录工人们如何在非人化的劳动环境中坚守人性——例如56岁的外卖员兼诗人王计兵，他在7月荣获了中国最负盛名的文学荣誉之一：鲁迅文学奖。

诗人王计兵。 Wang Xuzhong

关乎尊严与坚韧——但无体制批判

王计兵的获奖标志着该体裁迄今获得的最高官方认可。中国官方媒体广泛赞誉这一成就，认为这体现了文坛格局的变化，即出版机会不再专属于精英阶层。

但受访专家同时也指出，王计兵的诗歌正是政府热衷于推广的那种政治上无害的工人叙事。王计兵在诗中表达了渴望人们记住他的姓名而非称他为“那个人”；他描述了总是试图从每一分钟里多挤出一秒钟的辛酸体验。他的诗作展现出尊严与坚韧的基调，但并未关注不平等现象，也没有对体制提出批评。

几十年来，工人文学运动通过写作社团自然发展，并主要依托网络空间自费出版。专家表示，政府将其纳入主流出版体系的举措将为创作者提供更多机会，但这些机会预计大多会向那些符合官方宣传导向的作家倾斜。

尽管如此，政府对这一体裁的塑造恰恰印证了这些故事在经济不确定时代所引发的深刻共鸣。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文学系中国研究教授朱萍表示，对某些读者而言，一旦将来遭遇不测，他们可能就会过上这些作品描绘的那种生活。

最后，我想摘选几行我喜欢的小海的诗。作品鲜明地映射出支撑中国崛起的劳动者的真实境遇：

我是一名中国工人

在钢筋水泥的欲望大楼里圈养着我们的廉价青春

春夏秋冬的变迁不属于我们

粮食和蔬菜也不再需要我们关心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Made in china的神秘字符

疯狂流淌到四大洋和七大洲的每条河流与街道的中心

——《中国工人》

点击此处阅读庄妍的完整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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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锡安教会被捕牧师妻子的流亡、煎熬与信仰

Tue, 29 Sep 2026 06:37:03 +0000

王月眉

2026年9月29日

耿朋朋在住处的前院。

在中国警方带走她丈夫后的第308天，耿朋朋正在包饺子。她在餐桌上和面时，厨房里飘来一阵刚出锅的饺子的香味。她六岁的儿子正忙着和一个小伙伴交换宝可梦玩偶，于是耿朋朋把一盘饺子推向那位小朋友的妈妈——她是送孩子过来玩的。

“这个挺好吃的——面很软，”那位妈妈说。“我上次和的面特别硬，吃得我都觉得噎得慌。”

“我也不太会，”耿朋朋说道，“平时都是我丈夫喜欢包饺子。”以前，他包起饺子来就像一条一个人的流水线，从筛面粉、拌馅到包饺子，全都不在话下。“要是只做两三个人吃的，他就会说，‘你什么都不用干。’”

可现在，什么都得耿朋朋自己来。她的丈夫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地下教会之一的一名牧师，去年10月的一天，警察在凌晨2点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并带走。之后，耿朋朋担心自己也会被捕，于是带着儿子逃到泰国。从那以后，她不仅要做饭，还得租房、办签证、找学校、挣钱养家。她得弄清楚哪里能吃到正宗的中国牛肉面，哪里可以买到中文绘本。她刚在北京学会开车，现在却得适应靠左行驶。

与此同时，她还得设法营救丈夫出狱。她花了很多时间钻研中国法律的种种细节，还要琢磨怎样写出能引起关注的社交媒体帖子。大多数日子里，她觉得自己能做的只有向儿子解释爸爸去了哪里。

耿朋朋的丈夫高颖佳是中国最大地下教会之一的二号人物。

当耿朋朋带着六岁的儿子约翰逃到泰国时，约翰不太会说英语，在课堂上有些吃力。

中国政府对锡安教会的打压是近十年来针对基督徒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抓捕。近年来，当局越来越严厉地打压那些不愿向执政的共产党宣示效忠的宗教团体。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亲自请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释放锡安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不久后，金明日获释，现在生活在美国。

但仍有八名教会成员遭到羁押，其中包括耿朋朋的丈夫高颖佳。中国已经释放信号，他们可能会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他们的家人正拼命让外界持续关注这些案件。

与此同时，他们还不得不应付亲人被抓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连锁冲击。这些仍然自由的家属大多过去在教会里并不担任什么公开角色，对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也几乎毫无准备。有一次，耿朋朋问丈夫，万一他被捕，他们是不是应该提前做个打算。丈夫回答说，他们只需要信靠上帝。

如今，46岁的耿朋朋几乎没有选择。这并不容易。她独自生活在泰国一个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自己的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丈夫。即使到了这里，她也不觉得完全安全：睡觉时，她会在床边放一根高尔夫球杆，也不希望报道披露她的具体住处，担心中国警方会设法追踪到她。丈夫的庭审不久前无故延期，这让她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或许指控会被撤销，他会重获自由。但耿朋朋也明白，结果很可能早已注定，延期或许只意味着这段悬而未决的日子还要继续。

在最艰难的时刻，耿朋朋也会放任自己去想像，如果当初不一样，现在会怎样。在成为母亲和牧师妻子之前，她拿到了遗传学博士学位，并在一家制药公司拥有一份高薪工作。她能在脑海中描绘出另一种人生：自己从未成为基督徒，从未嫁给牧师，只是过着安逸的生活。

为了防身，耿朋朋睡觉时会在床边放一根高尔夫球杆。她儿子常做噩梦，梦见妈妈被抓走。

耿朋朋和约翰在一位朋友陪同下出门去教会。

不过，从某些方面说，这场磨难反而让她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贴近自己的信仰，也更贴近丈夫。包饺子的间隙，她在X平台上转发了一篇呼吁释放牧师们的帖子，又给其他被捕牧师的家属发短信，确认当晚晚些时候商议对策的通话。只要有一点时间，她就会在手机里记下些东西，有些是写给自己看的，有些则准备写进给丈夫的信里，尽管监狱通信受到严格限制。

“亲爱的颖佳，我想你了，”她写道。

***

被关押的教会成员的亲属从世界各地接入视频通话：一名逃到加州的妻子、一名身在韩国的丈夫，还有仍在中国境内的年迈父母。耿朋朋坐在餐桌旁，桌上散落着和面的碗和儿子的玩具。她看着手机屏幕，向其他教会成员的亲人打招呼，一共有12个人。

“今天辛苦你了，”她对一位牧师的父亲说。那位父亲花了一整天时间给政府官员写抗议信。

“你最近一直不太舒服，对吧？”她对另一位牧师的丈夫说。“是不是得了新冠？”

在抓捕发生之前，他们彼此并不亲近。自从政府禁止锡安教会在北京聚会后，教会的领袖多年来一直分散在中国各地。牧师们转而带领规模更小、行事更低调的聚会，每逢星期日再通过Zoom一起听讲道，其中许多次讲道都是耿朋朋的丈夫主持的，他是锡安教会的二号带领人。

每次都有数千人上线收看。教会领袖们知道，警察很可能也混在其中，但他们相信，自豪而无所畏惧地传播福音是自己的责任。况且，只要不直接挑战政府，当局通常不会长期监禁教会领袖。高颖佳和其他人过去都曾被带走问话，甚至拘留过几天，但最后总会放回来。

耿朋朋在中国北方农村长大，是母亲把她引入基督教信仰的。她的母亲曾经和其他教友躲在猪圈里，偷偷听一位当地牧师讲道。母亲劝耿朋朋自己不要加入教会，担心那样太危险。但后来，在制药公司的工作让耿朋朋感到内心空虚，她最终还是以自己的方式走向了信仰。她性格开朗、善于交际，攻读博士期间练就了一口流利英语。后来她辞掉工作，开始给教会里的其他信徒教英语。

尽管如此，心里总还是担心，尤其是在她和高颖佳2021年收养儿子约翰之后。她的身体也开始变差了——她猜想，也许是因为警方经常突袭教会聚会带来的压力。去年夏天，开始有传言说，一场更大规模的打压可能即将到来。

10月10日，这场打压真的来了。当时他们正在北京家中。耿朋朋接到一名律师的电话，对方告诉她，锡安教会的主任牧师已经被捕，此外还有大约二十多名教会成员也被带走。

他们慌忙取出手机里的电话卡，带着儿子开车去了一个朋友家。但半夜，警察猛敲朋友家的门，把高颖佳带走了。他们指控他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这与他线上讲道有关。

耿朋朋回到家时，发现家门已被撬开，公寓里的电子设备、书籍和她的日记都被搜走了。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反复呕吐。为什么颖佳不肯提前做个计划？她现在该怎么办？

起初，她决心留在中国。警方不让她见丈夫，但她可以见他的律师，而律师获准前去探视。她告诉约翰，父亲在长期出差。但约翰偷听到她和律师的谈话，开始做噩梦，梦见她也被抓走。

今年1月，她来到泰国。很多东西都让她很不适应：湿热的天气、嘈杂的街道。她找到了一间使用英语的教会，起初，她惊叹于自己竟然可以不用担心遭受迫害，自由地做礼拜。可她同时也怀念起锡安教会在中国偷偷举行礼拜时那种紧迫感。新教会牧师的讲道谈的常常是育儿、教育之类安稳日常生活中的话题，有时让她觉得离自己的处境相距甚远。

因为不想要同情，也不想听别人主动给她建议，所以她不太愿意向新认识的人讲述自己的遭遇。看到夫妻和一家人在一起，会让她感到难过。另有几名锡安教会成员也逃到了泰国，但耿朋朋常常只想一个人待着。她特意租了一栋对于她和约翰两个人来说大得过分的房子，这样她便能有一个可以独处的空间。

每天晚上，她都会和约翰一起在卧室里祷告。卧室外是一片院子，种着芒果和木瓜。他总是祷告希望能回北京。

一开始，耿朋朋对约翰说爸爸出差了，但如今他已经知道，爸爸被关在监狱里。但想到爸爸在监狱里仍在向人传道，他反倒从中得到了一些安慰。

中国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实际执行中，政府只允许经官方批准、并宣示效忠中共的宗教团体开展活动。

如今，她坐在一张租来的餐桌旁，只能通过和其他被羁押者家属通话，一点一点拼凑出丈夫案件的消息。最近，随着开庭日期临近，这样的会议变得越来越频繁。现在，耿朋朋已经知道其他家属的早晚作息，知道他们父母的名字，也知道他们心底最深的恐惧。

逃到加州的那名女子加入通话时听起来十分疲惫——她那边才清晨5点。她声音颤抖地说，检察官正在威胁她的丈夫：如果不认罪，就判他十年。

“会不会是在诈他？”一位父亲插话说。

“我觉得我们得再问问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耿朋朋说。她常常发现自己扮演着调解者和安慰者的角色，过去教书时养成的习惯又冒了出来。“如果其他人的律师也能去，他们应该尽量问清楚，他们是不是在加大施压。”

“他们有时候就是故意往严重了说，”另一名通话者说。“也许本来只打算判你三年，却会跟你说要判11年。”

大家的话题转到法院可能什么时候重新安排庭审。这时，一直在隔壁房间玩平板电脑的约翰突然大声喊了起来。

“妈妈！这个怎么回事？”她没有回答，于是他又喊了一遍。“妈妈，这个怎么回事？”

她知道，约翰不喜欢她总是盯着手机。在北京时他很少闹脾气，但自从父亲被抓后，他变得易怒。他会在学校里和人打架，还会骂耿朋朋丑。耿朋朋有时也会反过来冲他大喊，或者打他屁股，事后又总是后悔。

耿朋朋把手机放在桌上，走了过去。“是没电了，”她说。

“妈妈，跟我来，”他说着，拉着她往楼梯那边走。

“你自己去吧，”她说，试着轻轻挣脱他。但他不肯放手，于是她跟着他去了。

几个月来，约翰每天晚上都会祈祷，希望能够回到北京。

耿朋朋每周会和其他教会成员的家属或高颖佳的律师通话数次。如今，她与人交往主要都靠手机。

几分钟后，她回到餐厅，看起来满脸疲惫。她取消静音，装出轻快的声音。

“现在说到哪儿了？”她问。

***

耿朋朋和高颖佳最初在锡安教会认识时，她觉得他个子太矮、太严肃，吃东西时声音太大。和她一样，他也有博士学位——他的专业是理论物理，但和她不同的是，他完全符合人们对科学家都是书呆子的刻板印象。可耿朋朋的母亲一直催她找个丈夫，而锡安教会里单身男人并不多。耿朋朋于是决定，把这段婚姻当作自己为基督作出的牺牲。

成为牧师妻子后，耿朋朋一直不太适应这个新的身份。她感到自己得处处表现得像个好人，可她并不喜欢教会里的某些人，而且她会对高颖佳发脾气，也还是会和父母争吵。

反倒是高颖佳告诉她，不必担心，她只需要做自己，上帝会照顾他们。起初，他这种处变不惊的性格简直让她抓狂。但时间久了，这成了她爱他的原因之一。

如今他不在身边了，她发现自己又开始努力迎合别人对她的期待。她总是在安慰其他被关押教友的家属；累到撑不住的时候，就会把情绪发泄在约翰身上。高颖佳似乎早就知道她会这样。在少数几封成功寄到她手里的信中，他有劝她不要再强装笑脸。他在5月2日的信中写道：“你总是报喜不报忧，其实反而让我有一点难过，因为你最难熬的时候，我没办法陪在你身边。”

6月18日，她尤其深切地感受到了他的缺席。那天，法院原定裁决是继续审理针对锡安教会的案件还是予以撤销。耿朋朋当时很乐观，考虑订机票回国，这样就能在高颖佳获释时去迎接他。但朋友们劝她再等等。

裁决当天上午，律师打来电话。一些教会成员已获保释，但高颖佳没有。事实上，法院还追加了指控，把锡安教会募集的奉献定性为欺诈。

耿朋朋崩溃了。朋友们涌到她家安慰她，但她只感到烦躁。为什么他们没有给她更多支持？其实，为什么他们不走开——他们怎么可能了解她的感受？耿朋朋想，如果她回中国，高颖佳放弃牧职，他们各自找个新工作，只然后只在暗中祷告，那会怎么样呢？

***

她现在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是等待——等待律师的消息，等待丈夫的来信，等待某种关于余生会是什么样子的明确答案。但每天也有太多事情要处理。正因如此，在包完饺子后的那个周一清晨，耿朋朋把睡眼惺忪的约翰从床上推醒，因为这是她第一天上班。

耿朋朋曾犹豫要不要接受一份全职工作，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没花足够时间陪他。但她需要钱和签证。而且这份工作是在一所基督教学校教书，所以约翰可以免费上学。

耿朋朋开着她最近买的一辆二手丰田凯美瑞，缓慢地穿行在早晨的车流中。车程40分钟，她仍然是个紧张的司机，沿着两旁种满热带花卉和香蕉树的街道行驶。

约翰陪着耿朋朋去新工作上班的第一天。

耿朋朋开始上泰拳课来增强体力。不过，她答应约翰不会参加比赛，因为约翰担心，万一她受伤了，就没人照顾他了。

“你今天想听什么歌？”她问约翰。

“我不想听歌，”他嘟囔着，眼睛还闭着。

“那就听我喜欢的歌吧，”她说，放了一首中文敬拜歌曲。“系好安全带。”

“我没力气，”他说。

最近，耿朋朋总是在听一首歌：《细数恩典》。在她丈夫未能获保释的第二天早上，她醒来时脑海里就回响着这首歌。它像是一个征兆，提醒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有更高的目的。

每个险些跌倒路过的试炼

每个未曾在意到来的今天

每个平安无事忽略的瞬间

看似理所当然其实是恩典

所以她也努力给自己更多恩典。她减少了与其他家庭的聚会，这样就能带约翰去踢足球。她去上泰拳课增强体力。（不过她在给高颖佳的信里提到，她的腹肌仍然没有显露。）她请姐姐从中国来帮忙照顾约翰。

她还不断祷告。她的处境颇具讽刺意味：如今，当身为牧师妻子的重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沉重时，她终于做到了高颖佳一直建议她做的事——放手，信靠上帝。

耿朋朋一边开车一边轻声唱着。她决定把歌词写进下一封给高颖佳的信里。

***

耿朋朋熬过了第一天上班，但她还不能休息。吃完姐姐准备的蒸馒头做晚餐后，耿朋朋召集了一次家庭会议——这是在北京时的传统，在离开中国的那段混乱时期一度中断了。她把姐姐、姐姐的两个孩子和约翰召集到桌旁，点上一支蜡烛，唱一首赞美诗，朗读《圣经》。

至少，计划是这样的。当耿朋朋用YouTube播放赞美诗时，约翰从座位上扭下来，吹灭了蜡烛。当她朗读《诗篇》第29篇时，他站在椅子上，一只脚撑在桌面上，摆出超人的姿势。

“你觉得耶和华太厉害了。所以你才站起来，对吧？”耿朋朋说。“能不能请你坐下？”

他没动，她的语气变得更坚定：“你要把桌子弄坏了。坐到椅子上。”

她让他做祷告。他一边咯咯笑，一边照做了。

“感谢耶稣感谢爸爸快回家感谢妈妈，”他一口气脱口而出。“阿们！”

最近，约翰在泰国交到了第一个朋友，是他幼儿园里的另一个男孩。

礼拜结束后，耿朋朋和约翰与家人一起吃午饭。

第二天早上，耿朋朋早早起床给高颖佳写信。总有太多事情要分享。比如约翰交了一个朋友，不再祷告求回北京了。比如她又对儿子发了脾气，而他咬自己的手臂，咬到皮肤破了。比如有阿姨和表亲在身边，他明显更开心了。

但这时约翰醒了，喊她过去。

然后就到了该出门的时候。

“抱歉，我快迟到了。我现在得去上班。约翰刚才想让我陪他，所以我没能写完，”她写道。“永远爱你。”

一对湾区夫妇被控枪杀跨性别女婿

Tue, 29 Sep 2026 05:37:03 +0000

SOUMYA KARLAMANGLA, AMY QIN

2026年9月29日

40岁的乔纳森·麦金西周六被发现死于一个停车场，身中数枪。停车场位于加州都柏林的都柏林体育场，这是一座体育综合设施和游乐场。 via LinkedIn

当地警方称，一对湾区夫妇被指控于周六下午在郊区一个体育公园枪杀他们的女婿。

据都柏林警察局称，这名男子是40岁的乔纳森·麦金西，下午3点左右被发现死于都柏林体育场的停车场，身中数枪。该体育场是加州都柏林的一个体育综合设施和游乐场，位于旧金山市中心以东约35英里（约合55公里）处。

据纽约时报公司发言人称，麦金西是公司游戏部门工程总监。根据他的领英个人资料，2023年加入时报之前，他曾在Splunk、Coursera和Oracle等几家科技公司工作。

警方称，当局已就该枪击案逮捕了年龄皆为76岁的张守勇（音）和陈诗丽（音）。他们是一对居住在都柏林的夫妻，是麦金西妻子的父母。

警方没有说明枪击动机，但记录显示麦金西与妻子婚姻破裂，两人已分居。去年，两人都在阿拉米达县申请了对对方的家庭暴力限制令。麦金西去年还对两项轻罪儿童虐待指控表示不认罪。

根据麦金西2025年12月提交的限制令申请，他是一名跨性别男性，指控妻子坎迪斯·张和岳父母因他的这一身份而虐待他。他说，岳母在他的一个儿子试穿裙子后，称他和儿子是“变态”和“怪物”；他还指控岳父在2010年他双乳切除术恢复期间拳打他的胸部。

坎迪斯·张在2025年10月的申请中说，麦金西在一次争吵中抓住她的前臂，令她撞到桌角，导致背部椎骨骨折。她还指控麦金西对她的母亲进行情感虐待。

周一，本报试图联系张女士及其律师未果。

都柏林居民阿萨德·拉扎维说，周六下午3点左右，他在杂货店外自己的车旁，听到街对面体育公园传来像是五六声枪响。他看到一名男子在停车场倒地，另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平静地离开现场。《旧金山纪事报》最先报道了拉扎维的陈述。

当地警方称，大约同一时间，一名都柏林警局警佐开车经过公园，看到一名男子躺在地上，便停车调查。在接到公园内人们关于枪击的911报警后，急救人员开始抵达。

目击者指引警员找到站在附近的两人，警方确认他们是张先生和陈女士。他们因涉嫌谋杀被关押，不得保释，警探正在继续调查。他们还因涉嫌故意开枪并严重疏忽、共谋，以及可能造成严重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儿童危害而被关押。目前不清楚最后一项收押指控涉及的儿童是谁。

他们定于周三被提审。目前不清楚张先生和陈女士是否有法律代表。

都柏林警察局的一份报告指出，一名警员于2025年10月17日见了张女士，她说丈夫“用手掌打了他们六岁孩子的脸”。当警员前往住所联系麦金西时，发现一名两岁儿童被留在楼上卧室，无人监管。警员称，麦金西让孩子独自待了一个多小时，自己去购物。

鉴于这些本身无关联的事件，麦金西后来在阿拉米达县高等法院被指控两项轻罪儿童虐待。他在对两项指控均不认罪后获释，条件是完成12节育儿课程。审前听证会原定于下个月举行。

12月，麦金西提交了自己对妻子的临时限制令申请，理由是多年的家庭暴力。根据他的申请，妻子最近获得了孩子的完全监护权，他担心他们的安全。同月，他申请离婚。

麦金西说，在10月这对夫妇的两岁儿子被发现独自一人的事件中，他是被陷害的。他说张女士在工作日负责孩子，她离开前没有告诉他孩子正在楼上婴儿床里睡觉。“她故意这样做，来陷害我，”他写道。

在申请中，他指控妻子经常虐待孩子，并且没有给他们适当洗澡和喂食的照护。

“当我对此提出抗议时，她威胁要伤害我，或者说她会报警并告诉他们，我在伤害我们的孩子，”他在申请中说。

他说张女士曾用煎锅打他的头，并强迫他吞下一只蟑螂。他还指控她有一次用镜子打他的头，当他试图从她手中夺走镜子时，镜子碎裂，切断了他手部的一条肌腱和神经，需要手术，并导致他拇指感觉永久性丧失。

中国真的在窃取美国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吗？

Tue, 29 Sep 2026 03:07:03 +0000

CADE METZ

2026年9月29日

近两年来，Anthropic、OpenAI及谷歌等公司频繁指责中国企业不公平地挪用其人工智能技术。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访问华盛顿并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晤，这一指控已成为双方会谈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外界对AI潜在风险的担忧日益加剧之际，两国领导人预计将就该技术的快速崛起展开讨论；与此同时，众多美国官员、科技高管及普通民众纷纷呼吁放慢发展步伐。虽然Anthropic和OpenAI等美国企业在AI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但以智谱和月之暗面为代表的中国初创企业同样紧追不舍。

双方会谈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是硅谷反复提及的指控——即中国公司正利用一种叫做“蒸馏”的技术挪用美国领先的AI技术。

许多专家指出，Anthropic与OpenAI等公司的上述说法有夸大之嫌。销售中国技术接口服务的美国公司Baseten模型训练负责人查尔斯·奥尼尔表示：“‘中国技术的全部能力均源自Anthropic模型’这种说法远非人们所传的那样属实。”

本文意在解释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技术流程是如何成为一个地缘政治问题的。

什么是蒸馏？

蒸馏技术最早开发于2010年代初，是AI研究人员用于构建更高效技术的一种手段。通过该技术，研究人员可以从成熟系统中提取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构建出能够在更低成本硬件上运行的新系统。

曾参与开发该技术的谷歌前研究员杰弗里·辛顿此前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解释道：“可以把其中一个模型看作老师，另一个看作学生。”

如今各家企业依然在沿用这种蒸馏手段。但近年来，该技术也演变成了企业从他人构建的技术中收集数据的一种途径。

简而言之，意图蒸馏竞争对手系统的外部公司会在对方的服务（如Anthropic的Claude或OpenAI的GPT）上注册大量账户，随后将这些系统指定用于特定的任务，例如计算机编程或数学运算。

蒸馏方随后即可利用这些成熟AI系统生成的信息辅助训练自身的全新系统。

蒸馏是否违法？

部分法律学者指出，蒸馏行为可能违反《保护商业秘密法》，企业可以依据该法就商业秘密盗窃行为提起诉讼。不过，美国法院尚未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裁决。

版权法并不一定适用于此类情况，因为蒸馏旨在复制系统的总体行为逻辑，而非逐字逐句地抄袭其文本。

Anthropic和OpenAI的批评者指出，这两家公司自身也有类似行为。

Anthropic被指控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互联网数据训练其系统，目前正面临多起诉讼。去年，在法官认定其非法下载并存储了数百万本受版权保护的书籍后，公司在一项里程碑式的法律和解协议中同意向一组作者及出版商支付15亿美元赔偿。该和解金额创下了美国版权诉讼史上的最高赔偿纪录。

OpenAI及其他公司亦面临类似诉讼，其中包括《纽约时报》于2023年发起的诉讼。该诉讼指控OpenAI及其合作伙伴微软使用《纽约时报》发表的数百万篇文章训练聊天机器人，而这些机器人如今正作为信息来源与新闻媒体展开竞争。OpenAI和微软对相关指控予以否认。

中国公司是否真的在挪用美国系统？

中国企业极有可能蒸馏了美国的专有系统，但它们具体的操作细节尚不得而知。

在中国初创企业DeepSeek去年通过发布一款兼具高效与强悍性能的系统震动美国研究员与投资者后，OpenAI曾公开指责该公司蒸馏其技术。

随着中国系统的性能在过去九个月中持续提升，Anthropic也提出了类似的指控。今年6月，Anthropic致信参议员蒂姆·斯科特与伊丽莎白·沃伦，指责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蒸馏其技术。

对此，相关中国企业尚未作出公开回应。

仅凭蒸馏是否足以解释中国大模型何以保持竞争力？

答案是否定的。当企业对专有系统进行蒸馏时，它们所能获取的仅限于系统生成的数据（如词语、字符等输出内容），而无法像对待开源技术那样，接触到系统底层的源代码。

利用Anthropic的Claude Fable等专有系统的输出内容，中国企业确实可以加速自身技术的开发进程，但这些输出仅仅是整个技术图景的一部分。

追踪最新AI研究的硅谷初创公司alphaXiv联合创始人里汉·阿赫迈德指出：“你在内部蒸馏自家模型时能用到的底层要素，通过这种外部方式是根本无法获取的。”

在利用这些输出内容之前，中国企业必须首先自主构建出一个本身就具备相当实力的系统。随后，企业虽可通过蒸馏在关键维度打磨模型，但这依然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资金、算力以及人才。

Anthropic与OpenAI能否阻止其他公司实施蒸馏？

它们可以采取手段遏制这种做法，且事实上也有过尝试。

一旦Anthropic或OpenAI怀疑有人在蒸馏其系统，可能会封禁违规者的账户。然而，新的违规账户很可能会接踵而至；而如果封锁过于频繁，两家公司最终可能会误伤合法用户。

另一位alphaXiv研究员利诺·勒万表示：“想要彻底杜绝蒸馏，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产能过剩背景下，中国汽车业走向并购重组时代

Tue, 29 Sep 2026 02:37:02 +0000

KEITH BRADSHER

2026年9月29日

去年，中国宁波吉利汽车极氪工厂装配线上的一组电池组。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周一，两家中国领先的电动汽车制造商表示，将合并旗下的电池充电子公司，这是中国汽车行业竞争异常激烈背景下行业整合的最新迹象。

此次交易将合并蔚来和浙江吉利控股集团的相关部门，蔚来还将收购吉利另一项独立业务10%的股份。就在两周前，另一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广州汽车集团宣布了与大型制造商中国一汽进行复杂结盟的计划。

去年，中国汽车行业的两大巨头东风汽车和长安汽车曾就合并进行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

中国汽车行业存在巨大的产能过剩：其拥有的汽车工厂不仅足以生产在中国销售的所有汽车，甚至还能覆盖美国和欧洲的全部产量。但自2017年以来，由于房价暴跌压抑了中国消费者的支出，其国内汽车市场一直在萎缩。

“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实在太多了——并购重组将成为未来的趋势，”中国郑州黄河科技学院客座教授张翔说。

今年前八个月，中国汽车销量较2025年同期萎缩了20.8%。汽车制造商试图通过加大汽车出口来弥补这一缺口。中国今年的汽车出口量预计将达到至少1000万辆，远高于2020年的100万辆。

欧盟对欧洲汽车行业的快速衰退感到担忧，一直在考虑是否对中国的汽车出口实施进一步限制。大众汽车在与中国进口汽车的竞争中举步维艰，最近宣布计划再裁员5万名员工。欧洲高级官员定于下周抵达北京，进行贸易谈判。

尽管出口激增，中国汽车工厂的产能利用率仍仅略高于一半。低于生产成本的降价导致汽车行业普遍亏损，并延迟了向供应商的付款。

即便出口激增，中国普通汽车工厂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仍然仅略高于一半。汽车制造商进而将售价降至造车成本以下，导致汽车制造商普遍亏损，并延迟了向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付款。

在周一的交易中，吉利同意将其换电业务并入蔚来规模更大的换电业务中，并支付6.4亿元，以换取合并后业务30%的股份，合并后的业务计划到2030年建成1万座换电站。蔚来还将获得吉利庞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站业务10%的股份，该部门预计到明年年底将拥有2.2万个充电站。

此外，两家公司表示将协调各自汽车在换电和充电方面的设计。

全球咨询公司艾睿铂亚洲汽车业务负责人戴加辉(Stephen Dyer)表示，十多年来，许多中国汽车制造商一直在探讨协调换电设计的事宜。

吉利和蔚来在今年上半年共售出了130万辆纯电动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两家公司达成的这项协议代表着向电池制造标准化迈进了一步。

“围绕换电标准来设计车辆，对设计的干预程度确实很高，”戴加辉说。

换电是指司机把车停在路边的设施旁，由自动更换舱将耗尽的电池更换为充满电的电池，整个过程需要三四分钟。而即使使用非常快的充电桩，将电池充到80%电量所需的时间也是换电的两倍。但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换电的普及程度仍然远不及插电式充电桩，许多汽车分析师也质疑，换电究竟能否迎头赶上。

2021年，上海的一处蔚来电池换电站。

今年迄今为止，行业领军企业比亚迪在中国的国内零售销量下降了34%，而吉利的销量降幅仅为其一半。因此，吉利今年在中国市场几乎赶上了比亚迪。

广汽集团在9月15日的一份股市文件中披露，计划向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持有的中国一汽配售股份。作为交换，广汽集团将获得一汽集团与丰田长期合资企业的一部分股权。此项交易将使一汽集团成为广汽集团的第二大股东，仅次于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汽集团自身也有一家与丰田的合资企业，与中国一汽同这家日本巨头的合资企业存在竞争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要求外国汽车制造商必须与中国企业结成合作伙伴才能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汽车制造商从这些合作关系中获益良多。

作为应对中国出口产品涌入的部分举措，欧盟一直在考虑是否要求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成立合资企业。中国商务部在今年3月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强烈反对欧盟强加合资要求、技术共享强制令及类似规定，称其为“严重的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