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一把售价89.9元的网红溜溜凳，牵出了直播带货品控把关和检测报告的真实性的双重问题。

图为消费者投诉视频图源：社交媒体截图

近期，有消费者发布拆解视频，曝光在交个朋友直播间购买的万向轮溜溜凳，内部填充了发霉木板、废旧海绵等来路不明的废弃材料。

图为交个朋友与东方甄选相关声明图源：社交媒体截图

“交个朋友”直播间于9月25日道歉并下架相关商品，并承诺“做退款不退货处理”，东方甄选沉默多日后，在9月30日声明“进行全面退款不退货处理，退款金额为货价的二倍”。

图为华谊检测官方声明图源：华谊检测

期间，涉事商家晒出一份落款为“上海华谊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检测报告，用来自证产品合规，但这份被商家视作凭据的报告，遭到上海华谊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全盘否认，其报告编号、公章乃至配套的查询网站，均被华谊检测声明为伪造。

头部直播间承诺赔付，可这份真假难辨的检测报告，又该如何解释？

01

网红溜溜凳的爆红与翻车

图为东方甄选直播回放图源：社交媒体截图

据东方甄选直播回放显示，在带货溜溜凳时，直播间里宣称这款凳子可坐可骑可滑可溜，配备360度万向静音轮，免安装开箱即用。

“溜溜凳”89.9元的定价卡在冲动消费的心理区间，万向轮静音设计适配带娃、拆快递、换鞋等多个居家场景，被包装成客厅里的“舒适小天地”，在交个朋友、东方甄选等头部直播间的轮番推广下，成了2026年家居类网红单品。

图为罗永浩社交媒体发言图源：社交媒体截图

交个朋友自述旗下六个直播间都销售过这款产品，总销售额两三百万元。罗永浩还在微博公开点名，俞敏洪创办的东方甄选卖出的金额将近一千万元，是该产品出货量最大的代理销售商。

9月25日，交个朋友发布声明，承认问题属实，宣布全面下架产品，终止与品牌合作，启动退款不退货的先行赔付，同时将涉事商家永久拉黑并依法追责。

此后三天罗永浩连续发文，承认自家团队疏忽，同时点名东方甄选没有认错道歉，也没有启动全量退款。

同期也有多名消费者晒出同款产品的拆解图，称在东方甄选直播间购买的凳子虽然外表干净，内部同样是发霉发黑的木板、碎木条和劣质海绵。

图为东方甄选视频下架情况图源：飞瓜数据

据飞瓜数据显示，东方甄选的主账号已经删除了至少13条相关推广视频。

删除视频没能平息争议。9月30日，沉默多日的东方甄选发布声明，称收到反馈后第一时间展开核查，要求商家再次送检的同时，也独立安排了产品送检。

东方甄选还表示，考虑到检测周期较长，为保障消费者权益，平台决定对所有购买该产品的用户退款不退货，退款金额为货价的两倍，并就此事致歉。

就在东方甄选回应的两天前，涉事店铺假日童年云栖家具专卖店发布公开声明，晒出一份第三方检测报告，称产品符合相关标准，同时表示会承担退货退款的相关责任。

图为涉事订单与店铺图源：社交媒体截图

公开信息显示，涉事产品对应实际销售方，包括假日童年云栖家具专卖店、假日童年家居馆等多家店铺。

图源：企查查

凤凰网财经《公司研究院》查询工商资料发现，出具这份检测报告的委托方泰迪熊品牌管理（福建）有限公司，与“假日童年云栖家具专卖店”抖音店铺认证主体厦门云栖家具有限公司，两家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均是黄艺桑。

恰恰是商家这份用来自证清白的报告，把事件拖进了检测报告疑似造假的风波中。

02

仿冒网站错写拼音，无备案暗藏猫腻

商家用来自证的这份报告，编号为SHHY2611078010。

公开信息显示，报告由泰迪熊品牌管理福建有限公司委托上海华谊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检测依据为QB/T2280-2016标准，项目涵盖外观、理化性能、力学性能和甲醛释放量，最终结论为所检项目全部符合要求。

图为溜溜凳商家检测报告跳转的网站图源：涉事网站截图

报告上盖有华谊检测的公章，扫码后可跳转至一个标注为华谊检测的网站，输入编号就能查到完整报告。

但这份看似完备的报告，很快被检测机构全盘否认。

9月29日，有媒体致电华谊检测，对方回应这份报告不是该公司出具，属于假冒，已经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公安机关报案。

图为华谊检测微信公众号声明图源：华谊检测

9月30日，华谊检测连发两份声明，最新一份明确表示，公司不具备对应标准项下的CNAS和CMA检测资质，也从未接受过泰迪熊公司的委托。

报告上的标识、公章、网址均系伪造，编号、人员信息、模板和地址也都与真实情况不符，属于虚假文件。目前公司已经固定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报案。

图为华谊检测微信公众号声明图源：华谊检测

凤凰网财经《公司研究院》发现，华谊检测早在2024年就曾发布声明，表示公司没有任何官方网站，市面上标注为华谊检测官网的均为伪造。

该网站域名也露出了明显破绽。“检测”的正确拼音为jiance，而涉事网站域名为huayijianche.top，将“ce”错写为“che”。网站底部未标注任何工信部ICP备案信息，点击多数功能按钮也无法正常跳转。

图为网页前端代码图源：网站截图

凤凰网财经《公司研究院》解析该网站的前端代码时，发现了一个标注为“公司电话”的手机号码，联系后，对方表示十分诧异，称并不知道自己的联系方式被挂在了这个网站上。

号主表示，自己并非上海华谊检测的工作人员，而是和多家检测公司合作的渠道商。对于能否指定华谊检测出具报告，对方表示“指定可能不行”，但表示可以安排其他具备正规资质的机构检测，“资质都是国家颁发的证书，电商平台都认可。”

更值得注意的是，该网站的查询系统并非只对应这一份报告。凤凰网《风暴眼》通过修改报告编号末尾两位数字后，还能检索到其他商家近期通过同一渠道出具的检测报告。

这意味着这可能不是一起孤立的伪造事件，而是一条批量生成合格报告的灰色产业链。

对于检测机构的说法，委托方泰迪熊公司并不认可。相关人士对媒体表示，公司确实委托了华谊检测的工作人员做检测，也支付了费用，手里有转账记录和收据，报告上也有公章。

泰迪熊公司方面同时质疑华谊检测是在舆情发酵后才改口，并称二手回收木材表面有斑点黑印属于正常情况，不存在发霉和异味问题。

事件的疑点还不止于此。即便这份报告属实，其检测项目大多集中在外观和使用性能，真正涉及原料本身安全的仅有甲醛释放量一项。

而检测报告造假，在行业内早已不是新鲜事。

2026年8月就有媒体调查发现，部分家具检测报告可以花钱直接出具，无需实际检测，甚至有正规资质的机构也存在伪造数据的情况。

今年6月深圳一家检测公司就因“不检直出”虚假报告被通报，更早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案例中，有公司出具上百份虚假报告，最终被撤销资质。

冒用机构名义伪造报告、无需送样直接购买报告，是检测行业长期存在的灰色地带，也成为部分劣质产品流入市场的通行证。对普通消费者而言，索要商品检测报告时，可以同时要求商家提供送样记录、委托协议以及正规发票，依靠多份材料交叉核验真伪。

回到溜溜凳事件本身，报告是谁伪造的，转账的钱最终流向了哪里，目前都没有答案。

当本该为产品安全背书的检测报告，本身都成了真假难辨的罗生门，消费者拿到手里的合格二字，分量早已打了折扣。

一张写着合格的报告，各执一词的机构与商家，两个被卷入的头部直播间，这场直播带货的品控事件带来的连锁反应，或许才刚刚开始。

参考资料：

《问题“溜溜凳”追踪，检测机构称商家出示的报告是假的，已报警；委托方：是真的，有收据！记者实探：涉事企业注册地址未见公司踪迹》每日经济新闻

《免送检、改数据、配假官网：网购家具检测报告“不检直出”调查》新京报

2026年9月24日，在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中，中国队以2比3负于日本队，36年来首次无缘亚运会男团金牌，上一次失冠还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

在领银牌的领奖台上，几个中国选手根本笑不出来，都苦着个脸，很显然他们都知道这场失利意味着什么。

新华社

乒乓是中国的传统强势项目，网友都默认中国队能包揽所有大赛的金牌，几乎没有悬念，但如今这个结果告诉全世界，中国乒乓的统治力正在迅速下滑，夺冠不再是十拿九稳。

更糟糕的是，水平下滑的还不止乒乓这一个项目。

01意难平的亚运会

中国篮球在本届亚运上也遭遇了惨败，男/女五人制以及男/女三人制，总共四支国家队均未能打进决赛，豪取铜牌一块，引来全网批评。

新华社

男篮在9月18日对阵东道主日本的比赛中，以77：97大比分落败，之后的铜牌争夺战，又70：79不敌伊朗队。目前男篮在国际篮联的排名，已跌到全球第30位、亚太区第5位，创20年来的新低；女篮那边也不遑多让，已经从2023年的世界第2名下滑到世界第7，在亚运会对阵韩国队的比赛中，还留下了全场三分球13投0中的尴尬纪录。

olympics.com

要知道，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篮球曾一举包揽所有小项的全部4枚金牌，至少在亚洲是公认的强者，这才过了短短8年，球队就在亚运赛场全面失守，变成了四大皆空。

CCTV

再说羽毛球，男子团体赛项目，中国队在决赛中2-3不敌印尼队，痛失三连冠，屈居亚军，男单项目上，李诗沣和石宇奇两位被寄予厚望的选手早早出局，要知道，他们俩分别是上届亚运的冠亚军，这是国羽男单在亚运会历史上首度无缘八强，创造了自1974年以来的最差战绩。

新华社

如果往前算，在林丹、谌龙的巅峰时期，别说亚运了，哪怕在奥运这个世界级赛场上都可以横扫对手，从北京到伦敦到里约，男单都是稳稳夺冠，虽然说大家对于羽毛球没有像乒乓那么高的要求，但眼看着退步还是很难受。

央视网

这还没完，作为传统强势项目的体操，此次亚运也是险象环生，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中国小将柯沁沁出现掉木的严重失误，在平衡木上仅得到13.700分，遗憾落败于日本选手，中国队在女子全能项目上的13连冠就此终结，也是中国队自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首次丢失这块金牌。女子团体赛同样惊险，两度出现大失误，好在其余环节发挥正常，最后以1.1分的微弱优势险胜日本。

北京日报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堆，女足以前也算亚洲强者了，亚洲杯9次夺冠，几届亚运会都是前三的水平，如今“铿锵玫瑰”踢个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弱旅都费劲，在小组赛1-1战平，淘汰赛面对越南队时也是进攻无力，直到加时赛第109分钟才成功进球，以1-0的比分艰难晋级四强。在昨天对面朝鲜的半决赛当中，被全场压制0-2落败，未能进入决赛。

新华社

再说排球，女排这次亚运会表现倒不错，一路大优势赢到决赛，又横扫了日本队拿下金牌。但22天前，同样的阵容在亚洲锦标赛决赛中以2-3不敌泰国，不仅未能夺得洲际冠军，也错失了2028年奥运会的直通车资格，让大家都捏了一把汗，而且中国女排的排名曾经稳定在全球前3，如今已经下滑到世界第7。

如果说女排只是状态波动，那男排真就叫“一溃千里”了，十年前还排在世界第19位，现在直接干到34名去了……在2026年的世界男排联赛分站赛中，中国队竟然打出了1胜11负的究极逆天战绩，在18支参赛球队中总成绩排名垫底，直接反向创造历史。

在单一项目出现成绩滑坡的时候，大家往往会觉得是某个选手能力不太行，或者是某位掌门人管理差劲，要么就怪规则改动、怪场地不行、怪饭圈压力太大……

但这么多项目集体表现不佳，显然要从更深的层次找原因了。

02举国体制的退潮

很多媒体或者博主，都将成绩滑坡问题归咎于人才储备不足，队伍里青黄不接，老选手顶不住了，新选手又太嫩。

本届亚运会的中国代表团中，有548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占比达到了67%，考虑到上次杭州亚运会延期到2023年举办，你可以说将近2/3都是最近三年内崭露头角的新人，而整个代表团平均年龄只有24岁，"05后"选手占了将近1/3，确实非常年轻。

新华社

但凡事要讲个对比，2014年仁川亚运，首次参赛的选手比例就有68%，2018年雅加达亚运，占比更是高达74.6%，所以，亚运派新人去实战练兵是中国队的传统，并非只有今年这一次。年轻真不是问题，年轻人扛不起大旗才是问题。

人民日报

这反映的恰恰就是，我国体育领域过去所依赖的“举国体制”，在今天已经走不太通了，影响了选手池的深度和广度。

这套体制是为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多拿金牌而生的，其核心在于，由国家扮演主导者的角色，训练基地建设、运动员选拔、教练员薪资和日常开支等费用，主要由国家和地方财政负担，运动员退役后由国家安排去处，与之对应的，运动员也被纳入了行政管理的范畴，很多事情要听指挥、服从组织安排。

为了找到好苗子，国家建立了三级筛选制度，区/县一级，通过举办运动会进行初步选拔，把有潜力的孩子吸纳进入基层体校进行“三集中”，也就是集中食宿、集中学习、集中训练，其中的成绩优秀者再进入省级体校，进一步集中训练，再通过全运会等赛事，发掘其中的强者送进国家队继续培养。

这条路子以前是很好使的，因为当年新生人口多、很多家庭条件又不好，进体校别的不说，至少吃得好吧？在当年，搞体育是一条改变命运的现实出路，只要出了成绩，至少退役后有个国家分配的岗位，能保衣食无忧，要是拿到奥运金牌，没准还能当领导，所以很多家长们都愿意送孩子进去。

但如今情况不一样了，出生的小孩变少了，大家又普遍是独生子家庭，家长在这种关乎孩子一生的决定上会慎之又慎，反复权衡利弊。体校天天都要训练，本来就很辛苦，而且成材率极低、伤残风险高、黄金年龄短，整个青春期全部都花在训练和比赛上，文化成绩一团糟，出来之后干不了别的岗位。而且现在经济条件变好了，国家安排的退役去处可能也就管个温饱，没啥吸引力，国家给的安置费、补偿金，在大城市连套房都买不起，同样没吸引力。

前有拿过40余个举重全国冠军、20余个亚洲冠军的才力，退役后去当了体院门卫，33岁就因为肥胖引发的呼吸衰竭去世。

后有拿过多次体操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的吴柳芳，退役后每个月3500块还进不了编制，为了挣钱去当跳舞主播，还要被同门的师妹们骂“擦边”。

哪怕你像刘翔这样做到运动员的天花板级别，在场上时拿了无数荣誉，还贡献了上亿的广告费分成给体育局，退役后也只能分个挂名的虚职，平均月薪7500，过了十多年时间，才想起要买断，让他自主择业。

这么多尴尬的案例，大家都看在眼里，看完让孩子少做点奥运梦，老老实实学文化去，读完大学坐在CBD干脑力活它不香吗？

其结果就是，由于缺乏生源、失去财政支持等原因，全国各级各类体校由过去巅峰时期的5000多所减少到现在的2100所，以湖南为例，全省110多个县市，仅有20多个县市还有体校。

也就是说，原有的人才筛选系统已经崩了，基层初级训练网迅速萎缩。

严格意义上说，专业体校减少的现象，在国家预料之中，替代方案也早早想好了，即“体教融合”。顾名思义，就是将体校逐步融入普通校园，成千上万所小学中学变成选拔基地，这样既能扩大筛选范围，又能促进广大中小学生多运动，对于立志投身体育的孩子，普通学校的文化课程也远比体校要好，将来他们退役或者在竞争中被淘汰，也不至于觉得自己肚子里啥墨水都没有。

初衷是好的，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非常尴尬。这个思路在基层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阻力，最大的就是应试教育本身，只要这个压力还在，文化成绩永远都是普通学校的第一以及唯一优先级，你的体育老师就要时不时被迫生病请假，你的班主任就要劝你把心思放在读书上。退一步说，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教不了专业项目，而体校出来的专业教练，又没有教师资格证，也很难考到编制，难以进校园。而且教育局和体育局原本就是两个系统，涉及到利益，往往互不相让，很难把学籍、比赛、成绩互认这些关节打通。

而且很多家长和学校让孩子走“体教融合”的路子，首要目的不是培养职业运动员或终身运动习惯，而是看中了体育特长在升学中的低分红利，一旦孩子通过这个途径进入名校，看到自己文凭有保障了，训练动力就会断崖式下跌，进入“混日子”状态，让大好的苗子半途而废。

最终结果就是，老的筛选机制崩了，新的系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长时间磨合。

这就导致体育人才池子变小了，看起来还是一代新人替旧人，还是亚运练兵的老传统，但实力已经完全不同。

03转型阵痛

除了“体教融合”之路道阻且长，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阵痛，也是部分项目成绩滑坡的重要原因。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举国体制下，有的项目可以夺金，但国足、男篮却达不到世界顶尖水平？因为这些是多人对抗运动，核心就是在持续的激烈比赛中提升自己，完成战术迭代，换句话说，就是要有高水平的职业联赛，在高度市场化的竞争机制里，让俱乐部自己完成人才培养和筛选。而举国体制，优势在于流水线式的集中训练和行政化严格管理，在一些项目上确实能快速出成绩，但到了足球篮球就成了“闭门造车”，其战术理念很容易与世界前沿脱节。

正因为如此，中国一开始就没有在足球篮球上押太多宝，而是集中力量搞“小巧女难少”这样容易拿奖牌的领域，也就是乒羽等“小球”；体操、跳水等技巧性项目；再加上在国际上的竞争格局更有优势的女子项目、对专项技术要求严格的高难度项目、单项参与人数少的项目。这些项目往往不太依赖高水平联赛，确定性高，投入产出比也很高。

也是因为如此，被举国体制战略性“放弃”的中国篮球和足球，早早就开始了市场化，对应的产物就是中超系统和CBA系统。

但是当国家撤销基层足球队、篮球队，把筛选人才的任务交给哈耶克的大手，结果却适得其反。青训是一项超长周期的长线投资，培养一个孩子从7岁到18岁，期间要淘汰掉绝大多数人，最终只有极少数能成为职业球员。大多数职业俱乐部缺乏长远眼光，只追求短期成绩或商业利益，他们不愿砸钱去开青训的盲盒，只想买现成的球员，要么就打着青训的名义挣富裕家庭的钱，而不是挖掘真正的好苗子，造成人才池断崖式下跌。

2002年打入世界杯的那批中国男足，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前八名的中国男篮“黄金一代”，恰恰是由老体校模式培养出来的最后一批“政策红利”结晶。

在他们之后，就是一片荒凉。1995年时，全国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数量约为65万人，此后随着市场化改革持续下降，2000年至2005年间降至18万人，在至暗时刻的2015年，足协备案的青少年球员仅有3.7万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最近这些年看到的国足闹剧，都是当年欠下的青训债。

好消息是，随着国家大力整治足球圈的黑赌假贪，以及青训体系的逐步重建，总算有了点触底反弹的迹象。这次亚运会，男足U23征召了诸多小将，又分到了“死亡之组”，很多人都不看好，但最后中国队以1胜2平的战绩，小组头名出线，随后3比0轻取泰国杀入四强，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中，又一度一球领先韩国队，差点把韩国人送去服兵役，创造了21世纪以来最好成绩。

足球已经看到了一点希望，但篮球还在挣扎，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半吊子市场化”。

在CBA中，球队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商业回报和门票票房，战术都向核心外援倾斜，CBA俱乐部还跟地方省市体育局是深度捆绑的，很多球员不仅是俱乐部的员工，还是省体育局编制内的运动员，甚至关系到退役后的分配。再加上青训有保护性签约，一个球员很难离开老东家，无法自由转会，其他俱乐部想买买不到，只能在自家后院里拼命砸高薪留住自己仅有的几个主力，造成合同溢价。水平一般的本土球员不用冒任何风险、不用去欧美高水平联赛对抗和吃苦，就能坐在家里稳稳拿走几百万的顶薪合同，他们自然没有了任何走出去和提升技术的动力，结果就是水平下降。

上观新闻

而中国乒羽的市场化阵痛，可能才刚刚开始。

过去乒羽延续统治力的核心法宝，是长周期、高强度的封闭集中训练，在奥运会或世锦赛前，国乒会闭关数十天，针对主要对手进行极致的录像分析、技术拆解，再加上魔鬼级的强化练习，这恰恰是举国体制拿手的。但近些年国际乒联和世界羽联开始推“市场化、职业化”，去搞什么WTT和超级巡回赛，其核心逻辑是“赛事高频化、积分强制化”，想逼着选手一起把蛋糕做大，然后提升项目的热度和商业价值。

中国选手在一站又一站的比赛中搞得身心俱疲，集训时间越来越短，节奏被打乱，外国选手则在频繁的全球商业联赛交手中，逐渐熟悉并且适应了中国队的球路，找到了破解之法。

这破解之法可能还是自己人教的，因为搞市场化职业化，大量中国二线主力、高水平陪练以及退役教练在国际商业市场上被外协俱乐部高薪雇佣，甚至有一线球员远走他乡，典型例子就是樊振东转战德甲。这种高度自由的人才流动，让很多中国独门秘技对全球公开，对手的训练方法、战术思路也迅速与中国并轨。再加上中国自己的人才筛选系统萎缩，实力差距被迅速缩小了。

改革，从长远来看肯定是好的。体教融合，也能真正让更多人投入体育、爱上运动，把庞大的爱好者基数转化为后备人才池，也让运动员不再是偏科的人才，将来有更多出路。而市场化职业化带来的“自我造血功能”，让运动员的奖金、队伍的差旅、后勤的科研能够通过成熟的商业市场来买单，一个体育项目就不再是国家的财政负担，其生命将变得更加稳固和长久。

但这件事不是按个开关就能切换的，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

现实地看，在此之前，我们可能都要持续忍受转型的阵痛，忍受成绩的波动。

“先交钱、后过户、再拖延”的汽车销售骗局，为何屡试不爽？

9月底，“0公里二手车”再次成为舆论焦点。由李哲实际控制的秦皇岛中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下称“中巅汽车”）和秦皇岛名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名天汽车”）两家汽贸公司卷入争议漩涡。多名车主认为，两家公司的流通链上下游多方被卷入“0公里二手车”连环骗局，他们最终或将面临“钱车两空”的困局。

这类骗局之前就曾闪现市场。

平行进口车市场有过“一车多押”，二手车市场也频现“抵押车”纠纷。外壳在换，内核没变，都是以低价为饵，让消费者最终卡在过户环节，把同一台车在不同主体之间反复变现。

这次骗局也有新特点，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获客方式，中巅汽车、名天汽车通过短视频平台，用“0公里准新车”“比4S店便宜2万”的话术触达购车人。二是资金结构，两家公司搭起“背债人、金融机构、全款购车人”的三角链条，在“一车二卖”之上叠加车贷套取和补贴套利。

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发现，两家公司一边招募背债人以“以旧换新”名义办理银行车贷套取贷款，一边将同一台车全款卖给消费者。

从商业模式上看，两家公司或许并不依靠卖车盈利，却同时获得了名义车主从金融机构贷出的贷款以及购车人支付的一笔全款。

而两家公司则用新客户流入的资金去维持“借新还旧”的资金腾挪。当新增客源减少、资金缺口无法覆盖，资金链便瞬间断裂，背债人（即名义车主）、全款从两家公司购车的车主、金融机构或将面临三输的局面。

多名受访者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中巅汽车所售车辆较市面新车要少2万元左右，销售车辆多在十几万元以内。“目前已经到公安部门报案并做完笔录，暂时没有公布最新进展。当初联系的销售已不回消息，我们也不知道中巅汽车老板现在的状况。”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车主说。

“现在有车不敢开，身边有同样情况的车主车已经被拖走，如今只想保住车。”一位受访车主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涉案车辆多在10万元上下，粗略估计受害者人数起码超过500人，涉案金额在5000万元至上亿元。而中巅汽车、名天汽车的注册资本仅为10万元。

这场骗局并非一蹴而就。

车主们从看到广告、支付全款到最终发现无法过户，中间经历了一条精心设计的链条。

全款买车面临“钱车两空”

中巅汽车、名天汽车吸引客户的方式，简单直接。

多名受害车主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相关企业汽车销售员长期活跃于快手、抖音、微信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通过发布短视频、直播引流、评论区互动等方式，向外投放两类看似普通车商的广告信息。一类打着“高价回收报废车”“报废车也能卖好价”的旗号，专门吸引名下有报废车辆、想处理旧车的人；另一类则以“低价购车”“便宜买新车”“0公里二手车”为卖点，吸引有购车需求的全款消费者。

两类广告看似针对不同人群，实则服务于同一套资金腾挪逻辑。而对于被“低价购车”吸引来的消费者来说，最具迷惑性的，正是销售人员对低价来源的解释。

多名车主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他们是看到中巅汽车、名天汽车销售人员发的广告语“不洗不刷就是批发”。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该公司“0公里二手车”等同于新车，不用刻意处理细节，价格又低相当于商家直接按批发价甩卖。

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多名车主均表示，中巅汽车、名天汽车此前发布的多个短视频，目前已被隐藏。

为何中巅汽车的车辆更便宜，中颠汽车销售人员向消费者给出的解释是：合作4S店为冲销量获得车商奖励，4S店和销售人员都不赚取提成。

表面来看，中巅汽车报出的销售价格确实更有优势。“我买的是比亚迪宋Pro，全款10.4万元，较4S店价格便宜2万左右。”家住秦皇岛的王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0公里二手车”比新车更有性价比。

时代周报记者获得的一份购车合同显示，买卖双方于2026年7月21日签订合同，购买车辆为比亚迪宋Pro 301超越，车辆注册日期为2026年6月26日。

中巅汽车以10.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购车人使用，中颠汽车应在2027年7月15日前办理过户手续。若逾期没有过户，中巅汽车需要支付违约金，超过30日购车人可要求立即过户或者解除合同并退还车款以及赔偿损失。

然而，随着约定过户时间临近，问题开始暴露。

车辆转让协议图源：受访者提供

另一名车主李明向时代周报记者披露，他于2025年在中巅汽车以28万元全款买下一辆奔驰E系列车。对方声称受国补限制，约定最晚一年后过户。购车前，李明已与中巅汽车确认车辆无抵押、无贷款，但如今发现车辆仍然有贷款。

如今受害车主的车辆都无法过户，还有可能遭遇“钱车两空”风险。王强说，身边遭遇相似情况的朋友，他们的车已被拖走，去向不明。

王强和李明只能把车入库封存。他们焦虑不已，不敢开车上路，担心车辆被拖走。

“一车两卖”

2024年3月，主管部门发布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车主报废符合条件的车辆后再换购新车，可以获得补贴。

同年8月，补贴标准上调，车主报废旧车并换购新能源汽车可获得2万元补贴，换购燃油车的补贴为1.5万元。2026年补贴标准与车价挂钩，但补贴金额仍然明显高于直接报废收益。

中巅汽车打着这一旗号，招募有报废车辆要处理的人员签订车贷合同，将之包装成“名义车主”，借此从银行套取车辆贷款。

相比直接报废车辆仅获得数千元，中巅汽车以公司有用车需求为由，说服名义车主办理贷款购车，再申请国家以旧换新补贴。中巅汽车与其签署协议约定，2万元补贴归车主，名义车主是车辆登记人，但中巅汽车负责偿还贷款并拥有汽车使用权。中巅汽车承诺，所购车辆用于租赁，该公司会在一年后提前结清车贷，并完成过户。

另一边，中巅汽车又把同一台车冠以“0公里二手车”之名，向真实购车人收取全款购车费。多名购车车主表示，中巅汽车要求购车用户必须全款支付，但车辆短期内不能过户。双方签署《车辆转让协议》，约定未来一年内完成过户，超期会赔偿违约金，车价低于市场价2万元左右。

随后，中巅汽车、名天汽车将同一辆车在银行端和购车端同时变现。通过名义车主背负债务，银行等金融机构放出一笔贷款，而购车人付出一笔全款。

也就是说，中巅汽车、名天汽车并不靠卖车盈利，而是用新客户流入的资金去偿还前期月供、支付销售提成，维持“借新还旧”的资金腾挪。

一旦新增客源减少、资金缺口无法覆盖，资金链便瞬间断裂，留下背负债务的名义车主没有车却要还款，全款购车人陷入钱车两空的尴尬局面，以及接受汽车抵押的金融机构则面临与名义车主追讨贷款、与全款购车人抢车的困局。

最糟糕的一幕还是来了。

近日，中巅汽贸、名天汽车向客户发出《告知函》，以书面形式自认：经营亏损持续扩大，资金链已经断裂，现金流枯竭，已无能力继续支付分期月供。公司决定自2026年9月21日起暂停支付月供，并不排除申请破产清算或重整。

两家公司还承认，原合同项下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及配合义务，均已难以按期履行。

资金链断裂，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巅汽贸、名天汽车发布的《告知函》图源：凤凰网财经

也有部分幸运车主，中巅汽车如约结清车辆贷款或完成车辆过户。更多的是受害者，他们被卡在“半路”，不得不面对银行讨债、车辆无法过户随时可能被收走的困局。

天眼查数据显示，中巅汽车成立于2024年1月，2025年4月、2026年5月又先后成立唐山和保定分公司。名天汽车成立于2025年11月，2026年8月刚刚成立唐山分公司。中巅汽车、名天汽车均由李哲控制。具体来看，李哲分别持股中巅汽车、名天汽车90%、100%。

骗局崩塌之后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类似骗局早有先例。

在北京花乡二手车市场经营二手车业务的张明对时代周报记者披露，“0公里二手车”骗局的套路通常是，以低于行情价的车源吸引客户，要求先付全款、后办过户，随后在过户环节反复拖延，最终失联。客户付了钱、拿到了车，却拿不到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绿本”，车辆实际无法完成合法过户。

张明进一步透露，这类车多为“问题车”，要么车况有问题，要么手续存在问题，比如抵押车。

另一名在长春经营二手车行的李海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无论新车还是二手车，当前价格已相对透明，明显低于行情价的车需要格外警惕；如果卖方不能立即配合过户，风险更高。

事实上，中巅汽车及实际控制人李哲、全款购车人、背债人以及金融机构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法律风险。

北京也迪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吴振华律师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中巅汽车及实际控制人李哲，可能同时涉嫌触及多个罪名。

吴振华认为，首先，若中巅汽车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涉嫌合同诈骗罪。其次，招募背债人签订车贷合同骗取金融机构贷款，可能构成贷款诈骗罪或骗取贷款罪。第三，以“以旧换新”补贴为幌子拖延过户，若实际存在虚构材料骗取国家补贴，可能构成诈骗罪，属“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况。第四，用新客户资金的“资金盘”模式，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若能证明其明知无法偿还仍夸大还款能力，则可能升级为集资诈骗罪。

对于全款购车人，吴振华表示，核心问题在于车辆登记在他人名下、背负银行贷款未结清，金融机构的抵押权具有追及效力，即使车辆转卖，抵押权仍可追及。购车人应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争取被害人身份参与追赃；同时可对汽贸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若车辆已被拖走，应及时报警。

相比于全款购车人，背债人的处境更为隐蔽，也更容易被忽视。

背债人也并非没有风险，吴振华指出，背债人的风险最容易被忽视，也最严重。刑事方面，如果明知公司利用其身份骗取贷款仍配合签字，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骗取贷款罪的共犯。司法实践中已有背债人获刑的案例。

吴振华还补充，金融机构虽是登记抵押权人，但实现抵押权面临多重障碍：一是，车辆由购车人实际占有，需诉讼才能执行；二是，购车人可能主张善意取得，导致抵押权落空；三是，背债人多为老年人或经济困难群体，还款能力极弱，贷款回收率堪忧。

（文中王强、李明、张明、李海均为化名。）

“南北丰田”整合后，广汽能否回到快车道上？

在9月14日首次披露交易意向的10个工作日后，“南北丰田”整合又迈出关键一步。

9月28日晚，广汽集团发布公告称，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5.75元/股。

此前，市场猜测广汽集团可能取得一汽丰田约25%的股权，从公告看，整合方案涉及的股权比例明显更高。这意味着，若交易完成，广汽集团将同时持有“南北丰田”各半数股权，一汽则通过持有广汽集团股份，与其建立更广泛的利益联系。

资本市场迅速作出反应。9月29日早盘，广汽集团A股复牌后“一字”涨停，盘中涨停板封单超过100万手。

在政策鼓励车企兼并重组、跨区域整合的背景下，这项交易为央企与地方汽车国企的合作提供了具体路径。按照一汽和广汽2025年的年销量计算，两家企业的销量规模已经超过500万辆，这一数字超越了比亚迪和上汽集团。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评论称，两大集团有望通过股权置换实现资本层面的深度绑定，在技术研发共担、产品平台共享、销售渠道互通、零部件通用化降本等方面，实现降本增效、互利共赢，尤其可为拥有“双合资”或“多合资”主体的外资品牌提供借鉴样本。

与此同时，双方面对的经营压力也不容忽视。一汽丰田仍在盈利，但2025年已出现增收不增利。广汽集团的处境更为紧迫，今年上半年归母净亏损44.67亿元，合资收益减弱，自主业务仍需持续投入。

这些问题，也是冯兴亚出任广汽集团董事长后一直面临的考验。此前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他坦言，做董事长的压力超出了想象。

过去两年，冯兴亚牵头推动流程和组织调整，试图让各部门围绕产品的市场表现承担责任。“以前是人人对自己的职能负责，但是没有人对产品的成功负责，没有人对结果负责。”他曾如此表示。

今年3月，冯兴亚提出，广汽集团产销要重回200万辆。今年前8个月，广汽集团累计销量101.26万辆，同比增长0.21%，距离全年200万辆的目标仍有差距。

在新的股本结构下，广汽集团能否回到快车道？

困局

据财新报道，一汽集团和广汽集团重组事项酝酿近两年。此前，该事项遭遇较大阻力，没有继续推进。如今，随着行业竞争形势变化，双方合作终于有了新契机。

根据9月14日广汽首次披露的交易意向，若交易落地，一汽股份将成为广汽集团第二大股东，广州市国资委仍是广汽集团的实际控制人。财报显示，目前广汽集团第一大股东为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4.02%；第二大股东为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股27.56%。

从业务层面看，双方的合作有较强的互补性。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李颜伟认为，一汽在制造、供应链管理、政府和大客户市场方面基础深厚，但在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新能源品牌、纯电产品规模和互联网化运营方面，始终没有形成与其集团体量相匹配的成果。而广汽集团的纯电研发制造体系、华南供应链与市场基础，在电池、超充、智能驾驶、新能源平台等方面的技术积累，以及更接近消费型新能源企业的产品开发经验，都可以为双方合作提供基础。

广汽集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布局较早，已有一定规模。今年1~8月，广汽集团新能源车累计销量达36.82万辆，同比增长63.06%。同期，一汽集团（不含零跑汽车）新能源车销量约为18万辆。海外市场也是广汽集团近期发展的重点领域。今年1~8月，广汽集团累计出口17.2万辆，同比增长136%。

而对广汽集团而言，李颜伟认为牵手一汽可以将其纳入更高层级的国有资本协调体系，使跨地区产能配置、重大技术投资、供应链议价和海外项目协同具备更强的组织条件。

预案披露的未经审计数据显示，一汽丰田2025年净利润为42.34亿元，今年上半年为10.09亿元。若取得一汽丰田50%股权，广汽集团有望改善当下的财务困境。

同时，广汽集团也希望借此降低合资业务的经营成本。若交易完成，两家丰田合资公司的中方股东将同为广汽集团。根据预案，双方将在本地研发、采购、生产和市场拓展等方面加强合作，减少各自重复投入。9月29日，一汽集团与广汽集团控股股东广汽工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合作进一步延伸至集团层面。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广汽集团自身的经营难题能很快解决。

李颜伟认为，广汽集团过去的资源配置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利润结构上，即合资企业贡献投资收益，自主板块承担研发投入和规模扩张。但当合资企业的投资收益下降，自主品牌又需要持续增加技术和营销投入时，这套资源配置方式便难以继续维持。

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汽集团来自联营、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为13.26亿元，较上年同期的19.23亿元减少约三成。过去支撑集团盈利的两家合资公司，正面临不同程度的市场压力——前8个月，广汽本田销量同比下降51.81%，广汽丰田下降2.46%。

合资品牌表现不佳，自主品牌的表现亦缺乏亮点。

目前，广汽集团的自主品牌主要为广汽传祺、广汽埃安、广汽昊铂和启境。广汽传祺和广汽埃安的销量一度位居榜单前列，但在转型过程中，两个品牌逐渐被造车新势力和其他国企新品牌抢走风头。

“每个车型瞄准的群体过于广泛，品牌的定位过于散。”冯兴亚今年3月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坦言，广汽集团的产品有品质，但品牌特色化不足。过去企业过于看重品质可靠，对消费者求新、求变的需求关注不足。

与一汽合作后，产品品牌之间的关系梳理也面临新难题。一汽旗下有红旗、奔腾，广汽旗下有传祺、埃安、昊铂、启境，这些品牌的价格带和车型难免重叠，如果品牌不收缩，平台协同有可能会被内部竞争抵消。在李颜伟看来，如果只增加一个战略股东，而不减少重复车型、重复平台和重复渠道，最终可能加剧内部竞争，难以形成预期的规模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交易总价与发行股份数量均未确定，后续还需经过国资审批、股东大会、上交所审核及证监会注册等多重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解题

为了扭转困局，广汽已在积极求变。

2024年11月，冯兴亚启动广汽未来三年最重要的“番禺行动”，正式对自主品牌实施经营管控，目标是到2027年实现自主品牌销量占集团总销量的60%以上，并挑战自主品牌销量突破200万辆。

调整首先涉及研发体系。2025年，广汽整合传祺、埃安的研发资源，围绕集成产品开发流程推进“大研发”体系改革。冯兴亚在当年10月的央视《对话》中表示，产品开发周期已由30个月缩短至18~24个月，开发成本下降10%。

品牌运营也开始集中。2025年12月，广汽将昊铂、埃安纳入同一事业部运营；今年1月，传祺事业部正式成立，统筹研发、制造、销售等资源。半年报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昊铂与埃安原有渠道已完成融合。

在冯兴亚看来，事业部和产品经理要对产品的市场表现负责，各职能部门围绕这一目标开展工作。相应地，考核和分配方式也要调整，即干部通过竞聘上岗，员工通过项目实现增收、降本或提效，便可获得奖励。

“以前是领导下指令，现在变成流程任务下指令。”冯兴亚向《中国企业家》解释，员工过去习惯于听领导安排，现在要根据项目需要开展工作。这种转变，首先需要改变人的观念。

冯兴亚来源：受访者

为此，广汽成立了变革指导委员会，由冯兴亚担任主任。据他介绍，2025年，集团中层领导每周六都要参加战略和组织学习。他希望，通过持续培训和实际项目，让新的工作方式逐渐成为习惯。

与此同时，广汽也在调整技术投入的方式。

冯兴亚认为，企业资源有限，需要将投入集中在重点领域。在辅助驾驶等技术上，广汽一方面保留自主研发，另一方面与华为、Momenta等企业合作。自研使企业能够掌握技术进展，合作则帮助产品及时采用有竞争力的方案。“可能在一个时期内，一家企业的技术不一定是最先进的，但产品必须是最先进的。”他说。

广汽与华为的合作已陆续体现在新产品上。今年3月上市的昊铂A800搭载华为乾崑辅助驾驶系统和鸿蒙座舱；6月26日，双方合作打造的启境品牌推出首款车型GT7。8月24日，冯兴亚再次与任正非会面，讨论启境品牌发展、下一代产品以及合作机制。

对于向华为学习什么，广汽关注的不只是技术。冯兴亚强调，华为围绕用户需求建立产品开发和运营流程的方式，对广汽有启发。此前与任正非交流时，双方聊得较多的还有品牌和营销。回到企业内部，他推动品牌研讨，希望进一步明确各品牌的核心价值和目标人群。

对合资业务，冯兴亚则希望通过加快新能源产品投放、提高燃油车智能化水平，稳住现有市场。他将“油电同智”列为2026年的重要战略之一。在纯电产品方面，广汽丰田今年3月推出铂智7，采用华为座舱和Momenta辅助驾驶方案，加快引入本土技术。

海外市场也是广汽寻找增长的方向。今年，广汽海外销量要实现翻倍增长。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底，广汽海外销售及服务业务已覆盖110个国家和地区，销售网点达到746个。

不过，从架构调整、产品上市，到经营改善，改革仍需要时间。冯兴亚坦承，新的工作方式已经开始运行，但要形成稳定的组织文化，还需经过结果检验和反复实践。

冯兴亚曾把2025年定义为广汽集团的改革之年，他也希望2025年是“至暗时刻”，这意味着黎明就在眼前。

如今，牵手一汽，资本市场已投下信任票。但对冯兴亚而言，这仅是序章，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借势扭亏，打赢这场经营翻身仗。

所有人已避无可避。

影视城是国内近期文旅热点之一，正在拉开帷幕的2026国庆长假或将在此基础上再增一把火。

以横店为例，因剧集《兰香如故》在央视、腾讯视频等平台热播，横店官方于9月27日推出了“跟着《兰香如故》游横店”的活动，目前已吸引颇多剧集粉丝前往打卡。

众所周知的横店，是坐落于浙江东阳的横店影视城，占地30多平方公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实景拍摄基地，有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明清宫苑、广州街·香港街等数十处不同风格的造景。

由于体量大、产业链完整，横店一直是中国影视行业景气度最直观的晴雨表。日前不少演员抛诸网上的感伤落寞声音，则已将当下行业冷暖进一步清晰呈现在大众面前。

2026年9月，主演过《读心后，我休了冰山总裁》《自由万岁》《寒途赴青云》等微短剧的演员韩旭公开表示，由于AI冲击，自己身边多位朋友陷入了无戏可拍的境地，有的演员一个月拍不到一部戏，有的已转行跑滴滴、摆摊，只要在横店的从业者都能感受到不景气。主演过《冬日京霓》《百妖谱：众生相》等微短剧的演员陈冠峄则说，自己之前一个月有三四部戏，现在一个月只有一部；以前在横店，一出门就能遇到剧组，现在就连原本需要排队拍戏的芒果剧场，都空空荡荡。

要知道，韩旭与陈冠峄，均是目前国内微短剧头部平台红果短剧的“10亿播放剧主演”，在微短剧生态内已属头部。连他们都感受到了这股寒意，遑论其他普通演员。

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已有很多演员表达过类似困境。仅2026年9月，就有“演员练仕豪”提及，有的微短剧主演片酬已低至每天150元；“演员王广大”“楷沐”则表示自己接不到戏，询问是否应该转行。

言及现状，演员们普遍认定横店是一枚重要风向标。

陈冠峄所说的芒果剧场，是横店著名的“青芒果片场”，前身是当地文化活动中心。微短剧热度走高后，2023年9月，这栋楼被改造为包括总裁办、医院、别墅、宴会厅等超过20个现代戏内景的拍摄场地。据海克财经了解，高峰时期，租用这个场地的每个剧组，都只有几个小时的使用时间，时间一到就无缝衔接其他剧组进行拍摄；而今，该片场降低了租金，场地使用却仍不饱和。

剧组数量的对比更为直观。我们权且以相关热搜话题为标尺予以粗略打量，便不难窥见其中落差。2026年5月，“横店的剧组快灭亡了”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之后横店影视城度假区通过官方微博表示，当周在横店有59个剧组仍在拍摄，包括26个横屏剧组和33个竖屏剧组。但不到一年前的2025年8月，登上热搜的话题还是“横店日均接待短剧剧组超150个”。

横店高度同频于国内影视行业变迁，AI对影视行业的影响正在这里逐步显现。而在影视行业上下游更长更庞杂的生态链条里，在想象力边界的拓展与效率的跃升之下，多种力量已然交织碰撞。这中间有对创作平权的期待，有对更高审美品位的追求，亦有对AI替代人类的深层次的忧虑。浪潮已至，只是潮水的方向或许已不由人选择。

01

横竖不再关键

在AI到来之前，横店的生态变化来自微短剧。

微短剧，大众约定俗成简称短剧，是单集时长从几十秒到几分钟，总集数从数十集到上百集，以竖屏为主，在短视频平台、小程序或独立APP分发的连续性剧集。微短剧大多节奏极快，反转密集，主要依靠付费解锁或广告变现，是2018年萌芽、2022年前后崛起于移动端的内容形态。

调研机构QuestMobile数据显示，2026年6月，红果MAU（月活跃用户数）已达3.68亿，超过头部长视频平台腾讯视频（3.19亿）、爱奇艺（2.91亿）、芒果TV（2.43亿）等。

微短剧的爆发改变了横店的影视生产方式，横店甚至因此被戏称为“竖店”。2025年，横店已有近千个微短剧的专属拍摄场景。但到了2026年，微短剧流行的不再是真人剧，而是AI制作的漫剧。

漫剧原本是动态漫画剧，指通过影视技术让分镜画面简单动起来的剧集，原本制作相对动画而言更为简略。AI赋予了漫剧全新概念和形态。如今业内一般将AI制作的微短剧统称为漫剧，又按照影视风格将之分为2D漫、3D漫与仿真人剧。

需要说明的是，2D漫与3D漫仍属于动漫风格，仿真人剧则实际上以拟人为先，越像真人实拍越好。也就是说，用户对于仿真人剧的观感与真人实拍短剧类似，而前者会直接挤占后者的市场空间，却又不需要真人演员。这也是微短剧仍然红火，众多微短剧演员却无戏可拍的根源。

调研机构DataEye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国内AI漫剧数据报告》显示，国内AI漫剧2025年市场规模为168亿元，2026年1-5月已达220亿元，预计2026年全年将达400亿元；AI漫剧用户已从2025年的1.2亿增长至2026年上半年的6亿，2027年将突破7亿；在AI漫剧中，2026年第二季度，仿真人剧占比已达七成。

较微短剧而言，传统影视剧的拍摄明显更重。剧组需提前数月完成剧本打磨、演员敲定与服化道筹备，然后入驻像横店这样的拍摄地点，场景、灯光、演员、场务，各部门紧密协作，缺一不可。一部三四十集的长剧往往需要3-5个月的拍摄，加上后期制作，整个周期常以年计。

微短剧将这一切压缩到了极致。竖屏内容场景集中、推进迅猛，一个剧组短则7天，长则30天左右便能完成全剧拍摄和制作。漫剧则干脆跳过了实拍环节，制作团队不需要拍摄，自然也不需要进驻横店或其他场地，而是在电脑前使用字节的Seedance、快手的可灵等AI影视模型“抽卡”。制作人员只需要输入提示词就可以生成想要的画面，再从模型生成的众多画面中选择符合自己需求的片段。

没有剧组，没有场地，没有档期，全新的生产方式在电脑屏幕上成型，这意味着成本与效率的极致。

中泰证券2026年8月发布的一份研报提及，2026年上半年，AI短剧成本较2025年整体再下降80%-90%，约为真人短剧制作成本的2%-10%，2D漫或3D漫的单分钟成本为200-300元，仿真人剧的单分钟成本为800-1000元，而真人实拍单分钟成本在8000-1.2万元；AI使短剧所需团队规模从2025年的15人减少至2026年的3-5人，完整制作周期则从原先的4周压缩至10天左右。

02

AI直逼真人

播放热度能够说明用户对仿真人剧的接受程度。

举例来说，2026年1月上线的仙侠题材仿真人剧《斩仙台真人AI版》，在抖音播放量超过1.1亿，在红果也登上热播榜单；2026年3月上线的仿真人剧《风水天师》，目前已更新了6季，红果的平均热度在4000万以上，即将于2026年10月上线的第七季已有超过20万用户预约。

据2026年9月30日红果热播榜单，前五名中，《满院亲戚全是上古大妖》《聚宝仙盆之杂灵根才是真BOSS》《乡下来的掌上明珠》等前四名都是仿真人剧，只有位列第五的《将门六姝》是真人实拍剧集。

用户对AI仿真人剧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源自AI仿真人剧质量的提升，背后是影视制作工具的快速迭代。Seedance、可灵、Vidu、海螺AI等视频生成模型，技术上已有很多突破，支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模态输入和最高4K的清晰度，模型可自动保持角色形象、视觉风格在场景切换中的一致性，还能灵活调整镜头角度。

这些使漫剧跨过了恐怖谷效应，许多观众不再刻意区分真人剧还是仿真人漫剧。

所谓恐怖谷，原本是德国心理学家恩斯特·延奇（Ernst Jentsch）于1906年提出的概念，后由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政弘阐发为恐怖谷效应，即当机器人或虚拟形象的外表与人类高度相似但存在细微差异时，人类对其的情感反应会骤然转为强烈反感，形成情感曲线中的谷底。

此前模型技术有限，仿真人角色与人类外观相似，但面部僵硬、表情不自然、眼神空洞，用户只会产生反感和厌恶的情绪。

现在的仿真人剧已有了上佳的视觉效果。《斩仙台真人AI版》评论区有很多用户表示，人物好看、特效炸裂，远超真人剧。另一部在红果热度超过4700万的仿真人漫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面部有黑痣、黑眼圈等真实细节，微表情自然，情绪转换流畅，有用户留言表示以为是剧组实拍的。

尽管有些用户仍然对仿真人剧心存反感，但越来越多的用户甚至愿意主动选择仿真人剧而非真人实拍短剧，因为仿真人角色更好看。在这些剧集的评论区，有一句话流传甚广，说真人演员丑得千奇百怪，而AI美得千篇一律。

已有一些从业者顺应了这样的潮流。从事微短剧制作工作的95后小颜对海克财经表示，她的工作包括现场拍摄协调与部分后期制作，原先经常需要出差，去拍摄现场实地执行，但今年她只参与了一个真人短剧的拍摄，其余项目均为AI漫剧；她所在的公司，以及她知道的行业内大多数头部公司，都在往AI方向转，真人实拍业务越来越少。

与大部分演员对AI的观感不同，小颜很喜欢现在的工作状态，因为不需要协调剧组内复杂的关系。她举出今年唯一真人实拍的项目作为例子，说剧组内某个并不出名但背后有关系的演员，一度因为对自己的镜头不满意而投诉导演，她的甲方则要求她满足该演员的全部需求。

单论演员，AI在档期、年龄与舆论形象上有极大优势，其中包括数字演员可以无限复用，不受档期掣肘，没有负面舆情风险，也不担心由于年龄带来的外观变化等。这方面已多有落地案例，比如2026年6月，已经62岁的中国香港演员吴启华就将自己20岁的肖像授权给片方制作AI电影；离世之前，93岁的演员游本昌也曾将自己的肖像与声音授权给片方。

03

冲击仍在深入

仿真人剧的走红，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用户对国内影视行业的诸多不满。

这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长链条。受国内影视模式影响，许多长剧靠注水拉长集数，再通过会员付费收割观众，这种操作已让观众耐心几近消耗殆尽。微短剧趁势崛起，以免费模式和更直接、更抓人的剧情，迅速将观众注意力从长剧转移过来。由此，既然要短、要快，就可以下沉，可以不需要演技，可以同质化。当这些条件同时成立，AI替代真人，AI仿真人剧取代真人实拍的微短剧，也就顺理成章。

调研机构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6年6月，国内影视消费痛点前三分别是影视作品质量参差不齐，烂片太多（31.49%）；会员价格过高且不合理（30.72%）；影视IP过度改编，缺乏创新（28.73%）。

对于本身质量过硬的好作品，AI是一种助力而非替代。以2026年1月上线，豆瓣获得8.6高分的历史剧《太平年》为例，许多观众对剧中涉及的五代十国历史并不了解，却愿意边查阅资料边看。在《太平年》中，AI参与了许多虚拟场景制作，将部分原先需要两个月制作周期的后期任务压缩至2周以内。

很多影视爱好者也由此改变了自己对AI的看法。影评人小徐对海克财经表示，他曾以为AI产出的视频只能走下沉路线，后来却发现他钟爱的剧集《太平年》、动画《八仙》等均已借助AI制作。反复观看后，小徐仍无法分辨哪些画面出自AI之手，于是他开始接受AI只是工具，关键看谁用，他反对AI的立场也随之松动。

导演的态度同样颇能说明问题。2026年9月，导演文牧野在北京电影学院路演，宣传他导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当被问到对AI的看法时，文牧野表示，AI只是实现脑海里画面的工具，无论是什么工具，最终都是为了画面效果的呈现，现在自己没有用到AI只是因为觉得精度还不够。

作为拍摄出《我不是药神》的知名导演，文牧野在影视方面的追求必然高于大多数人。但不是所有的影视创作都关乎艺术，很多只是生意。

AI进展一日千里，AI影视如火如荼。

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已于9月27日官宣定档10月23日。这部即将登陆全国院线的影片，时长100分钟，所有角色均为AI制作的数字形象，是国内首部完全利用AI技术制作并获得国家电影局公映许可证的院线电影。

而在此之前的8月31日，全AI制作的长剧《后西游记》第一季“花果山篇”已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同步在芒果TV上线。这是国内首部上星播出的AI剧集，全剧共30集，每集40分钟，画面与人物演绎完全由AI生成，没有真人演员参与。

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影视城，本就是拍摄与旅游双线并行，比如拥有《大话西游》《红高粱》等经典IP的宁夏银川镇北堡影视城，旅游属性多于影视拍摄场地。原本作为拍摄基地代表的横店，在仿真人漫剧大行其道以后，也为自己找到了新出路，转向给游客圆梦，让普通人体验短剧拍摄，也让影视从业者有了转行的缓冲带。

这些面向游客的生意，事实上早就存在，包括打卡、穿戏服拍照等。只是过去受限于成本，无法大规模产出视频化体验产品，最多拍摄一些较为简单的MV画面。如今AI技术已让后期制作成本大幅降低，游客拍完素材，AI即可完成剪辑、特效、配音，游客只需要投入300-400元费用和半天时间，就能收获属于自己的个人短剧。

AI仍在全链路深度冲击影视圈。无论上下游从业者抱持怎样态度，AI迅猛渗透都将是长期的必然，而顺势探索已避无可避。

华为给车企提了一个建议：别什么都自己做。

9月28日，华为高级副总裁、引望公司CEO靳玉志接受媒体采访，回应“车企的钱是否被华为赚走”的争议。他把话题引向了另一笔支出：车企自己开发智驾系统，要花多少钱。

在他看来，研发需要持续投入，如果销量撑不起规模，自研未必比采购便宜。车企与供应商应该加强分工，并非所有环节都要亲自下场。

外界关心的是，采购之后，利润怎样分配。华为强调的是，不采购，车企需要承担多少研发成本。

这两笔账有关联，却不能互相代替。自研昂贵，不足以证明采购一定划算；供应商获得收入，也不意味着车企的利润就被拿走了。

更值得追问的是这项建议背后的分工：华为希望将技术卖给更多车企，车企则要决定，交出去哪些工作，留下哪些本事。

少做一点之后，一家汽车公司靠什么让消费者选择自己，才是这场讨论需要继续往下走的地方。

01自研要付的是一张长期账单

靳玉志给出的一个数字，是华为乾崑今年的研发预算：从年初的180亿元，上调到190多亿元。

按照他的解释，成熟的系统需要持续迭代。软件、人力、算力，以及硬件和域控制器的投入，不会随着第一款产品交付而结束。

这笔预算不能直接当作所有车企开发智驾的报价单。技术路线、功能范围和已有积累不同，投入也会不同。但它提醒车企，进入这项业务，就需要为后续迭代持续安排资源。

第一次投入，要解决能否做出来。之后的投入，还要解决能否跟得上。

规模因此变得重要。一套技术用于多少辆车，会影响研发成本如何分摊；它能否带来消费者愿意付费的产品差异，又影响投入能否获得回报。自研的经济性，要同时看这两端。

对车企而言，账单还包括时间。研发团队搭起来之后，产品何时能够交付，能否赶上车型上市，都会影响这笔投入的结果。省下一笔采购费，却延误一款关键产品，未必是划算的选择。

不过，采购也不能只看合同上的报价。方案进入一辆车，还需要适配、验证、整车集成和后续维护。这些工作由谁承担、费用如何计算，同样要进入比较。

真正需要比较的，是在接近的功能和交付要求下，两条路线各自需要付出多少长期成本。

现有公开信息还不足以算清每家车企的这笔账。190多亿元能够说明华为自身的投入规模，却不能直接回答某一家车企是否应该放弃自研，更不能替具体采购合同证明价格合理。

靳玉志提出的分工，是车企聚焦整车定义、底盘、整车集成和用户运营，供应链发挥技术积累。

这项建议实际要求车企重新审视自己的业务：哪些能力值得长期投入，哪些能力可以通过合作获得。而华为能否承接这些工作，取决于它能不能把持续投入变成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报价。

02同一项投入可以服务更多品牌

华为倡导分工，也有自己的生意要做。

2026年8月27日，华为披露，乾崑智驾累计搭载量突破200万，乾崑与25个车企品牌推出了超过60款合作车型。第一个100万搭载量用了44个月，第二个100万用了12个月。

这些数字首先说明，华为的技术正在进入更多量产车型。对一家需要持续研发的供应商而言，装车规模的意义，是让公共技术有机会在更多项目中复用。

一家车企研发的技术，通常先服务于自己的车型。华为则可以面向不同品牌提供方案，让同一部分基础研发投入，由更广泛的业务收入覆盖。

当然，每增加一款合作车型，仍然会产生适配、验证和交付工作。规模能带来多少成本优势，取决于通用技术能够复用多少，以及新增项目需要多少定制开发。

但这已经解释了华为为什么需要更多车企接受专业分工：只有技术不断进入量产产品，研发能力才有机会转化为持续的收入。

华为2025年年报显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收入450.18亿元，同比增长72.1%。这是覆盖多类产品和解决方案的业务收入，并非智驾利润，但可以看出，这项业务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商业规模。

从这套模式看，劝车企少做一些环节，也是在为华为争取更大的业务空间。

双方的利益可以在这里相遇：车企借助外部方案获得技术能力，供应商通过扩大合作摊薄部分研发成本。能否实现这一点，最终要落实到产品效果、合作价格和交付效率上。

随着合作品牌增加，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

供应商希望更多车型使用自己的技术。车企则希望这些技术帮助自己的产品脱颖而出。通用能力可以共同采购，独有的购买理由却需要各自建立。

一项技术进入自己产品的同时，也可能进入竞争对手的产品。它依然可以是重要卖点，却未必能长期成为品牌独享的优势。

这也是专业分工留给车企的下一道题：买到技术之后，怎样把它做成自己的产品。

03用同一家供应商也要做出自己的车

比亚迪与华为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具体样本。

2024年8月，方程豹与华为宣布签订智能驾驶合作协议，针对方程豹展开联合研发，首款合作产品是豹8。

当时公布的技术组合里，既有华为乾崑智驾ADS 3.0，也有比亚迪的2.0T DMO混动越野平台和全功能版云辇-P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

这个组合的意义，在于不同技术共同服务于一款车的定位。辅助驾驶之外，动力、越野和底盘表现，仍然需要整车企业自己的技术参与。车企的工作，是把这些能力整合成用户能够感知的体验。

采用哪家供应商，只完成了其中一项选择。传感器如何配置，功能如何适配，整车成本如何控制，都还需要围绕具体产品作出取舍。

因此，使用同一家供应商，不意味着造出了同一种车。对用户而言，辅助驾驶之外，空间、能耗、底盘、设计、价格与服务，仍然共同构成购买判断。

这些差异需要通过产品兑现。仅仅宣布采用了某项技术，还不足以解释一辆车为什么值得购买。

问界近期的调整，则把分工进一步落到了品牌经营上。

9月15日，鸿蒙智行与问界发布说明，问界继续留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内，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和服务体系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

在第一财经9月18日刊发的专访中，赛力斯董事、副总裁康波将这项变化解释为，问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对品牌经营的精细化和差异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强调双方继续合作。

这项调整没有被双方公开归因于智驾收费争议。它说明的是，在继续合作的前提下，技术供应与品牌经营的职责，可以作出更具体的安排。

其中也要区分合作层次。采用引望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与华为终端参与产品、营销和渠道的深度合作，涉及不同的业务内容。使用华为技术的车企，并不都处在同一种经营模式里。

比亚迪的案例呈现了技术如何组合，问界的调整则明确了经营工作由谁主导。两者把“留下自己的本事”变成了具体事项：谁定义产品，谁整合技术，谁经营品牌，谁持续响应用户。

这些职责会影响车企如何积累能力。产品定位是否清楚、用户反馈能否进入下一轮开发、服务能否形成持续认同，都需要企业在一次次经营中完成。采购可以帮助其中一些环节，却不能让整套工作自动完成。

再回到“车企的钱是否被华为赚走”的争论，采购金额本身不足以解释一家车企的盈利状况。需要继续看的是，这笔支出换来了什么，整车企业又把这些能力做成了怎样的产品。

华为希望同一种技术服务更多品牌。车企必须让自己的品牌，值得被单独选择。

婚礼当天下午三点，大连一家酒店的宴会厅里，新郎正忙着给宾客赔笑脸。席还没散，酒店宴会经理过来通知，下一场活动要进场搭建了，直接要求宾客离场。

这场婚礼提前跟酒店确认过，9桌，21道菜，加场地费一共四万六。说好中午12点上菜，结果下午1点才上了4道，快两点半才上齐。端上来的虾仁玉米里只有玉米，没有虾仁。有的热菜还带着冰碴子，没完全解冻。

新娘哭了三次，新郎说“根本没脸做人”。

后来才知道，酒店的厨师团队是外包的，酒店欠了后厨的钱，当天没谈拢，后厨没人干活，酒店临时去外面找预制菜应急。

像不像AI短剧里的剧情？

承诺写进合同，

也挡不住不断缩水的细节交付■

婚宴的交付问题，大多从菜品开始暴露。

一对新人花了将近38万在上海某星级酒店办婚礼晚宴，单桌餐标8888元，共计43桌。宾客反馈餐食口感差，新人进后厨一看，德国咸猪手是预包装的，八宝饭是成品，活虾变成了冻虾，白切鸡盘子里还带着血水。酒店之前白纸黑字承诺过“100%没有一个预制菜”，结果全是中央厨房送来的半成品。

菜品不行，服务也跟着让人上火。有新娘在小红书上记录过自己的婚宴，新娘好不容易得空坐下，在自己婚宴上，被临时抓来服务的小时工呵斥“你坐在这让我怎么上菜？！”。在桌上还有人吃饭的时候问“这道菜要不要了”，快散场时客人还没走就直接上去撤菜。

销售同样不让人省心。前期谈单时，销售A明确承诺餐标95折，并赠送酒水。等到准备签合同，销售A离职了，换了销售B，但合同里完全没有折扣条款。新人翻出跟销售A的聊天截图，对方才不情不愿地承认。赠送的酒水更离谱，没开封的酒店还要收回。

这还不是个例。有新人提前谈好的折扣和赠送，签约时换了销售就全部作废，连婚庆布置免收超时费，都被要求临时买酒店的粽子、月饼来“冲抵”。婚礼当天宴会厅外30米的走廊没有监控，新人留在现场的婚纱照和定制物料丢了，酒店说找不到，也拒绝赔偿。新人把经历发到网上之后，酒店工作人员追着私信，要求她补充写酒店工作人员如何耐心帮忙找丢失物品的“正面事迹”。

销售的问题，不只是承诺不兑现，有时候连基本的沟通都让人添堵。

当然，不是所有销售都如此。很多资深销售态度稳、会说话、心也细，新人容易忽略的地方他们提前就替对方想到了。但这种顺畅靠的是个人能力，不是系统保障。换个销售接手，默契就断了。

销售承诺的，后厨不知道；后厨能交付的，跟新人付的钱对不上；现场服务的，大多只是外包小时工。最后落到现场，就是承诺和交付之间的落差。

该花在菜上的钱，被谁截胡了？■

后厨外包在酒店里已经是常见操作，酒店按场次给外包后厨团队结款。

酒店要先从餐标里抽走场地费和服务费，外包厨房团队再留自己的利润，实打实留给食材采购的钱就那么多。酒店自有厨房的食材成本大多不会超过40%，包厨模式只会更低。双方是承包合作，不是雇佣，钱不到位活就没人干。也有不少星级、老牌酒店后厨是酒店自己管理的，出品稳定，但人力和食材成本更高，在价格战面前，要么餐标更高，要么利润更薄。

服务上情况类似。酒店与劳务公司签订外包协议，有活儿临时调人，按小时计费。酒店虽然跟小时工没有直接的劳动合同，但现场怎么干、几点到、听谁安排，通常还是酒店方说了算。

酒店也会做临时培训，但熟练度和现场应变能力，跟酒店自己培养的宴会服务人员比还是有差距。有新人碰上过顺手牵羊的，贵重酒水甚至自备物品都可能被顺走。还有婚礼现场两个小时工因为上菜起冲突，直接在仪式上动手。酒店事后一句“人是第三方外包的，已经终止合作”，新人想讨说法，两边踢皮球。

站在酒店的角度，婚宴也不是一门轻松的生意。低频，大多数人一辈子只办一次，没有复购。场地要养，人员要养，淡季空置、旺季爆单，人力成本波动大。加上同行竞争和价格战，酒店在婚宴上的利润空间并不厚。

婚宴产业链里，婚庆公司往往拿走了策划、布置、四大金刚（摄影师、摄像师、化妆师、司仪）的大头。酒店为了吸引客源，常常把场地费压得很低，靠餐饮和服务费赚钱。但婚礼当天，婚庆公司布置完、仪式结束就撤了，酒店却跑不了。场地在这儿，口碑在这儿，差评也留在这儿。吃不好、体验差，婚庆公司推的干干净净，“酒店不是你们选的么？！”最后挨骂的是酒店，利润大头婚庆已经一把一结算拿走了。

新人掏了不菲的价格，买的就是星级酒店该有的水准和说到做到的服务。外包后厨、用小时工，很大程度上是成本压力下的现实选择。成本压力可以理解，但不等于交付缩水就合理。

旧排场卖不动了，

年轻人不吃这一套了■

年轻人不是突然不想办婚礼，是看透了这套玩法，不想再按酒店的老规矩掏冤枉钱。

据民政部2026年2月公布的2025年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676.3万对，较2024年增加65.7万对，增长10.76%。结婚的人是在变多，可这届新人办婚礼怎么花钱，跟上一代已经不一样了。

社交平台Soul App发布的《2025年Z世代婚礼态度洞察报告》显示，超四成受访者倡导“三无婚礼”，主张以去繁就简的方式抵制攀比。另有调查显示，78.4%的受访青年支持举办“极简婚礼”。

什么叫“三无婚礼”？说直白点，就是没有接亲、没有伴郎伴娘、没有车队。新人不用凌晨爬起来化妆，大家睡到自然醒；朋友穿自己喜欢的衣服来参加就行，不用陪着折腾一整天；也不租豪车绕着城市转一圈给家里充场面。有的新人连司仪和证婚人都省了，主打“人齐了就开饭”。

不是婚礼办不起，是“极简婚礼”更具性价比。花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办一场自己都吃不好的婚宴，还是花几万块请真正在乎的人吃顿好的，越来越多年轻人选后者。

酒店婚宴的算盘，一直打在“大宴会厅、高餐标、最少桌数”这三样上。这套模式要求规模，要求每桌的毛利足够厚，也要求宴会厅在旺季能接得住一场接一场的排期。年轻人不接受花高价买一个不透明、不确定、交付缩水、酒店和婚庆之间那套互相推诿的旧模式。供需两端对不上，各种问题自然就来了。酒店还在用排场定价卖婚宴，年轻人已经开始用体验定价买婚礼了。

十一在即，酒店又要进入婚宴连轴转模式。

对从业者来说，这既是旺季，也是一次被集中检验的机会。当年轻人开始用体验定价买婚礼，酒店如果还在用排场定价卖婚宴，被落下的就不只是这一波旺季。

@图片源自小红书及网络

这个十一，

有人赶场吃席，有人自己就是主角。

你最近一次参加的酒店婚宴，体验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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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颗卫星，十分钟重访全球，不等于有数据

2026年8月26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洪水沿山谷下泄，冲进中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口岸。灾后第一批雷达遥感影像，是8月27日0时48分由一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过境时获取的。从灾害发生到拿到第一批影像，间隔约14小时。

这14小时里，光学卫星没有派上用场。灾区山高谷深、云雾密布，光学遥感在这种条件下很难有效观测。

行业里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数据已经很丰富了，只是没有用起来。另一种说星座规模上来之后，可以做到十分钟重访全球。两种说法指向同一个结论，数据足够多。吉隆口岸那14小时，正好是对这个结论的一次检验。

两种说法都在回避一个更基础的前提，那些数据到底存不存在。

PART.01

三个常被混着用的说法

讨论数据够不够之前，要把三个词分清楚，行业宣传里它们经常被当成一回事。

某颗卫星隔多久再来看一眼同一个地方，这叫重访周期。一颗卫星一天绕地球15圈，只要其中任意一圈掠过某个点，就可以说当天重访过。这个数字容易测算，也容易说得漂亮。

一段时间里累计扫过多少地面，这叫覆盖面积。星座规模大了，累计面积自然很大，听起来覆盖面很广。

可用数据的要求最具体，它要求特定区域、特定时间、质量达标，而且用户能实际拿到。三个条件缺一个，这次观测对用户就等于不存在。

前两个数字回答的是能力上限，第三个问题回答的是数据到底有没有。宣传里通常只提前两个。

PART.02

看懂这件事需要的几个基本概念

卫星拍照不是一次拍一大片，而是一条一条地扫。相机对准地面时，成像的宽度就是幅宽。可以把它想成夜里打手电筒照地面，光斑有多宽，一次就能照多宽。

幅宽只有十几公里，背后是一个绕不开的取舍。同一台相机，视场角是固定的。想让地面上的细节看得更清楚，就要把视场收窄，幅宽随之变小；想一次拍得更宽，每个像素对应的地面范围就会变大，分辨率随之下降。分辨率和幅宽是一对反向指标。想要两者都高，需要更大的镜头和更复杂的探测器，成本急剧上升。低轨遥感卫星的幅宽普遍在10到15公里，就是在这个取舍下形成的结果。

低轨卫星绕地球一圈约90分钟，一天约15圈，每一圈在地面扫出一条又窄又长的带子。可以把它想成给一片巨大的草坪割草，割草机的宽度是固定的，走一趟只割一条。草坪有多大、机器有多宽，决定了要跑多少趟。

但割草机的比喻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层没说到。割草的人可以推着机器满院子走，卫星不行。卫星的轨道是事先定好的，地面轨迹是一条确定的线，在一个完整的重访周期里它只经过固定的那些地区，周期结束后又回到原来的路线。今天没覆盖到的地方，明天、后天大概率还是覆盖不到。要改变覆盖范围，只能调整轨道，而变轨要消耗燃料、缩短卫星寿命。这就是星座必须铺多个轨道面的原因，靠不同轨道面把缝隙补起来，而不是靠一颗星多跑几趟。

卫星不能一直开着相机。这一条最容易被忽略，也最关键。相机和数传是耗电大户，太阳能帆板的发电能力和电池容量都有配额。拍下来的原始数据要先存在星上，等经过地面站时才能下传，存储容量有限。连续工作会让载荷温度升高，需要间歇散热。地面站的可见窗口也有限，数据下不完就要压在星上等下一圈。四条约束叠在一起，决定了卫星只能挑时间拍，不能全程开机。

光学卫星大多运行在太阳同步轨道上。这条轨道让卫星每天在固定的当地时间经过同一纬度，太阳高度角基本一致，影像的阴影和亮度才可比对。行业里最常见的选择是上午10时30分左右。雷达卫星不依赖阳光，但为了保证电力供应和成像几何的稳定性，常用晨昏轨道，在当地时间6时和18时左右经过。轨道这么设计有它的道理，副作用是同类卫星挤在同一个窗口里。

光学遥感靠可见光和近红外，云层会直接遮挡目标，这是物理限制，不是设备不好。合成孔径雷达发射微波，微波能穿透云层，白天黑夜都能成像，代价是影像的判读方式与光学完全不同，很多细节不如光学直观。两类数据各有短板，本来应该互补使用。

分辨率、幅宽、时间分辨率和成本，四个指标互相牵制。这是理解整个产业格局的关键，也是各家公司在宣传里最不愿意展开讲的一层。

想看得清，幅宽就要收窄。想一次看得很宽，分辨率就得让步。想要重访快，就要多发卫星，成本成倍上升。四项目标不可能同时拉满，任何一型卫星都只能在其中选两到三项做优化。

国际上的几条主流路线，恰好演示了四种不同的取舍。

美国陆地卫星系列选的是看得广、看得久。30米分辨率，幅宽185公里，单星重访16天，两颗星合起来8天。它的价值不在单张影像有多清楚，而在五十年不断档的连续档案。

欧洲哨兵二号选的是大幅宽。10米分辨率，幅宽290公里，两颗星配合重访5天。幅宽大带来的是区域覆盖能力强，代价是分辨率停留在十米级。

美国行星实验室的鸽群星座选的是靠数量换覆盖。单星分辨率3到5米，幅宽约24公里，用上百颗小卫星做到全球陆地每天覆盖一次。它把单星做小做便宜，用规模和补网频率解决覆盖率问题。

高分辨率商业卫星走的是相反的一头。0.3到0.5米分辨率，幅宽只有十几公里，重访靠侧摆加轨道设计，同一个地点通常几天才能再看一次。它服务的客户愿意为清晰度付高价，不需要天天覆盖。

把这四条路线放在一起看，就能明白目前国内商业遥感的问题不在技术不够先进，而在取舍趋同。多数企业都往高分辨率这一头挤，因为分辨率是最直观的卖点，也是最容易被写进新闻的指标。结果是幅宽窄、重访慢、覆盖差这三个短板没有被补，而这三项恰恰是区域连续观测最需要的。

PART.03

一颗卫星一天能看多少

有一种常见的算法，是拿轨道周长直接乘以幅宽。地球赤道周长约4万公里，一颗卫星一天15圈，每圈扫出一条宽15公里、长4万公里的条带，一条约60万平方公里，15条加起来约900万平方公里，接近中国国土面积。照这个算法，一颗卫星一天能扫掉地球表面的1.8%。

这个算法错在假设相机全程开机。能源、存储、热控和数传四条约束决定了卫星只能挑时间拍。行业里的实际情况是，一颗卫星一圈能安排两到三次成像，每次大约5分钟，已经算不错。

按实际节奏重算。卫星星下点的地面移动速度约为每秒7公里，5分钟走过约2,100公里。幅宽15公里，单次成像覆盖约3万平方公里。一圈拍三次，约9万平方公里。一天15圈，实际有效成像面积大约在100万到140万平方公里之间。

地球表面积约5.1亿平方公里。100万到140万放在里面，比例约为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一颗卫星一天真正拍到的地面，不到地球表面的千分之三。

换成面积对比会更直观。这个数字比新疆的面积还小一些。而且这100多万平方公里是几十条又窄又长的带子，分散在地球各处，不是一整块完整区域。这是理解整件事的关键。

条带之间还有缝隙。相邻两圈的地面轨迹在赤道处相隔约2,672公里，而幅宽只有15公里，只占间隔的0.56%。剩下的缝隙要靠后续圈次、相邻卫星或者侧摆成像去补。侧摆能让相机斜着看，扩大覆盖范围，代价是分辨率和成像几何质量下降。

换算到一个具体区域，差距更明显。北京面积约1.64万平方公里。按千分之二点五的比例算，一颗卫星一天在北京范围内的期望覆盖面积只有40平方公里上下，约为北京面积的千分之二点五。要让北京每天都有一次成像机会，需要的卫星数量在几百颗这个量级。要让北京每天有多次机会，还要能从多景里挑出质量最好的那一景，数量还要再翻几倍。这还只是光学。

如果要求再提高一步，数字会更直观。假设目标是全天24小时不间断、覆盖整个北京、连续观测一个月，账要分三段算。

北京东西跨度约150公里，一条15公里宽的条带只能盖住十分之一。铺满需要10条并排，也就是10颗星在同一时刻同步成像。

卫星以每秒约7公里的地面速度掠过，扫过北京东西跨度约需20秒。一组10颗星能完整拍下北京的时间窗口只有20秒左右，之后的每一秒都要有下一组接上。

一天86,400秒，按20秒一组接续，需要4,320组。每组10颗，合计约4.3万颗。

这是接近理论下限的估算，前提是这些卫星只服务北京一个目标，而且都能按理想节奏工作。实际还要扣除云量、轨道相位配合、能源与数传限制，需要的数量只会更多。

目前全球在轨的遥感卫星总量是几千颗量级，其中能提供十米级以内商业影像的更少。要让北京实现全天候连续观测，所需规模比现有全球遥感卫星总量高出一个数量级以上。

连续观测不是靠多发射几颗星能解决的问题。它要求极大规模的星座，而且要专门为单一区域的时序需求做优化，成本和适用场景都要重新讨论。

雷达卫星的成像窗口比光学更少，账也更紧。它一天只有清晨和傍晚两个窗口，在这两个窗口里还要按任务排队分配机会。达到和光学相同的时间分辨率，需要的卫星数量更多。

把范围从北京扩到全国，再扩到全球，数量需求成倍上升。要让地球表面每天覆盖一遍，需要的卫星数量会进入几千颗这个量级。这还是不把云量、成像质量和数据获取延迟算进去的理想情况。

PART.04

不同应用要的数据根本不是一回事

应急救灾要的是小时级。灾害发生后几小时内拿到灾区影像，才能支撑救援部署和险情研判。这类需求对卫星数量和过境时刻分布的压力最大，也最容易被现在的星座结构卡住。

农业长势监测要的是旬级。一个生长季里观测十几次，能看出作物长势和旱情变化，30米分辨率已经够用。

林业和生态监测要的是月度到季度。森林覆盖变化、湿地消长这类过程本身就慢，不需要高频观测。

城市扩张与国土执法要的是季度到年度，但分辨率要求高，因为要看清单体建筑和地块变化，二十米级的影像不够。

气候变化研究要的是几十年连续。它不在乎某一天有没有数据，在乎的是同一个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有数据，能积累成时间序列。

这几类需求有一个共同点，要的都是某个区域在一段时间里连续有数据，而不是某一天全球一共拍了多少面积。行业宣传的指标和用户真正的需求，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个坐标系里。这个错位解释了为什么卫星越造越多，用户却觉得数据并没有变多。

PART.05

吉隆口岸那14小时是怎么来的

把第二、三节的参数套到吉隆口岸，时间差就解释清楚了。

灾害发生在上午10时30分左右。这个时刻正好卡在光学卫星过境窗口的尾部。等下一批光学卫星经过，已经是第二天同一时段；而灾区云雾密布，即使有卫星经过，光学影像也可能是废片。

雷达卫星的窗口在清晨和傍晚，8月26日上午的灾害，要等到8月27日0时48分才有卫星过境成像。这中间没有任何一颗卫星能在那个位置提供可用的影像。

按企业自己宣称的防灾减灾模式推一遍：如果一个区域要在灾害发生后两小时内拿到影像，就需要在这个时刻恰好有卫星位于这个区域上方。把光学过境窗口集中、雷达窗口每天只占两个短时段、幅宽只有十几公里这三个条件叠加，所需的在轨卫星数量会是一个比现在大得多的数字，不是几百颗能解决的量级。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把这些数据调出来，而在于那14小时里，符合要求的影像根本不存在。没有就是没有，再好的共享机制也变不出数据。

合成孔径雷达影像示例。雷达不依赖日照，可以穿透云层成像，但过境窗口集中在清晨和傍晚。图片来源：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共领域。

PART.06

雷达星座的投入结构

雷达方向的投入在中国尤其集中。多家企业同步建设合成孔径雷达星座，技术路线高度重合，都在提高分辨率、缩短重访间隔、增加在轨数量。这些指标好看，也容易获得资本和地方政府支持。

雷达卫星确实不可替代，它在夜间和恶劣天气下都能成像。但把资源持续投入到同一类载荷、同一类指标上，边际改善是递减的。第五家、第十家做同样分辨率的雷达卫星，对整体数据可获得性的提升，远小于对市场竞争的加剧。

数据获取平台、标准化接口、区域连续观测产品的建设需要长期投入，短期看不到收入，很少有企业愿意承担。应用侧的能力建设明显滞后，卫星越造越多，用户拿到数据的门槛并没有同步下降。

光学和雷达的组合使用本来可以改善区域连续性。光学在光照条件好时提供更高的判读信息，雷达在夜间和恶劣天气下保证基本观测。目前的星座规划大多各建各的，同一天里两类数据的覆盖区域经常对不上，组合价值没有释放出来。

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需要协调，过境时刻的分布需要设计，数据共享需要规则，这些都不是单家企业能解决的问题。缺乏统一规划时，企业只能从自身角度做最优选择，最终形成同一时间段卫星扎堆、其他时间段无星可用的局面。这个结果没有人故意造成，它来自协调机制的缺失。

从成本看，靠数量堆覆盖这条路也走不通。一颗商业遥感卫星从研制到入轨，成本在数千万元到数亿元量级，在轨运行还要承担测控、数传、地面站使用和维护费用。按前面算出的几万颗规模推算，投资量级会超出任何一家企业的承受能力，也很难由单一部门承担。星座规模不是想扩就能扩的，它受制于资金、频率轨道资源和发射能力。

国内已经公布的商业遥感星座规划，数量从几十颗到上千颗不等。把这些规划加在一起，与前面算出的区域连续观测需求相比，仍然不在一个量级上。问题不在于规划的数字不够大，而在于规划的目标函数里，区域连续观测没有排在前列。

PART.07

真正的数据丰富是什么样子

把国内商业遥感与国外同类数据的服务方式放在一起比较，差距会更清楚。

美国陆地卫星系列提供30米分辨率的全球连续档案，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延续至今，时间跨度超过五十年。数据免费开放，通过官方平台和云端接口可以按区域、按时间批量调取，程序化调用是标准能力。把陆地卫星与欧洲哨兵卫星数据联合使用，可以获得两到三天一次的全球重访，同样免费。

30米的分辨率在今天的商业宣传里算不上高。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却大量使用这套数据，原因不在清晰度，而在这套数据连续、获取自动化、共享机制稳定。这三条恰恰是国内商业遥感当前最欠缺的。

一套数据能不能被称为丰富，标准不在单张影像有多清晰，而在于研究者想研究某个区域过去二十年变化时，能不能一次性拿到完整的时间序列。按这个标准衡量，国内商业遥感距离丰富还有很大距离。

美国陆地卫星八号。该系列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延续至今，提供全球连续观测档案。图片来源：NASA，公共领域。

PART.08

从造星转向补能力

把结论说清楚，当前遥感数据的瓶颈在供给侧，不在应用侧。数据不够，缺的正是特定区域、连续时间、质量可控的那一类。不解决供给，讨论怎么把数据用起来就没有基础。

需要补的第一件事是星座布局的统筹。让光学、雷达和其他载荷在不同过境时刻、不同轨道面上形成互补，而不是挤在同一类轨道和同一类指标上竞争。第二件事是区域连续观测能力，把单次成像组合成可用的时间序列产品，并且把它作为星座规划的考核指标，而不只是统计卫星数量和分辨率。第三件事是数据共享的标准和机制，把接口、格式和交付流程统一起来，让数据能被程序化调用。

现在以卫星制造和运营企业为龙头，应用需求只能被动适配供给能力，这个结构需要调整。更合理的做法是让应用服务平台承担组织角色。平台一头连接各类卫星供应商，光学、雷达、高光谱这些载荷都能接进来。另一头连接政府、企业和公众用户，把需求翻译成可执行的成像任务和数据产品。平台的价值在于整合供给、统一接口、保障连续性，就像电商平台把分散的商家和分散的消费者组织在一起。

对管理部门来说，可以做几件具体的事。把区域连续观测能力纳入星座规划的考核指标，不能只看卫星数量和分辨率。引导星座在过境时刻和轨道面上做差异化布局。推动跨公司数据共享的标准和机制。在应急场景中把商业数据纳入常态化保障体系，而不是临时调集。

星座能做出十分钟重访的指标，不等于用户手里有数据。重访说的是某颗卫星隔多久来一趟。可用数据要求的是特定区域、特定时间，还要质量达标并且能实际拿到。两者之间隔着轨道高度、幅宽、过境时刻和载荷类型这四道硬约束。这些参数不改变，数据就不会凭空出现。把账算清楚，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数据来源：

新华社与《西藏日报》关于2026年8月26日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及灾后卫星影像的报道；

中国电建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关于电建一号SAR卫星8月27日0时48分过境成像的披露；

天仪空间与大楚空间科技神启号02 SAR卫星应急调动信息；中国自然资源部公布的灾前灾后卫星对比图；

美国地质调查局陆地卫星系列数据说明；

欧洲哨兵卫星与陆地卫星联合产品的公开技术资料；

低轨遥感卫星轨道与幅宽参数的公开行业资料。

前景不佳的国庆档

临近上映，2026年国庆档的预售票房才刚破6000万，最终预售票房破亿困难，对比起2025年的1.44亿和2024年的1.98亿来说，不免令人对今年国庆档的前景感到忧虑。

不光是预售成绩不佳，从想看数量和各项营销指数上看，今年国庆档的新片相比往年均不占优势。头部影片的主创卡司吸引力本就有限，而大部分影片都是在映前两周才开始陆续定档，最短的《侦战》甚至只差10天。

但这种“极限定档”的节奏在如今的电影市场中早已屡见不鲜，甚至国庆档比之其它档期还算富余的。比如中秋档影片《敦煌英雄》甚至是映前3日才定档。

暑期档的故事大家更为熟悉，《功夫女足》定档距离上映仅5天，《欢迎来龙餐馆》仅6天。只不过这两部影片却并没有因极限定档而影响票房成绩，合计拿下42.66亿票房，分列今年暑期档的第一和第二。

答案其实显而易见，《功夫女足》的成功依托“周星驰”的品牌的号召力，而《欢迎来龙餐馆》则得益于沈腾的喜剧底盘。如果主创卡司或者IP影响力没有达到如此级别，那么“极限定档”势必会对票房造成不利影响，只看各片方如何尽力消除影响，并在最极限的时间打出有效的奇招。

“极限定档”作为一种现象，并不是今年所特有，其背后有着一条清晰的产业变迁脉络。

历史成绩带动，观望博弈心理战

同样在今年暑期档，《空枪》8月14日官宣定档，8月19日上映，留给宣发窗口仅5天。其拥有朱一龙和檀健次作为核心阵容，豆瓣评分也达到了7.2分，而且还是颇有张力的经典警匪对决港片风味，但直到目前也仅取得了6.49亿的票房，算不上成功。

这说明，即便拥有成熟的主创阵容和颇有吸引力的题材，“极限定档”的电影也很难复刻《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头部爆款的成绩。越是缺少强势IP或国民级主创的影片，观众越需要更具体的购买理由。

尤其是，暑期档作为全年之中最漫长的档期，电影往往还有着映后靠口碑发酵翻盘的空间。但是对于七天或者三天的档期而言，除非口碑上是历史级别的佳作，否则发酵空间极为有限。等到档期后工作日才被发觉，票房基本盘也回不到档期时的水位了。

一边是依靠主创能力、演员阵容和题材优势，即便是采用“极限上映”也能拿到保底票房，另一边是缺少强底盘的中小体量电影，在“极限上映”后，极易遭遇市场其他电影的挤压。原本提前两个月定档于8月8日的《大唐妖探》，上映前三天突遭《欢迎来龙餐馆》空降，只能无奈改档。

因此，一旦大片将“极限定档”的操作视为常态，那么全行业的定档动作都会变得被动，所谓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便成为了奢望。

业内资深营销人士告诉毒眸，“这种临近档期扎堆定档的集体观望，本质上是片方的避险策略，也是市场不确定性催生的被动结果。因为整体大盘在波动之下，大部分片方容易患得患失，他们既希望避开体量强大的竞品，又盼着头部大片先行入场，将市场热度带起来。”

从单个项目看，等待有其理由，放在整个档期里，却可能出现谁都不愿先动的局面。中小影片等大片的日期，大片观察市场反馈，营销公司等片方拍板，影院则等更明确的购票需求。每一方都希望减少自己的风险，最终却让更多准备工作挤到了最后几天。

而等待的代价，不会只停留在宣传团队的日程表上。首映、路演需要协调场地与主创，品牌合作有各自的排期，影院也要安排人员、场次和当地推广。定档越晚，这些合作越难从容展开。

因此，即便理解“极限定档”的普遍化有着不可抗力因素、大盘水位多变、电影宣发预算下滑等客观原因存在，也必须呼吁行业尽早恢复正常定档周期。宣传节奏可以压缩，但上映时间的不确定实际上是对整个市场的钳制，让所有与电影相关的上中下游附加产业都陷入被动的境地。

“极限定档”时代下：宣发的手段、案例与陷阱

周期变短了，传统的宣发路径对于电影预热，便已经不再适用，宣发逻辑亟待重构。

当然，这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目前的媒介环境与观众心理——现在的观众已不再提前数月或数周种草自己想看的电影，而更讲求在刷到电影相关的短视频时，立刻就能看得到。这一点从过去无数档期中越来越低的预售票房占比和越来越延后的购票决策时间就可以看出。

这也是为什么，像户外大屏、公共广告这种周期长、转化效率偏低的渠道已被大多数电影宣发方所弃用。

短视频渠道是大多数电影宣发重注之地。结合降本增效的大背景，业内人士告诉毒眸，如今AI批量二创，已成为了当下最主流的宣发新打法。这套宣发策略，很适配当下观众的审美喜好。

比如暑期大火的电影《牛来》，就是典型依靠短视频二创完成逆袭的电影案例。影片没有任何基础认知度，但随着那句魔性的“‌妈妈～牛来‌”的火爆，大量抖音、B站的二创纷至沓来，观众在短视频上的玩梗，制造了“亲情手搓电影也能火”的现象，拉升了实际票房。

虽然这是网友的自发二创，而非宣发功劳，但集中性的“玩梗”式短视频，显然具备极强的带票能力。AI的出现，让片方进行宣发投放时降低了试错成本，一旦出现了具备全民玩梗潜力的物料，一定程度上复刻《牛来》的成功并非不可能。

不过，生成物料的成本下降，与获取有效观众的成本下降，是两回事。宣发需要判断，物料触达的用户是否是愿意进影院的用户，以及哪些反馈值得继续投入。在时间大幅缩短的情况下，触达人群的容错空间也变少了。

资深营销人士还告诉毒眸，当下内卷环境，“极限定档”的宣发最大难点，是短时间内打造差异化的记忆点，“因为多部影片扎堆上映，营销话术、短视频套路极易趋同，观众们早已审美疲劳。”

时间短了、预算有限、没有容错，宣发势必更加讲求出奇制胜。谁是更加有创意的那个，谁才能在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

今年国庆档的几部新片，已经在寻找不同的入口。

9月19日，《什么意思夫妇》的主创小沈阳、沈春阳夫妇开直播向网友了征集宣传妙招。这种主创和大众共创的模式，拉近了受众与电影的距离，在单条抖音视频中，获得了43万点赞量，并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好评。

依托于小沈阳、沈春阳的国民度和亲民宣传，该电影目前已位列国庆档想看电影的前4。大档期的喜剧片实际上映前数据都不会太好，主要依赖观众临时购票决策进场。

相对来说，目前预售成绩最好的影片《神探之痕迹》则采取了更加传统的策略。由于该片是真实事件改编，在宣发上，突出的也是“真实”的特性。电影在预告片中还原了白银案等场景，引发了观众的讨论。

再加上片方打出了“士兵突击老友重聚”的概念，用#张译再演警察##马丽转型法医#等话题，又为熟悉演员的观众增加了一层关注理由。

当然，映前变紧张了，留给映后的任务也就加重了。

影片上映后，真实口碑能够带来新的观众反馈，给宣传提供更具体的方向。看过的人在讨论哪个角色、哪段故事最能打动目标受众、哪些误解阻碍了观影，都需要团队第一时间跟进。映后传播也因此需要预算和准备，而非首日成绩不佳之后才临时启动。

只是可惜的是，大档期里新片同时争夺银幕，中小影片未必拥有慢慢等待传播起效的条件。除了《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穿透圈层的口碑爆款之外，大多数在大档期上映的中小影片，口碑被认可之后也依旧会面临排片不足的难题。

对于大片来说，也需要做好预期管理的难题。宣发最终要让观众对电影形成接近实际体验的期待，宣传把一个片段夸大成整部影片的承诺，即便带来首批购票，也可能在映后造成落差。短周期越依赖迅速转化，就越需要重视这种落差对后续口碑的影响。

几部短周期爆款已经证明，时间紧张的电影仍然可能获得观众。它们却无法证明，留给整个行业认识观众、解释作品的时间，可以持续被压缩。下一部缺少明星光环、又需要慢慢被理解的电影，还有多少机会能走到观众面前呢？

当下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品牌商开始做代工，而是零售商开始定义商品。

1

自有品牌的发力越来越狠了。

统一在长白山有一家矿泉水工厂，一边生产统一自己的品牌“爱夸”，卖2.5元，一边帮胖东来代工DL水，卖1.2元。

最后卖得好的是，DL水。

同一条水源，同一家工厂。贴上胖东来的标签，价格打了5折，却迅速成为热销商品，知名度等也超过了爱夸。

这种反差，如今正慢慢变成了整个消费品行业里较为常见的情况。

其中，立白为胖东来订制洗衣液，今麦郎给盒马代工茶饮料，甘源食品为山姆代工坚果，还有山姆的烘焙贝果也有桃李的影子。

体现在财报上，这块业务也不小。

2025年上半年，统一企业中国的策略联盟代工业务收入达到6.71亿元，同比增长159.5%；洽洽食品2024年通过山姆渠道卖了约2亿元，同比增长50%到60%；酒鬼酒2025年全年在胖东来卖了1.96亿元，占其全年销售总额的17.66%，胖东来直接成了它的第一大客户。

洽洽、统一、酒鬼酒等品牌，都是足够成熟的一线国民品牌，如今，大量融入商超的供应链后台，成为幕后的代工生产商。

一边是一线大牌退居幕后的代工生意，另一边，是它们在前端部分货架上的存在感下降。

像是汇源果汁、伊利酸奶、统一方便面等商品的身影，已经很难见到。

这两件事背后的逻辑，零售商接管商品的“定义权”。

山姆、盒马、胖东来拥有会员的大数据，口味、规格、价格区间了如指掌。

要想反向做出一批高质价比的商品，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直接调用大牌现成的制造能力，原料供应链、工艺和品控等都很成熟。

工厂负责落实配方和量产，只要渠道带着清楚的参数上门提出需求，基本都能被满足。营销和流通的成本被节省一部分后，很容易打造出极具杀伤力的低价。

至于工厂端，代工订单的生意，对应产能过剩的选择。

随着快消大盘整体增速放缓，过去因规模扩张建立起来的产线，普遍面临负荷不足，不少一线工厂的设备闲置率居高不下，设备、生产线、人工都是成本。

“代工业务的利润确实很薄，生产的甚至还是反噬自家市场的产品。但代工订单规模大、回款稳定，还可以分摊沉没的固定资产折旧，保住车间的开机率，为企业换取一定的现金流。”有消费品分析师表示。

代工生意为企业带来规模和流水，但代工本质赚的是薄利和体量。

硬币还有另一面，隐忧是快消企业最核心的资产是品牌，消费者愿意为此支付溢价。但在当前的代工模式下，消费者认可的是渠道的严选与品质背书，对具体由哪家企业代工逐渐脱敏。

只是，这种合作越深入，隐忧也随之而来。

快消在代工模式下，消费者认可的是渠道的选品、品控与品质，对背后的代工厂早已脱敏。

以前是品牌在前台收取高额溢价，如今是渠道在前台收割所有信任，大牌退居后台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一旦消费者习惯了只认准渠道的招牌，把货做出来的一线巨头，身上的品牌光环也就被彻底剥离了。

2

一线大牌把代工跑顺，顺带着把零售商推到了台前。

在各家门店里，这种换血几乎是同步发生的。

沃尔玛、盒马、七鲜、小象超市、叮咚买菜等零售企业的自有品牌比例也已经很高了。而硬折扣更激进，奥乐齐、超盒算NB的自有品牌占比都超过50%。

传统商超也是，胖东来去帮永辉、步步高调改，其中一个重要的动作是，大批量下架传统大牌，换上自己的商品和直采生鲜。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联合波士顿咨询今年8月发布的数据，中国商超自有品牌的销售额渗透率大约只有8%，要是看全渠道，占比更只有1%到2%。

对比欧美的成熟市场，目前美国商超自有品牌渗透率约为26%，西欧超过40%。CCFA与BCG判断，未来五年，中国商超自有品牌渗透率有望从目前约8%提升至20%-0%。

直白一点讲，过去几十年里，零售商主要是在经营门店、租柜台、收进场费等，而现在要转向的则是经营商品和供给。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一方面，消费者需求变了，追求品质、性价比、成分党等等。

一个顾客可能为了省几块钱在手机上反复比价一卷卫生纸，可转过身来，又愿意花几十块买一盒配料表干净的鲜奶或者烘焙产品。

传统大牌全国统一规格的老产品，根本接不住这么细的需求。

另一方面，只有独家商品，商超才有竞争力。

过去超市只要地段好，向品牌收进场费就能赚钱。现在同一瓶可乐、同一包饼干，便利店、零食店、外卖软件到处都有，卖一样的东西除了打价格战，根本留不住人。必须形成差异化，所以，山姆的瑞士卷、胖东来的熟食都是这个逻辑，商品是严选的，定价权在自己手里。

这也逼得超市做自营的思路一步步往前走。

最开始，各家超市做自营只想图便宜，主要做做垃圾袋、纸巾、矿泉水这些门槛极低的生活消耗品，靠比大牌便宜来走量，赚点采购毛利差。

后来，山姆年销售额能突破10亿元的瑞士卷，盒马的大海鲜、果蔬汁、精酿啤酒和零食百货等逐渐形成规模。

消费者会因为某一款特别的商品，专门跑去办一张会员卡、进一家店。零售商由此开始意识到“商品即流量”的威力，自有品牌也从采购部门边缘的贴牌业务，变成了整个公司的核心业务。

但少数几个爆品只能帮渠道打开局面。要在存量市场里争夺用户的“生活份额”，靠的还是高频、复购的日常品。

所以现在的头部零售商，开始系统性地建自己的供应链。

这件事做到底，商超的角色其实已经彻底翻转。

货架上摆满自营货，表面上看是超市在卖自己的东西，本质上是超市在帮消费者把关。不再对着几百个同质化的大牌挑花眼，而是信任这个超市已经替消费者做了选择。

零售商也不再是过去中间商的架子，做成了一个给消费者挑货的专业买手。

3

代工生意看似皆大欢喜，但正在被消费“介意”。

过去买东西认的是包装正面的大招牌。现在不仅看配料表，还得翻到背面看代工厂到底是谁。

去年5月，娃哈哈公开确认，其纯净水曾由今麦郎代工生产。消息引发消费者讨论：既然来自同同一家代工厂，娃哈哈凭什么卖得更贵？还有7月，麻六记的一款酸辣粉因发霉变质，在开市客被紧急下架，代工厂阿宽食品道歉，引发食品安全问题。

以及，前不久的奥乐齐，其自有美妆LACURA的一款隔离霜，也因包装高度疑似抄袭资生堂旗下的高端品牌CPB，导致代工厂与奥乐齐相关经营主体均被列为被告。

不用建厂就能快速铺货，这是代工摆在明面上的红利；但一旦被消费者看穿底细，或者在质量、版权上出了纰漏，大牌的品牌溢价会瞬间崩塌，渠道累积的信任也大打折扣。

相反，国外零售商做自有品牌，却能把渠道品牌做成金字招牌。

在欧美成熟市场，像Costco的Kirkland或奥乐齐的自营，绝非简单的贴牌外包。

第一层，在商品端，标准必须死死压过大牌。

Costco做定制，从来不是拿市面上现成的通货换个包装，而是反客为主定标准：原料等级必须比一线大牌更高、添加剂必须更少、克重必须更足。消费者认自营，不是图偷工减料的便宜，而是“花更少的钱，买到比大牌更好的品质”。

第二层，在机制端，渠道必须给足工厂安全感。

敢定高标准，是因为渠道给了工厂托底的诚意。这在奥乐齐身上体现得最彻底，它靠三张底牌把工厂绑成了利益共同体：

一是长约包产能。动辄签下三五年甚至更久的合同，让工厂有了旱涝保收的基本盘，才敢真金白银砸研发、改产线；

二是买断不退货。彻底打破传统超市“卖不掉就退给工厂”的霸王条款，库存风险渠道自己扛，让代工厂没有后顾之忧；

三是直连砍中间商。直接绕开所有层级，拉着海天、金锣做独家定制。

对代工厂来说，即便同一款产品在奥乐齐只卖20元、在外部渠道卖40元，账依然算得过来——订单极度确定、现金回款极快、既能吃掉富余产能，又不会打乱自家主品牌的价格大盘。

渠道把自己的毛利死死卡在低位，把合理的利润空间留给制造端；工厂不用天天防着被压价换掉，才敢放心去银行借钱、买最顶级的设备为渠道扩产。

这种自营，根本不是一锤子买卖的采购，而是深度的伴生。

但国内很多商超和品牌做代工，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走捷径”路线。

很多零售商以为，做自有品牌就是挑个大厂，把现成的产品贴上自己的Logo，既省事又能赚高毛利。渠道更像做甩手掌柜。

现在的消费者已经越来越不好糊弄了。山姆前段时间因为上架好丽友等大众品牌，也曾引发部分会员不满，也是同样的道理。做自有品牌的门槛，不是找几家工厂贴个标那么简单。合格的自营，渠道必须自己拿出高于行业的硬指标，品控管理。

所以，国内的商超只有真正走出“贴牌收割”的幻梦，把标准做深、把供应链做实，这门生意才能跨过眼前的翻车泥潭，变成长久活下去的硬实力。（灵兽传媒原创作品）

“有些日子确实很忙，却不会让人特别难受；有些日子没有做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到了晚上却累得厉害。”

一位青椒关于“时间管理”的思考与困惑，与你分享。

如果想让一个青椒尽快burnout（崩溃），其实不需要给他一项特别困难的工作。论文被拒、基金落榜当然让人难受，但这些挫折至少是具体的：论文还可以再改，基金本子还可以重写。

真正有效的办法是：不要让他拥有自己的时间。

第一步：把他的时间切碎

不要一次占掉一整天。一天都在开会，他反而会很快认命：好，今天什么都不用干了。

最好一点一点塞任务，比如：上午十点开个会，中午前交张表，下午两点培训，四点学生来讨论数据。

“耽误你十分钟。”

“这个很快。”

“麻烦抽空填一下。”

每件事都很小，每件事都很合理。到了晚上，他忙了十二个小时，真正想做的事情还一个没碰。

第二步：不要提前告诉他

提前一周通知下周三下午开会，还不够理想。

最好周三上午临时通知他：“下午可能有个会，时间待定。”

会只开两个小时，却可以打散一个下午。时间没有真的被占用，但已经不能自由使用。

第三步：把需要整块时间的工作往后挪

白天开会、填表、上课、培训、处理学生事务、报销。

论文呢？晚上写。

基金呢？周末写。

慢慢地，那些最需要连续思考、最怕被打断的工作就会一路往后退，退到晚上，退到周末，退到一天里最疲惫的时候。

最后一步：教他做好时间管理

等这一切安排妥当，再提醒他一句：年轻人还是要做好时间管理。

少刷手机，排好优先级，提高效率，充分利用碎片时间。

到这里，一份青椒崩溃指南就差不多完成了。

这件事并不只是一个关于“忙”的玩笑。

有些日子确实很忙，却不会让人特别难受；有些日子没有做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到了晚上却累得厉害。它们之间，好像还有一点别的差别。

忙，和时间不属于自己

仔细回想，那些特别累的日子往往有一个共同点：一整天都在不断切换。写论文刚进入状态，去开会；回来以后处理学生的问题；学生刚走，又想起下午有个材料；做完材料，再重新打开上午那篇论文。

科研里很多事情其实很笨重。写论文、想问题、做分析，都需要一点启动距离。电脑打开，并不会立刻进入状态。要先看昨天写到哪里，把相关文献重新装进脑子，想起这个分析为什么这么设计。等这些线索终于重新接上，常常已经过去半个小时。这时只要来一条消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心理学里有一个词叫attention residue（注意残留）。一个任务被打断以后，一部分注意力还会留在那里。于是一天真正消耗人的，未必只是做了多少事，也包括不断从一件事里出来，再进入另一件事。

这种消耗很难记账。会议有时长、课程有学时、表格有份数，只有那些重新进入状态的时间，很少有人计算。可一天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散掉的。

所以青椒缺的可能不只是“更多时间”，还包括一段完整而确定的时间：提前知道它属于自己，也知道它不会随时被挪走。

这时，另一个问题就冒了出来。为什么这样的时间，对一些人来说更容易拥有，对另一些人却格外奢侈？

谁能决定自己的时间

我以前会困惑，为什么有些到了职业生涯更后面的人，明明事情更多，反而常常显得更从容。

当然不是因为他们轻松。更可能是因为他们往往更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时间。什么时候开会？一件事情今天做还是下周做？哪些邀请可以拒绝？哪些事情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安排？这些决定都掌控在他们自己手里。

这种差别很少被直接说出来，却常常体现在谁更需要调整自己的时间。会议定在下午三点，有人只是在安排日程，也有人要把原本三点的事情往后挪。

很少有人会反过来问一句：

你原本三点准备做什么？

组织里的时间似乎天然有不同的重量。有些人的日程很难移动，另一些人的日程默认可以移动。刚进入一个单位时，我们往往也更愿意配合、更少拒绝，于是自己的日程自然成了更容易调整的那一个：临时缺人，你来一下；这个活动，多参加参加；这个事情，年轻人多承担一点。

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很合理。可它们叠在一起以后，一个人的时间就会慢慢变成一种公共资源。谁需要，都可以来借一点。真正微妙的地方在于，这些被借走的时间，并不会减少最后落在你身上的要求。会议开完了，论文还在那里；材料交了，基金截止日期也不会因此往后移。

于是，很多青椒慢慢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时间结构：白天被一件件有时点的事情切开，真正需要连续思考的工作，只能等到晚上再慢慢连起来。夜晚因此变得格外珍贵。未必因为夜里效率更高，只是到了那个时候，日程终于安静了下来。

时间管理之前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不太喜欢把这一切简单归结为“时间管理”。时间管理当然重要。我们都可以少刷一点手机，学会排序，学会拒绝，把日历安排得更聪明。

但时间管理有一个很少被说出来的前提：你得有真正可以自己安排的时间。

如果上午排好的事情下午就随时可以被打乱，如果所有“重要但不紧急”的工作都只能不断给“临时而紧急”的事情让路，那么再漂亮的日程表，也只是在管理别人用剩的边角。

职业倦怠的研究里，控制感一直和工作量一起被讨论。这个结论并不难理解。一个人主动决定今天花十个小时把论文改完，也会很累。但那种累里通常还有一点完成感。另一种十小时，是不断有人告诉你接下来做什么，什么时候去哪里，什么东西必须马上交。

所以青椒真正需要的，未必只是“少一点事情”。有时候更重要的是，能不能保住几块不被轻易打断的时间；能不能提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已经排好的事情，能不能也被当作一件值得尊重的事。这些要求听起来一点也不宏大。

晚上十点，我大概还是会继续打开那篇白天没写完的论文。科研总有很多事情需要在安静的时候做，这件事很难完全避免。

但我偶尔会想，如果那三个小时出现在下午呢？两点坐下，五点起身，中间没有人找，也没有“临时有个事情”。大概并不会因此少做多少工作。

只是那一天，会更像是自己的。

国庆假期前，小杨（化名）和朋友计划去青岛和烟台旅行。预算有限，他们先在去哪儿、携程、大众点评上转了一圈，“涨价太多了，我的心理预期在400元一间房，但实际要1000元左右，价格都翻倍了。”最后在美团民宿上，小杨订到了700元一间的“低价”房。

“老板们不让还价，我提出加微信要个低价，对方没理我。”小杨最终还是700元下了单。唯一让她犹豫的是民宿本身：洗澡要等热水，房间装修像“别人家的客厅”。但毕竟是旺季出行，小伙伴们觉得可以接受。

这个假期，和小杨一样的消费者众多，但令消费者意料之外的是，这些“便宜”的平台正处在风口浪尖。

9月19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飞猪、同程、途家、美团四家平台运营主体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四家平台随后均公告表示积极配合调查。

今年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已联合商务、文旅部门约谈12家平台企业，通报部分平台未经商家同意擅自报名促销、通过技术手段监控价格要求商家按全网最低价销售等“内卷式”竞争问题；7月底，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罚没合计51.79亿元；9月15日，总局又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行政指导会，要求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竞争风险。

监管连番出手，焦点是平台以何种手段维持低价。据此前媒体报道，此次调查重点包括流量展示需竞价排名、要求商家按照全网最低价销售、剥夺商家定价自主权等。

但眼下，各方对“低价”的理解并不一致。

监管认为平台的低价手段涉嫌垄断；平台则回应将“积极配合监管调查”；但商家端的多位民宿从业者向《IT时报》记者表示，平台虽未要求签低价协议，却会提示“周边房源价格比较低”、弹出低于成本的“建议价”；消费者“小杨们”虽选了低价民宿，却仍觉得不够低，“旺季能接受，平常这价格不会订。”

四方之间的认知差异，正是这条“低价链条”的真实切面。《IT时报》记者与民宿商家、消费者及平台客服多方对话，试图还原各方在这条链条上的真实处境。

消费者与商家的矛盾点

“低价”从哪来？

消费者对“低价”的感知，往往从比价开始。

计划国庆去浙江的周女士（化名）告诉记者，国庆期间，同一间民宿的价格几乎比平时高出一倍，“平时三百左右的房间，国庆飙升到六百多，稍微好一点的都是直接翻倍”。

这并非个例。《IT时报》记者实测同一账号、多个平台发现，国庆期间热门城市民宿价格普遍上涨，少则增加数十元，多则翻倍。更有媒体报道：汕头有民宿从平日97元涨至645元，景德镇一家酒店平日67元的房型国庆标价743元。

在消费者看来，部分涨幅难以接受。但商家认为，涨价是市场规律所致。

多位民宿经营者向记者解释，国庆涨价与成本上升直接相关。旺季入住率接近满房，需临时聘请保洁甚至管家，用工紧缺，单日工费上浮五成以上。此外，部分民宿并非自有房产，需整年支付房租，淡季常常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

有分析指出，民宿高度依赖节假日，平日空置率极高，经营者不得不将全年固定成本集中在为数不多的旺季中回收。多名商家告诉记者，10间以下房源在美团民宿、途家等平台并不需要提供经营资质，而这也导致民宿的价格和质量都参差不齐。

消费者看到的是价格上涨，商家看到的是成本上升。双方各有各的账本，真正的问题在于平台在价格博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对不少商家来说，低价的压力更多来自平台的“价格建议”。在成都经营民宿的夏夏（化名）向记者算过一笔账：三室两厅淡季挂200元，但美团民宿淡季“建议价格”只有100元，“我还有物业费、水电费、打扫费和房间耗材费用，一天成本就要百元上下。”

山东民宿经营者小晴（化名）感受相似：流量向大民宿和花钱推广的民宿倾斜，“平台暗示降价能获得流量，保持原价房客不选我，真降了价，一个月订单还是只有个位数”。

这些压力是否构成监管所说的“低价垄断”，商家看法并不一致。小晴认为，降价并非平台单方面强制，而是多方博弈下的市场选择。她坦言，低价对竞争激烈的商圈民宿更有效，她的房源在郊区，位置决定了价格再低，也不会被消费者优先选择。

毁约争议

罚款与不对等

中消协今年5月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住宿履约类负面信息达10万条，占吐槽类信息9.41%。三亚一起民宿毁约事件中，房东将8499元预订的19晚房源单方面取消，被从重处罚35万元、吊销营业执照。

上海消费者陈先生今年五一便被“放了鸽子”。当全家驱车离目的地还差1小时车程时，接到民宿房东电话，被告知房间“没有了”，“很影响出行的心情和体验。”和平台交涉之后，平台补贴了部分房费帮其另订房间。

面对商家毁约，多名消费者的态度很直接：“该罚，要罚得狠。”但对更多正常经营的商家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是另一种压力。小晴算了一笔账：“例如今晚的房费是150元，我因房源故障问题取消了订单，美团民宿会罚款我300元，节假日罚得更高。”

记者查阅美团民宿公开的《房东诚信规则》发现，“房东原因取消订单”扣款分级明确：单间夜订单，入住日前3天内取消，扣最高不超过订单总房费的100%；入住日当日取消，最高不超过150%；节假日额外加扣150%，叠加最高可达300%，直接从房东结算款中扣除，申诉期仅3个自然日。

记者咨询美团客服获悉：房东入驻时除免费的灵活退订模式外，还可选择阶梯退模式。在该模式下，房客取消订单会产生一定退订费，平台收取0.6%服务费，剩余结算给房东。

相比之下，途家处罚相对温和。途家客服向《IT时报》记者确认：房东确认后拒单，每次罚款为平均间夜价的50%；确认前拒单，扣服务分1分并置底3天。退改规则由房东自选，分灵活、宽松、中等、严格四档。而美团客服仅表示“房东当天取消订单，平台会有一定的管控措施，具体以通知为准”。

消费者对平台处罚商家的支持，与商家对罚款力度的不满，构成了这条低价链条上又一组难以调和的冲突。

最朴素的诉求

希望被尊重

被问到“最希望平台改进什么”时，多位商家的答案落在同一个词上：尊重。

差评机制是众多商家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深耕民宿行业多年的资深人士花雕（化名）做过一段时间行业观察，“多数的一星差评都是匿名的”。匿名差评的重灾区藏在大众点评里，不用消费也能匿名评价，且会同步到美团民宿。

一旦被恶意差评，多数商家的感受是“流量会断崖式下跌”“大半个月都没有流量”，商家只能花钱重新买曝光。花雕曾起诉过恶意差评者，法院判赔9000余元，他认为“维权走法律渠道有时比平台投诉效果更佳”。

规则、流量不透明同样困扰商家。

途家平台上，商家何岩（化名）反映，后台无法直观显示房间参加活动后的最终价格，“只能自己一个一个查找核对”。青岛商家巧克力（化名）则对途家的“积分联盟”和“优享家”活动带来的流量不认可，前者扣5个点，后者最高扣15个点，“但订单就多个一两单”。

美团侧的“订单通”活动弹窗同样让商家头疼：点开后没有取消入口，24小时后才能取消，与推广通叠加后扣点合计可达20%，利润被进一步压缩。客服难找也是普遍问题，多位商家告诉记者，平台客服人手不足，电话难打通。

中小商家无奈的是被付费流量“绑定”。多位商家表示，不投推广基本没订单，“十几天才一单”；投了推广，当天会有人咨询，两三天能成一单。有商家投了七八百元推广费，订单“刚刚回本”，一旦停投，曝光又掉回去。

记者以民宿主身份咨询客服“不参与低价抢单会怎样”，客服回应称“可以正常售卖，但流量会稍微少一点”，但并未就流量分配的具体规则给出更清晰回复。

花雕认为，平台被罚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建议从评价公平性和规则透明度入手，让平台规则更清晰，让商家有合理的申诉通道，“尊重我们，是每一个商家最大的诉求”。

美团系与途家系

为什么走了不同的路

商家们感受到的差异，背后是两种不同的平台逻辑。

途家与携程的绑定由来已久：2011年成立初期即获携程天使轮投资，2016年又与携程、去哪儿达成战略协议，并购了后两者旗下的公寓民宿业务。途家客服也向记者确认，上线途家可同步上线携程、去哪儿、同程等平台。这意味着，途家背后有着现成的流量池。

而美团民宿更像“单打独斗”。“美团就只有美团，没有更大流量池可依赖。”小晴认为，本地生活的高频流量是美团最大的优势，但要把流量变成民宿订单，低价或许是最直接的转化手段。花雕补充说，美团入局晚，低价亦是合理抓取客源的方式。公开信息显示，美团民宿于2017年成立，远远晚于途家和携程系多个平台的成立时间。

值得留意的是，美团在财报中提到，到店酒旅业务正“加强供给，扩大高质量商家推荐列表的覆盖和影响力”。

平台宣称在做高质量供给，而不少小商家感受到的仍是低价导向、规则偏向消费者，这中间的落差或许正是监管需要厘清的问题，也是无数像小晴、夏夏这样的民宿人，在每一个订单里等待的答案。

对于约谈后如何整改，记者致电美团及途家，两个平台均表示暂时以此前公告为准。

排版／季嘉颖

图片／美团pexels东方IC

来源／《IT时报》公众号vittimes

手机一震，你几乎下意识地拿起来。可屏幕上不是那个人的消息，只是一条无关紧要的推送。明明已经一次次失望，你还是忍不住期待他会突然解释、道歉，或者重新变得热情。

回头看，你的几段感情似乎总有相似的情节：暧昧不清、忽冷忽热，甚至背叛。每次分开时，你都告诉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可下一次，吸引你的可能仍然是熟悉的类型。

所谓“遇人不淑”，真的只是运气不好吗？两项关于父女关系的研究提示，我们在亲密关系中的期待，可能与童年经历有关。不过，这种联系并不等于“原生家庭决定命运”。它更像一种早年形成的倾向，会影响我们如何评价自己、如何理解伴侣。

01

父女关系可能影响你对伴侣的期待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王燕等人调查了250名有恋爱经历的未婚女性。研究发现，童年环境的不可预测性会调节父女关系与女性自感配偶价值之间的联系。在童年环境相对稳定等特定条件下，父爱缺乏可通过较低的自感配偶价值，预测更明显的短期择偶策略偏好。另一项由169名未婚女性参与的实验也支持了这一受条件限制的作用路径（王燕等，2024）。

“自感配偶价值”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人如何评价自己在择偶中的吸引力，以及自己值得拥有怎样的伴侣。当女孩在成长中感受到稳定的关心与尊重，她可能更容易建立清晰的自我价值感；当父女关系长期疏离或充满否定，她则可能更难相信自己值得被认真对待。

因此，研究结果并不是“父爱少，就一定会爱上花心的人”。它说明的是，在一定条件下，童年父女关系可能通过自我评价，影响女性的短期择偶倾向。影响是概率性的，也受到家庭环境、后来的关系经验和个人成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02

比父亲缺席更值得关注的是相处质量

另一项研究采用“差异性手足暴露设计”，考察了223对来自父母离异或分居家庭的姐妹。姐妹拥有相近的遗传和家庭背景，但由于年龄不同，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长也不同。研究者据此比较她们接触父亲日常行为的程度，以及成年后对男性伴侣的期待（DelPriore et al.,2019）。

结果显示，父亲缺席本身并不能预测女儿成年后对男性的期待；真正发挥预测作用的，是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低质量父亲行为。对与父亲共同生活时间更长的姐姐而言，父亲行为质量越低，她们成年后对男性投入亲密关系的期待也越低；在与父亲共同生活较少的妹妹中，研究者没有观察到同样的关联。

这项研究关注的“低质量行为”包括较低的支持与投入，以及不可靠、具有欺骗性等表现。它并不能证明某一种父亲行为必然导致女儿日后的某种选择，却提醒我们：判断父亲的影响，不能只看他是否“在场”，还要看他在相处中是否可靠、尊重并支持孩子。

03

内心的关系标准是怎样形成的

社会计量器理论认为，自尊像一套监测人际接纳程度的系统。重要他人的回应，会参与塑造一个人对自身价值的判断。童年时期父亲的关心、回应和尊重，可能成为女儿理解“别人会怎样对待我”的早期线索。

如果这些线索长期积极，她更可能对亲密关系抱有较高且稳定的期待；如果线索反复传递冷漠、贬低或不可靠，她可能逐渐降低标准，把忽视、失约甚至伤害解释成“关系本来就是这样”。成年后，这套期待有时会在无意识中继续运作。

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段无法修改的程序。早年经验会留下痕迹，但人仍能通过新的关系经验、清晰的边界和专业支持，重新理解自己与亲密关系。看见模式，是改变模式的第一步。

04

如何停止重复同一种关系

如果你发现自己总在相似的关系中受伤，可以先做三件具体的事。

第一，

记录事实，而不是替对方补充理由。

对方是否尊重约定、愿意沟通、对关系保持忠诚？把反复发生的行为写下来，有助于你从情绪和期待中退一步。

第二，

检查自己的容忍来自哪里。

当你又想原谅一次时，可以问自己：我是在根据这段关系的现实作判断，还是因为担心“离开后不会遇到更好的人”？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最好的朋友身上，你会给她什么建议？

第三，

练习设定边界。

边界不是要求别人必须改变，而是明确哪些行为你不能接受，以及这些行为再次发生时你会如何保护自己。如果长期陷入自我否定、难以离开伤害性的关系，也可以向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求助。

童年也许影响了你最初的关系脚本，却不必写完结局。理解早年经验，不是为了责怪父亲或家庭，而是为了分清：哪些声音来自过去，哪些选择属于现在。你值得在一段关系里被认真、稳定地对待，也有能力重新设定自己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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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王燕,孙芯芸,&杨茵贝.(2024).如何预测她会拥有“花心”男友？女性童年环境对其伴侣短期择偶策略的预测机制.心理学报,56(11),1512–1523.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4.01512

DelPriore,D.J.,Shakiba,N.,Schlomer,G.L.,Hill,S.E.,&Ellis,B.J.(2019).The effects of fathers on daughters’expectations for men.Developmental Psychology,55(7),1523–1536.https://doi.org/10.1037/dev0000741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不关乎他人，只映射自己。

巴黎时装周一日冰火两重天，正午是Dior创意总监上任一年后，在法式古典生活图景杜乐丽花园的一场大秀，夜晚则是金色巴黎铁塔和华丽吊灯下，传闻是Anthony Vacarello在Saint Laurent十年任期的最后一场秀，二者形成鲜明的巨大反差，立即引发市场的广泛关注。

Jonathan Anderson在秀前的邀请函是来自中国的文玩核桃，灵感并非具象的中式符号，而是盘核桃所需要的不懈雕琢和耐心。

正如Jonathan Anderson在去年第一场秀，笔者认为是一个乍看反审美直觉的草图，有曾经Loewe和JW Anderson的古怪，但包裹在Dior的华美中，往后不是线性的一季又一季周而复始地擦拭重写，而是在此概念上持续勾边，上色，进一步渲染渗透。

因此在过去一年中，Jonathan Anderson给市场留下印象的不只是具体的不对称廓形，而是一种意象和感受。

正如法式花园秀场内的中式木椅，打造一个供人坐看云卷云舒的园林，一个爱尔兰明星设计师，竟把中式写意，融入法式高级时装里。

古典硬挺的夹克要用松弛的牛仔下装对冲，轻盈荷叶边反而堆出体量，饱和度极低的淡色偶尔搭配热烈繁复的印花，素色的裙装，则用略张扬的廓形和细密褶皱凸显亮点。

整场秀轻盈流动，但不陷入中文语境对于高级时装那种仙气优雅的刻板印象。

当人们即将陷入某种对风格的刻板预测时，继续看，则又会浮现反直觉的细节，仅仅是这个过程，就能触动的是对细腻层次格外讲究的观众，但同样可以理解，一个让部分客群颅内高潮的东西，另外的客群则无动于衷。

有社交媒体评价称，Jonathan Anderson的Dior为何不能立即激发人们的欲望，答案可能是，激发欲望不是他的本意，对于一些客群而言，欲望的动荡让人不安，但是平静的连接可以创造更多的满足感。

在一个推崇主观的市场下，观点表达愈发迅捷而普遍，但舆论嘈杂之下，也需要认识到，观点的生成也来源于不同的偏好模式。

Saint Laurent是另一个极端。

这是该品牌十年以来，可能也是整个时尚行业多年来也罕见的一个系列，因为59个造型中，有50个都是全金色的造型。

这样的视觉奇观，很难不令人意识到这是Anthony Vacarello对其黄金十年的高调收篇，即使品牌仍未对他去留的传闻做出回应。

这个系列在社交媒体引发广泛关注，重复设计、缺乏实验性突破的问题仍然存在，但这一切质疑也都被色彩和视觉冲击力暂时压制，强烈而具有攻击性的金色扑面而来，令人来不及探入细节的。

这与Anthony Vacarello持续强化的Saint Laurent女性形象保持一致，她们先发制人，不会给人留出品头论足的时间和余地。

但是事情的反面是，反感这种模式的观众也会从第一直觉否定对方，无论他在某一个固定廓形上做出了几种不同细微变化的呈现，也不再能够被看到。

有人在当下充满压力的全球经济环境下，怀念繁荣时代的华丽和欲望，正如John Galliano的戏剧化重新获得追捧，Matthieu Blazy的张扬色彩走进Chanel。

但也有人在同样的环境下，转向谨慎和稳定，寻找能够对抗不确定性的宁静，Phoebe Philo和The Row走向极致冷静，Jonathan Anderson则在高级时装屋不可避免的高调下，注入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归根结底，这就是时代现实在不同心理机制下的投射，每一个观众面对同样的环境，采取不同的反馈方式。

华丽的第一印象，决定了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探究Anthony Vacarello的内心，因此我们无从得知Anthony Vacarello究竟是设计的怠慢，还是自己对特定目标的坚持，即使他登上了精神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孙女Bella Fraud的热门播客Fashion Neurosis，也似乎很难让更多人有动力，在具象作品之外走进这个创意总监的心理底色。

Jonathan Anderson则更多被视为一个人性化的角色，让更多普通观众也试图共情其身兼数职，一年负责近10个系列的职业压力，这与其表达方式更加温和而少有攻击性有关，或许无法带来一瞬间的激情，但可能在无形中获取目标客户的信任。

Saint Laurent的清晰形象刻入人心，它用浓烈表达征服同样浓烈的受众，Dior的云淡风轻，要在不经意之间激发共鸣，一个是电光火石，一个是神经微电流，社交媒体带来沉默的螺旋，不热衷表达观点的人很少在评论区留言，这让情感浓烈的受众声音放大，却未必与真实的市场表现相一致。

因此，对于能力已经经过大型平台验证的创意总监，功过难评，设计仅仅是单一维度，还取决于受众偏好，更多要看品牌的综合资源能否支持和协同。

更理性的方式是，在品牌的层面评品牌辨识度和综合能力，在设计的层面看观点清晰度和执行连贯性，在商业的层面不计情感，客观考量结果。

Anthony Vacarello如果确认离开Saint Laurent，不是对其过去十年在品牌建设层面功劳的否定，而是品牌在设计新意和商业增长的要求，与创意总监产生分歧后不令人意外的结果。

正如微信公众号LADYMAX两周前的文章所讨论，Saint Laurent过去三年连续收入下跌，这恰恰是开云集团核心品牌Gucci最受压力的时期，Saint Laurent作为第二大品牌未能为集团分担压力，这一情况已经令集团明显失衡。

T台上的视觉景观中，整整59个造型没有出现一只手袋，但是Saint Laurent门店内大约七成收入都是由手袋构成，这可能被一些人理解为Anthony Vacarello对极致高级时装愿景的追求，也或许被另一种视角的人视为品牌现状的割裂。

如果从上述三个维度看Jonathan Anderson的Dior，目前其进展最快的同样是品牌维度，通过广告视觉、明星着装，以及连续一年多季的持续渲染，一个古典文艺但不失反叛趣味的Dior形象已经清晰浮现。

他所虏获的，或许不会是那些在意造型是不是显腿长的客户，而是那些相对不拘小节，从细微处慢慢获得趣味的消费人群。

一眼震撼的效果既然不是他的追求，也便不会带来瞬时的冲击，设计层面的廓形实验和打磨能够可见持续进行的连贯性，而手袋和鞋履作为整体造型配饰部分，在商业化过程中仍在寻找方向。

在品牌的商业结果上，母公司LVMH集团财报连续两个季度证实Dior改善，但没有披露具体数字，而彭博近期传出在2026年上半年其实现收入上涨约16%。

在Chanel和Dior两大品牌新创意总监掌舵一年后，谁能占据上风，目前仍无法得出结论。

但二者目前的阶段性结果从方法上完全可以预测，Chanel的爆款打造更加主动，采用产品局部突破的方式，Dior则反向从宏观叙事的重新，随后进一步雕琢细节，在卖出更多入门级手袋之外，Dior此番将品牌定位的高端化视为目标，而高级时装的富裕目标受众往往需要逐步建立信任。

当奢侈品市场进入一个持续的冷静期，非黑即白的定论，甚至情绪化的批评，已经变得没有必要，因为任何改变都需要更长的周期，人们必须拥有耐心。

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转折期，不同的接受和反应方式几乎源于本能，时尚行业正在快速分化和撕裂，性情浓淡程度不同的人群分别聚集，寻找各自不同的理解，但没有标准答案。

今年5月，刚刚好影视开始招聘一个听起来不太像传统影视工种的岗位：AI短剧测试。

这个岗位既不是内容岗，也不是技术开发岗，但他们要很懂AI，每天负责测试大模型的能力，解决内容团队的具体生产痛点。

在负责人谭涛看来，这个岗位很重要。“我花3万招来的AI短剧导演，是让他过来产生价值的。在这个过程中，明明可以有一个人告诉他生成问题如何解决，为什么要让每一个高价的项目业务人员再花时间去学一遍？”

像这样因为AI而出现的新工种，正在影视行业里密集出现。

有人需要每天查看后台，发现同一个团队里，其他人一周花费约5000元积分，某个人却花了7000元，要追查问题出在戏份难度、模型选择还是工作流；有人站在AI超创身后，从前期策划一直管到剪辑、报审和发行，帮助一支没有做过长片的年轻团队快速成长；还有人专门寻找散落在社交平台上的AI创作者，作为经纪人签约和管理他们。

这些岗位分别叫AI制片人、AI制作人和AIGC超创经纪人。

还有一些因为AI出现的岗位逐渐消失了，比如传统的抽卡师，一部分重复的操作已经被大模型和Skill替代，其他更具创意性的部分，转移到像跃墨工作室这样的外部团队，他们可以作为驻场外包与传统影视导演合作，提供AI长片生成的整套服务。

四个月前，娱乐资本论曾梳理过影视公司、视频平台和AI漫剧公司的AI岗位招聘情况。当时，不少岗位对AI的使用要求并不高。四个月过去，模型迭代加快，岗位要求出现新的变化，也有一些新的工种涌现出来。

岗位名字或许只是暂时的，但技术带来生产关系变化、新工种诞生的趋势不会逆转。娱乐资本论最近一个月采访了招聘新岗位的影视公司、新岗位的从业者，发现这些岗位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像AI短剧测试这样的“接口型”，原来的生产者不太了解技术，需要有人负责翻译。还有一种是向外“链接型”，即传统影视公司如何通过某个岗位与AI超创产生链接，容纳新的生产力。

＃本文已采访四位相关人士，他们也是「娱乐资本论」2026年采访的第297～300位采访对象

“接口型”岗位，给大模型找个翻译

AI短剧测试，在传统剧组里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对应的工种。

这类岗位有点类似于今年最火的AI行业新工种FDE（前沿部署工程师），大模型提供通用能力，FDE要根据每个公司的具体业务，解决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类比到AI影视里，每家公司的题材、画风和生产流程不同，同样需要有人把模型能实现的能力翻译给内容生产者。

娱乐资本论在BOSS直聘上搜索到10个带有“测试”或“测评”的AI视频岗位，月薪从6000元到1.9万元不等，经验要求大多为不限或1至3年。岗位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AI短剧测试，有的叫AI模型测评，还有的叫AI视频模型评测专员、大模型训练师，有的是为了自身AI工具的测试，也有的是为了提升内容生产效率。

刚刚好从5月开始招聘AI短剧测试岗，当时公司入局AI短剧还不到两个月，负责人谭涛发现，真人短剧团队转向AI制作后有些水土不服，每天总冒出很多新问题，比如如何保持人物一致性、多人站位如何避免穿帮等，需要有一个新的岗位，每天研究模型能力，告诉内容团队如何更高效地用好AI。

谭涛招到的第一位AI短剧测试人员，没有短剧从业背景，此前主要负责智能体搭建和产品研发，此后，谭涛花两个月组建起一支5人团队，由他直接领导，一边按照不同题材方向分工搭建AI视频的工作流，一边解决内容团队日常反馈上来的具体问题。

5月招这个岗位时，谭涛发现当时同行业的公司也在做差不多的事，有的是招AI超创、抖音博主去做工作流的优化。

“肯定需要有人每天去测试模型能力边界，因为实际的业务人员要承担生产的压力和KPI。”谭涛认为，这个岗位的存在很有必要，遇到问题，先由AI短剧测试人员研究、解决之后，把有效的方法拆解成具体步骤，整理到飞书文档里，等一批共性问题积累起来，团队再组织内部培训，统一内部认知。

如果公司准备尝试一种新的题材，他们也会先充当传统影视里类似“概念先导片“的作用，选择合适的模型、测试提示词、做出一批样片，找到这种题材当前效果最好的生成方法，再交给内容团队批量生产。

目前，刚刚好影视每月可以生产约100部AI短剧，谭涛估算，制作团队目前提出的问题中，大概70%都能由他们找到解决办法。

接口型人才的需求，也不只发生在制作环节。

大智作科技最近在招聘IP营销运营时发现，大部分应聘者对AI的使用仍集中在搜索资料、做SWOT分析和生成参考图。IP营销负责人熊美东方告诉小娱，她更关注候选人能否通过vibe coding，把营销创意快速做成可体验的AI互动工具或轻互动产品，看能否投放到小规模垂类用户中，测试用户愿不愿意参与、共创和使用，再决定是否投入更多资源。

过去，一个创意需要先被写成方案、做成传播物料，用户是否买账要等上线后才能知道，试错成本很高。现在，营销人员可以先用Codex等工具做出一个可体验的互动Demo，用真实反馈验证创意，再把有效方向放大。

今年8月，大智作科技开始尝试用vibe coding孵化形象IP“列巴狗”，从选题、脚本、视频生成、剪辑上线到数据复盘，一个月内将整套链路的最小MVP跑通，首月单平台粉丝突破5万，核心粉丝以18至34岁一线和超一线女性为主。因此，比起只在传统营销公司积累过成熟经验的人，他们更看重候选人使用AI的深度，这部分在面试评价中的权重已经达到40%左右。

这类岗位都在完成同一件事：先把新技术学明白，再把个人摸索变成可以复制的方法。公司需要的已经不只是一个会使用AI的人，而是一个能替整个团队学习AI的人。

AI制片人、AIGC经纪人，让AI超创上桌

过去，影视导演大多是从剧组里熬出来的。

一个新人从导演助理、副导演做起，在不同项目里逐渐熟悉剧本开发、现场调度、部门协作和制片流程。等到真正独立执导时，他已经完全熟悉传统影视工业流程。但现在，批量出现的、年轻的AI超创们，跳过了这条漫长的成长路径。

长信传媒在与平台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希望撮合有潜力的AI创作者与传统影视公司合作，AI超创也希望有人帮他们把短片发展成更完整的长片商业项目。

AI超创没有制作几十分钟甚至百分钟内容的经验，也未必了解长片的叙事节奏、制片管理、合规报审和平台发行。

长信传媒总裁助理、AI创新业务负责人李志超认为，这段空白将会催生出“AI制作人”这个新岗位。

李志超将这个岗位类比为香港电影里的监制，AI制作人需要从前期策划开始介入，对项目的最终完成度负责，让AI团队除了创作本身以外，不用操心其他事。

“现阶段的AI制作人需要同时理解内容、传统影视工业、AI工作流、项目管理、合规和人才管理，要能和传统影视团队合作，也要听得懂AI创作者的语言，在两个体系之间调动资源。这个岗位很难对外招聘，做AI的公司应该都有一个高管级别的人来统领这个业务，必须是个六边形战士，把这些AI超创们给扶上桌”。

李志超认为，AI项目需要全新管理者，图为演讲PPT

在他看来，AI制作人真正稀缺的地方在于“兜底”。平台和创作者选择与一家传统影视公司合作，未必能够提前确定项目的上限，但至少希望知道最低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AI制作人下面，还需要一支新的AI制片团队。

AIGC工具通常带有团队管理的后台数据，可以清晰的看到某场戏制作了多长时间，每个人生成了多少次、使用了多少积分，都可以拉成一张非常精细的表格。

这时，AI制片人的职责就是提高人效。李志超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5人团队在一周内完成相近时长的生成任务，其中4个人的积分花费都在4800元至5200元之间，另一个人却花了7000元。AI制片人看到这个数字后，需要继续追问到具体AI创作者，是分到的戏更难，模型选错了还是工作流出了问题。

“以前传统的制片人只用管花钱的问题，艺术判断是导演的事，但在AI影视里，如果发现抽卡的次数变多，有时导演也说不清原因，就需要制片人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进行归因、判断，找出问题。真人拍摄时这种问题不存在，如果一个镜头NG太多次，在场大部分人都能知道原因是什么”。李志超表示。

围绕AI超创搭建的支持系统，也需要新的AI美术。

长信目前公开招聘的AI岗位只有AI美术，但李志超认为这个岗位也非常难招。传统影视中，美术负责概念设计，外联制片根据概念图寻找场地，置景和陈设部门完成搭建，演员的服装、化妆和造型又由另一团队负责。

但在AI影视中，场景、陈设、道具、服装和人物造型，几乎都由AI美术负责，相当于几个人要干以前几十个人干的活，生成速度提高后，导演也可以更直接地确认这些细节，传统实拍项目中，负责沟通服化道的副导演就不再需要了。

李志超表示，长信在AI影视上目前想做的是内容孵化中心与制片管理中心两手抓，他们不急着让已有的成熟导演转向AI生产，“这些导演仍有真人长剧项目，完全转型的成本很高。我们希望合作AI原生创作者，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的组织方式，不会想着未来还要回去拍真人，也不会受到旧流程的过多束缚。”

长信传媒制作的AI网络故事片

和长信与AI超创进行项目制合作不同，耀客传媒希望与AI超创直接签约，最近他们在招聘AIGC超创的经纪人，该岗位要负责挖掘、筛选并对接影视领域AIGC创作者及技术方，建立并完善资源库，独立完成合作洽谈、谈判及签约工作。

据公开信息，耀客已经签约孟柯、G.M、张宇鸣、吴辰珵等不同背景的AI影视主创，还与数字艺术家麦橘成立“橘耀客”，建立AI选角体系。

可以预想，耀客这种模式更像MCN，耀客负责提供项目、行业资源和商业化能力，超创负责具体的创作部分，然后双方再根据收入分成。

无论是AI制作人、AI制片人，还是AIGC超创经纪人，这些岗位其实都在帮助AI超创这股影视行业的新生产力，进入长片内容生产体系，把分散的个人创作能力转化为稳定产能，在传统剧组的人才培养路径之外，为AI超创人才搭建一条新的上桌通道。

消失的、过渡的与永恒的

当抽卡师被当作AI新岗位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时候，它已经快消失了。

谭涛告诉小娱，自从AI短剧测试帮公司把很多专业能力封装成Skill之后，他们已经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抽卡师了。以前抽卡师最重要的能力是手写提示词，现在AI工具几乎可以一键、自动填写好提示词。

能被Skill代替的，是一部分重复的抽卡师工作，但未来AI视频仍然需要有具体人员进行生成，很少有一个AI导演能干全部的活。这时，像跃墨这样的AI工作室就出现了。

AI作图by娱乐资本论

跃墨工作室将自己称为“AI视频生成师”，负责人龙以童认为，原来的“抽卡师”这个岗位其实设计得不太科学，“本来AI已经很大程度降低了技术门槛，其实没有必要把工种拆分得那么细，从美术、生图、分镜、抽卡到剪辑，在我们这里都是一个人完成，最后直接给导演完整的片段。因为每增加一个工种，沟通都会有一部分信息损耗，表面上分工更细，整体效率反而更低。”

跃墨工作室的合作模式也很新鲜，他们目前都是与传统影视导演合作AI长片，已经上线的有《太岁》《黑鸟》等作品。在制作时，他们会以驻场方式进入导演工作室，角色更接近视效公司。导演工作室承担算力费用，导演负责总体叙事和审美把控，跃墨负责具体的AI视频生成环节。

比如在《黑鸟》中，导演明确指定的分镜约占20%至30%，其余镜头之间的衔接、分场小景以及光影、天气和影调，都需要跃墨继续完成。

这种工作很难交给普通的抽卡师。跃墨的成员大多来自美术或影视专业，龙以童则是央美出身。她认为，未来，传统影视导演如果想做AI项目，甚至不必掌握AI技术，只需像在传统剧组一样提出要求，AI视频生成师就可以完成“意图转译”。

抽卡师的变化，其实也折射出当下AI影视新工种的特点。

首先是命名混乱。各家公司都在根据自己的业务问题临时定义岗位，行业还没有形成统一分工命名的共识。在Boss直聘搜索AI制作、AI制片人，有30家影视公司都在招聘。但同样叫AI制作人，在长信传媒可能是为了向外链接AI超创，在正午阳光则是为了向内翻译。比如去年11月，正午阳光招聘“AI影视制片”时，就要求能对内进行AI业务的相关培训。

其次，很多岗位带有过渡色彩。一项工作越依赖模型暂时的缺陷，职业寿命通常越短。比如模型难以理解复杂指令时，需要提示词工程师，视频生成不稳定时，出现抽卡师，但等模型升级后，围绕技术摩擦形成的岗位也会被压缩。

李志超也判断，随着AI超创逐渐具备完整的创作和发行能力，AI制作人岗位会消失，可能重新并入传统制片体系，只负责传统制片人应该做的工作。

AI影视未来未必需要越来越多名字里带“AI”的岗位，但会要求越来越多岗位深度掌握AI能力。会长期留下的，是审美判断、流程设计、资源协调，以及为最终结果兜底的能力。

技术发展催生新的生产关系，也催生新的工种、岗位，未来娱乐资本论也会继续关注AI影视岗位的新动向。

北京时间9月29日，据外媒披露，美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Anthropic此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的IPO招股书草案曝光。这份厚达261页的招股书文件，首次向全球投资者完整揭开了前沿AI实验室的核心财务底牌。

招股书显示，Anthropic此次IPO目标估值超过2万亿美元，试图刷新全球科技股上市纪录。仅在今年5月，该公司自身对估值的预测还停留在9650亿美元。短短数月，估值预期已翻逾一倍。更令人惊愕的是，在招股书草案中，Anthropic用长达80页的篇幅警示了其产品的风险因素。

或许，最反感这些“警示风险”的人，就是英伟达的黄仁勋。他的观点往往与Anthropic创始人兼CEO阿莫迪背道而驰，例如在过去的一年中，黄仁勋几乎在所有场合都在不点名地驳斥阿莫迪关于AI的某些观点。而在半个月前，黄仁勋依然在嘲讽阿莫迪，这次是演讲舞台之上，嘲讽的理由是他十分反对阿莫迪“兜售”的AI末日论。他此前曾直言：“他说的几乎每一句话，我都不同意”。

黄仁勋不给阿莫迪面子

在不久前的Dreamforce大会上，阿莫迪和黄仁勋先后登上舞台，面对Salesforce创始人兼CEO贝尼奥夫（Marc Benioff）的提问，两人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阿莫迪刚强调，AI需要全球范围内达成一致的标准。黄仁勋随后就表示：现有的市场力量足以约束AI公司，不需要新的法律或监管。

实际上，在很多公开场合，黄仁勋根本不需要顾及阿莫迪的面子，他几乎在所有场合都在不点名驳斥阿莫迪关于AI会带来大量失业的观点。

在2025年的VivaTech大会上，黄仁勋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他说的几乎每一句话我都不同意。他觉得AI这么可怕，但又觉得只有他们才该做这件事。”当时，Anthropic发言人反驳称：阿莫迪从未宣称过只有Anthropic能造出安全而强大的AI。而阿莫迪本人在Big Technology播客上称，黄仁勋这项指控是“离谱的谎言”，并罕见地谈到了父亲的去世。他说那正是他既急于推进有益AI、又不断警告其风险的根源。

今年早些时候，阿莫迪在接受外媒采访时直言：“我想把这一点说清楚，并强烈反驳这种说法。在每一次采访里，我都会谈到应对这些风险的可能方式，从税收和微观经济政策到新的工作岗位。”他还抱怨了传播机制本身：“社交媒体上那些三秒钟的片段，让人们以为这是一场营销噱头。”

当然，阿莫迪也不愿意得罪黄仁勋，两人保持着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两人在AI危险方面公开驳斥，另一方面英伟达又投资了Anthropic，还是最重要的算力芯片供应商。

“AI将让人类终结？完全是胡说八道”

黄仁勋对AI风险的公开立场，可以拆成三条互相支撑的论点。

第一，末日论本身有害。今年1月在No Priors播客上，他的措辞相当完整：“末日叙事对人们没有帮助，对行业没有帮助，对社会没有帮助，对政府也没有帮助。”今年夏天他对Axios表示，AI会导致人类终结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

第二，AI不会造成大规模失业。过去一年，黄仁勋多次公开表示，AI摧毁工作岗位这个叙事“完全搞反了”——AI自动化的是具体任务，而经济需要的岗位总数反而会增加。他认为，“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新点子了，那么生产率提升才会转化为失业。”他给害怕AI的打工人的建议是：“你只是把你的工作，和你用来完成工作的工具搞混了。”

阿莫迪2025年曾预测AI可能消灭一半的白领入门岗位，黄仁勋对此的评价毫不留情，“完全是胡说八道”。需要说明的是，阿莫迪后来软化了措辞，转而更多强调AI对生产力的提振，但仍坚持岗位流失可能是这项技术“内在”的属性。

第三，安全是工程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这是他反对监管的核心论据。在黄仁勋看来，现有的美国产品责任法及未经授权进入相关法律已经足够。他还补充说，他认同特朗普总统的观点——AI行业不需要额外的监管护栏。黄仁勋没有否认AI失控的事故存在，“确实发生过一些事故，而那些事故幸好没有造成伤害。”

黄仁勋已成美国开源AI阵营最积极推动者

要理解黄仁勋的立场，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分析他的论据，而是看他的资产负债表。

AI大潮对英伟达意味着什么？他们最近一个完整财年营收2150亿美元，而2021财年只有170亿，五年时间增长了近13倍。英伟达市值更是直线飙升，超过了5.2万亿美元，带动黄仁勋个人资产接近2000亿美元，进入全球超级富豪的前八位。

看英伟达最新一季财报：2027财年第二季度营收962.2亿美元，同比增长106%；净利润597亿美元，同比增长126%；数据中心业务营收890亿美元，同比暴涨117%。公认的赚钱机器苹果同期季度营收是1094亿美元，比英伟达还多132亿；但苹果的净利润只有298亿，只是英伟达的一半。

目前，英伟达几乎与整个AI行业都绑在了一起。截至今年4月，英伟达投向OpenAI的资金超过300亿美元，对Anthropic的承诺最高100亿美元；其资产负债表上计入“非交易性证券”的私营公司持股总额达430亿美元，比上一季度翻了一倍；另有约300亿美元的可交易证券，其中包括2025年秋以50亿美元买入、如今价值约220亿美元的英特尔股票。

还不止于此。英伟达为OpenAI在俄亥俄的数据中心提供了最高105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联合阿波罗、贝莱德、黑石、博枫和高盛搭建了一个总规模5000亿美元的算力融资平台；它还以15年期、基础合同价值196亿美元的租约，亲自租下了Hut 8在得州的一座数据中心，再转给自己参股的云服务商Lambda去承接Anthropic那笔350亿美元的订单。

这套商业逻辑，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是美国开源AI阵营最积极的推动者。因为开源让算力需求分散到成千上万的企业和开发者手里，而不是集中在少数几家超大客户身上。8月，英伟达以约130亿美元收购了开源模型的默认分发平台Hugging Face；此外，他们此前约200亿美元的推理芯片设计商Groq授权交易也引发了监管部门调查，被认为是变相收购以规避反垄断审查。

换句话说：AI行业跑得越快，无论谁赢，钱都流向同一个地方——英伟达。而任何形式的减速——无论是自愿协调还是法定监管——都会直接减缓英伟达这台吸金机器的转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黄仁勋驳斥AI末日论一定是错的。但它确实意味着，在所有参与这场AI风险与减速辩论的人当中，他是利益相关程度最高的那一个。

然而，黄仁勋并不需要在声量和逻辑层面赢下这场辩论。他不仅掌控着AI行业的算力心脏，更左右着美国权力机构的监管政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说：在AI风险与监管的问题上，“总统与英伟达CEO黄仁勋完全一致。”这句话的潜在含义是，黄仁勋可能是特朗普总统最信任的AI行业巨头，这种信任甚至超过了大多数企业家。

一款以“AI帮你操作手机”为核心卖点、售价5999元起的新手机，上市不到两周，却建议用户暂时不要反复尝试登录《王者荣耀》。

这款名为努比亚NaviX Ultra的手机，最大的卖点其实只有一个——面向普通消费者正式发售的第二代“豆包手机”。而部分用户在登录游戏或匹配对战时，被提示“设备环境异常”，甚至遭到强制下线。

豆包手机助手称，AI全程没有操作游戏，也不存在违规点击或外挂行为。异常究竟如何触发，仍待厘清。

但一个颇为尴尬的场面已经出现：一部主打跨App办事的AI手机，连用户自己打开一款游戏，都可能受到影响。

豆包手机助手与努比亚合作的NaviX Ultra

去年的第一代豆包手机，遇到的问题更直接。当时，搭载豆包助手的努比亚M153在尝试操作微信时，出现账号异常退出、无法登录的情况。豆包随后下线了操作微信的能力，又收缩了金融、游戏等场景的AI操作范围。

从工程样机到正式量产的二代手机，豆包获得了更完整的产品形态，却依然要和其他App的规则逐一磨合。

两次事件的程度当然不同，但放在一起看，却足够说明一个现实：手机厂商愿意把系统权限交给AI，远远不等于手机里的每个平台都愿意让它进来。

几乎在同一时间，Meta推出的个人AI助理Muse迅速走红，几天内就迅速登上app store下载榜首。

美国App Store

它的核心机制是给用户配备一台云端虚拟电脑，通过浏览器和获得授权的服务连接器，帮用户处理邮件、安排日程、购物和预订行程。

Muse也有权限和安全边界，远没有达到无所不能的地步。但它的工作路径至少提醒我们：个人AI助理的本事，最终取决于它能接触多少与用户有关的信息，又能调用多少服务。

而国内的大厂看到爆火的Muse效应之后，谁都在摩拳擦掌。前不久的云栖大会上，千问宣布将加速打造Personal Agent‌，定位是“长期跟着你的专属AI助理”；而近期也传出豆包产品线迎来新任务，要快速重构一个对标Muse的产品，项目优先级极高，被腾讯深度入局的Manus，重新出发的2.0正式发布，并推出面向个人生活场景的智能助理Cue……

各家大厂当下推出的办公Agent相对容易找到发挥空间。

用户主动交付文档，授权工作IM或工作日历，AI便可以整理材料、撰写报告、安排会议。

任务边界清楚，信息也集中在少数几个工具里。

但相比于海外市场海量个人信息依然围绕邮件服务发生，国内用户的私人生活没有这么整齐。

App Store Muse官方应用页

朋友在微信里发来聚餐消息，你在抖音、美团收藏了几家餐厅，长期的消费记录留在支付宝，购物偏好藏在淘宝。让AI“安排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周末”，它得先知道这些分散的信息，再获得跨平台行动的许可。

国内互联网过去十几年的移动化，让这些事都能在手机上轻松完成；与此同时，每项服务也被装进各自的App和超级应用。

用户觉得自己拥有一部无所不能的手机，想替用户办事的AI看到的，却是一块块难以拼接的生活碎片。

行政力量曾推动平台解除网址链接的屏蔽，互联互通因此向前走了一步。

但允许用户点开一条外部链接，与允许另一个平台的AI持续读取私人信息、理解用户关系、调用交易能力，距离还很远。

后者牵涉隐私、安全和责任，也触及各家公司最核心的数据与入口。

阿里已经让千问接入淘宝、支付宝、飞猪和高德，证明大厂完全有能力在自家生态里造出一个会办事的助理。腾讯握着微信和小程序和九宫格的投资标的，字节则试着借豆包手机从操作系统层面打开局面。

千问APP截图

各家都能做一部分；只要任务跨出自家边界，难度就会陡然上升。

这也解释了Muse为什么值得关注。

海外互联网同样有封闭平台，但邮件、日历和网页服务至今保有相当重要的位置，AI可以通过现成接口和浏览器，把原本分散的服务接起来。

而国内用户的互联网生活早已高度移动化，许多最重要的信息却停留在彼此隔绝的App里。

过去十年，国内大厂靠移动互联网、超级应用和交易闭环完成弯道超车。尽可能把用户留在自己的地盘，是当时最有效的增长方式。到了AI时代，每家公司都想造出最懂用户的助理，也都得面对自己曾经参与修筑的围墙。

从技术层面而言，BAT很快造出一个功能对标Muse的产品并不难，毕竟效率神速如字节，已经传出豆包团队中秋假就已经接到加班任务的消息。

但想要在重重高墙之下真的打造出一个所谓的“AI个人助理”，最难的部分恐怕还是技术之外的工作：如何让其中任何一个AI模型真正理解（染指）用户在整个互联网上的生活。

而这恰恰是模型或硬件迭代都解决不了的难题，封闭平台们各自手握着用户生活的一部分碎片，想要让他们拱手让人难如登天。

在TikTok上，#Sauna标签的累计浏览量已经突破16亿次。从纽约的Bathhouse到多伦多的Othership，桑拿房正在成为酒吧和夜店之外，都市年轻人新的社交场所。而在美国人的家里，一款来自中国的红外线桑拿房，正在成为中产新宠。

一个反直觉的事实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远红外桑拿房品牌，竟来自一家总部位于中国合肥的公司——融捷健康。

融捷健康2021年的年报中写道：“公司经营的远红外桑拿房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较高，为美国市场销量最大的桑拿房品牌。”

2024年，融捷健康对美销售额达6198.5万美元，其中美国子公司的本土销售额为5666.15万美元。2025年全年，融捷健康境外收入达8.58亿元，2026年上半年境外收入达3.63亿元，北美市场仍是其海外业务的核心支柱。

这家公司用什么方法，让美国人爱上了中国桑拿房？

01

合肥“桑拿第一股”

故事要从1995年说起。那一年，安徽芜湖无为人金道明，受安徽传统艾草热浴熏蒸的启发，在合肥创立了合肥南亚桑拿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开始生产拥有熏蒸功能的家用便携式桑拿设备。合肥南亚桑拿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国内首家生产这种桑拿设备的企业，产品主要出口至中东及东南亚市场。

2002年起，合肥南亚桑拿设备公司开始引进并研发远红外桑拿房产品，产品逐步转向出口欧美市场。2004年，金道明将美国“远红外光波桑拿房”技术引进国内，进一步丰富了产品线。2009年，合肥南亚桑拿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安徽桑乐金股份有限公司，开启品牌化进程。

当时，全球家用桑拿设备制造产业正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凭借成本优势和产业链优势，成为发达国家家用桑拿设备制造产业转移目的地。美国PLH、Sunlighten及芬兰Saunatec等全球知名厂商，均通过直接投资或委托ODM/OEM贴牌代工等方式在国内设立了生产基地。

与此同时，国内厂商虽然很快踏入这个行业，但规模普遍较小，大部分年销售收入不足500万元。

桑乐金踩中了时代的节点。

2011年7月29日，桑乐金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被称为“桑拿第一股”。上市之初，远红外桑拿房和便携式桑拿产品的销售收入，占到了公司总收入的99%以上。

上市次年，桑乐金完成了第一笔战略性收购——以635万欧元收购德国高端桑拿品牌Saunalux（桑络仕），补足高端产品线。这笔收购为融捷健康后来“德国高端+中国制造+北美走量”的多品牌格局埋下了第一块基石。

但真正的战略转向发生在2015年。创始人金道明家族开始通过大规模股权投资和并购带领公司转型，先后涉足按摩椅、文化传媒、干细胞等领域，试图构筑“大健康产业链”，公司也更名为“乐金健康”。然而，诸多并购标的刚过对赌期就出现业绩变脸，公司股价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腰斩。

2018年是关键转折点。资本运作高手吕向阳通过融捷集团入主乐金健康，成为新的实控人。吕向阳是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的表哥，有“中国巴菲特”之称。随后，公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董监高全面换血，出清亏损的按摩椅和健身器械业务，重新聚焦桑拿设备主业。2019年，公司正式更名为“融捷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到2022年，远红外理疗设备占营收的比例已从2018年的17.92%提升到64.42%。回归主业的战略转型，为其后续在北美市场的爆发奠定了业务基础。与此同时，融捷健康跨境电商收入也在增长，2024年其跨境电商销售额占总营收比重超35%。

2023年9月，吕向阳辞去董事长职务，由邢芬玲接任。邢芬玲2013年加入融捷集团，2018年起担任融捷健康总经理，任董事长后推进了与Costco的合作。

2025年7月15日，融捷健康正式通过美国Costco GMP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认证，获得进入Costco供应链的“通行证”。

2025年是融捷健康重新聚焦桑拿主业后业绩全面爆发的一年。全年营收9.33亿元，同比增长35.48%，归母净利润7480.32万元，同比增长59.65%，远红外理疗桑拿房贡献了84.98%的营收，成为绝对的增长引擎。2025年全年，境外收入占比达91.94%。

北美成为融捷健康的主攻市场。2024年，公司对美销售额达6198.5万美元。其中，美国子公司（Golden Designs INC.）在美国本土的销售额为5666.15万美元，国内工厂直接出口额为532.34万美元。2026年，为更好地经营北美市场，融捷健康专门成立了海外（美国）事业部。

由此看来，融捷健康的发展路径已经十分清晰：聚焦桑拿房设备，聚焦海外，聚焦欧美。

02

芬兰桑拿，合肥制造

现代意义上的桑拿起源于芬兰，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北美桑拿文化的兴起，主要得益于北欧移民。17世纪前期，在费城出现了美国第一个桑拿中心。1850至1920年代，大量芬兰人移民美国和加拿大，主要定居在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等地，在一些芬兰人较多的社区出现了公共桑拿设施。

家用桑拿设备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热源上。家用桑拿发展初期，以麦饭石（火山石）为蓄热体，燃烧木材加热石头，浇水产生的蒸汽为热源，以达到高温出汗的效果，但安装使用不便，且占地面积大。20世纪中期，电炉桑拿问世。与早期桑拿相比，电炉桑拿用电力取代木材加热石头，具有安装使用方便、无污染和占地面积小等优点。

无论燃烧木材还是电力加热，传统桑拿均以蒸汽为热源，要达到理想的出汗效果，必须使桑拿间内达到较高的温度，一般在70℃-90℃之间。使用者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时间稍长就会产生憋闷的感觉，且潮湿、高温的环境容易使木质霉烂变质，极易变形，高温安全防护和使用后的清理都存在较大的缺陷。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远红外桑拿房在欧美普及。相对传统蒸汽桑拿，远红外桑拿使用红外线直接加热人体，工作温度通常在48°C至56°C之间，预热快、更节能，且无需通风管道，安装更加灵活，克服了高温、憋闷及低氧等各种缺陷。

那时芬兰市场上出现了大量远红外桑拿房，以Harvia为代表的芬兰家用桑拿设备企业，每年从中国采购大量远红外桑拿房运回芬兰销售。这为后来中国成为全球桑拿房制造基地埋下伏笔，中国由此形成了江苏徐州、无锡，安徽合肥，广东深圳等产业集中地。

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远红外桑拿房也从2005年的3600万美元快速增长至2007年8000万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49.07%；对美国市场出口也保持快速增长，2005年出口额为4500万美元，2006年达到6600万美元，增长率达46.67%。

远红外桑拿房在欧美的第二个爆发点是在疫情之后。疫情期间，人们将健康投入转向家庭，2025年，住宅用桑拿房已占到全部桑拿房销量的41%以上。远红外桑拿房在这种情况下迎来增长期，它无需复杂安装（插电即用）、温度更低，大大降低了普通家庭的使用门槛，成为增长最快的品类。同时，便携式、可折叠的桑拿房也通过跨境电商直接触达消费者。

据SNS Insider2026年7月的报告，红外桑拿房预计将成为增长最快的产品类别，在2026年至2035年期间实现7.12%的复合年增长率。

以远红外桑拿房为核心产品，辅以便携式桑拿房，融捷健康瞄准北美市场，2014年底，在美国加州投资设立了控股子公司Golden Designs Inc.，并在此后逐步建立起覆盖不同价格带的品牌矩阵：Dynamic以入门级插电款冲销量，Maxxus以更大空间和雪松木配置占据中端，Golden Designs则覆盖传统桑拿、户外型号和混合桑拿，最高定价超过2万美元。

亚马逊是融捷健康的重要战场。在亚马逊上，Dynamic的Barcelona 1-2人款和Andora 2人款等红外桑拿房获得了“Amazon's Choice”标识。

融捷健康也踩中了Costco的渠道爆发点。Costco首席财务官在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中明确表示，在最近一个季度，桑拿房和按摩椅的销售额增长了近50%。桑拿房已被Costco纳入其“大件商品”战略，与金条、户外棚屋等并列。

Costco的桑拿房货架由两类产品共同主导：一是传统桶式桑拿房，一是远红外桑拿房，前者的主导品牌是芬兰品牌Harvia旗下的Almost Heaven，定价在2800-6500美元，后者的主导品牌则是融捷健康旗下的Dynamic和Golden Designs，在Costco入门款定价1799美元。

03

谁在分食

当前全球桑拿设备市场，芬兰Harvia、Sauna360和德国KLAFS三大集团合计占据约43%的全球份额，构成行业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包括SAWO、Tulikivi、Saunacore、Sunlighten等，分别在加热器、高端红外线桑拿等细分赛道占据位置。

在美国市场，格局更为碎片化。当前美国市场的主要品牌包括Almost Heaven Saunas（Harvia旗下）、Golden Designs（融捷健康美国子公司）、JNH Lifestyles、Health Mate Sauna（PLH旗下）、Sunlighten以及Sun Home Saunas等。

在美国市场，融捷健康主要面临的对手是JNH Lifestyles和Harvia。

JNH Lifestyles成立于2013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市，它的核心策略是只做红外线桑拿，并通过“制造商直销”模式压缩中间成本。

JNH Lifestyles专注亚马逊渠道，据行业评测，JNH Lifestyles自2014年以来一直是亚马逊上销量第一的红外线桑拿品牌，其畅销款是2人桑拿房，价格在1100美元以下，定位入门级市场。

JNH Lifestyles的渠道布局不止于线上。它同时还通过Wayfair、Home Depot、Walmart、Bed Bath&Beyond等主流零售商销售。根据零售数据机构Grips Intelligence对2026年1月至7月线下店内渠道的追踪，JNH在Lowe's和Home Depot这两个家装零售商的平均售价为1980.69美元，收入份额中Lowe's占61.0%、Home Depot占39.0%。

桑拿行业的“传统巨头”、芬兰品牌Harvia则是融捷健康的“老朋友”。据融捷健康的招股书，Harvia是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境外经销商之一，曾位列公司前五大客户之一。

除了主品牌Harvia和EOS，Harvia还通过收购美国最大的传统桑拿制造商Almost Heaven和ThermaSol，在美国市场占据领先地位。

北美作为Harvia最大的销售区域，2025年全年营收达7578万欧元，较2024年的6205万欧元增长22.1%。2025年全年，北美市场占其总收入的38%，美国是其最大的单一市场。2026年第一季度，北美市场继续担当增长引擎，该季度营收为2440万欧元，按欧元计增长12.0%，在当地货币下增幅超过20%。

据DNB研报估算，Harvia在北美市场的份额约为8%（2024年末），预计到2028年可能提升至9%。但以Harvia的优势品类——桑拿加热器及组件来计算，Harvia的市场份额接近20%。

目前来看，美国桑拿市场正处于结构性增长阶段。据Grand View Research 2026年3月数据，2025年美国桑拿市场规模约为2.064亿美元，预计2033年将达到3.114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5.4%。另据Technavio 2026年6月报告，2025至2030年间美国桑拿市场预计增长约1.613亿美元。

从消费端看，目前约150万美国家庭拥有桑拿房，家庭渗透率约为18.6%，采用率正以每年约5%的速度增长。对比融捷健康上市时给出的行业数据，1980年-2009年，芬兰家用桑拿房数量从53.10万台增至147.92万台，普及率从29.8%上升至53.1%，平均每两户家庭拥有一台家用桑拿房。即便与十几年前的芬兰市场相比，美国市场都仍有上升空间。

虽然竞争对手环伺，但美国市场对于融捷健康来说，未来仍有上探的机会。

国庆节长假前，从房地产、股市到黄金，市场全都出现异动。大家收拾一下心情和钱袋，准备过节了。

零对冲网站说，目前全球金融和经济领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面对利率大幅上升，油价飙升至历史新高，经济和股市为什么依然保持强劲？

摩根士丹利固定收益策略主管安德鲁·希茨说，今年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上涨100个基点，而全球股市上涨约13%。

结论居然是，投资者不在乎利率上升，反而憧憬着未来更高的收益。

我们现在不一样，以前的框架无法框定现在的市场，这是每次市场太热时都会出现的理论。

现在真的不一样吗？节前我们也公布了一系列利好政策，希望市场可以平稳过节，结果又会如何呢？

9月28日，带着老妈、阿姨，带着家里的猫猫狗狗搬了家。一路上，尽是胖胖的独眼小猫胖船长紧张的叫声。

带着惊喜和紧张住进新家，希望家里的小生命们可以尽快适应。

国庆前，房地产板块被重大利好撞了腰，

别租房了，买房吧？

房地产出台了史上第一次全新的“新政”——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房贷进行贴息。

9月29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从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新政可以总结为三句话：财政补息差、银行扩大投放、刚需买房享受红利。

这次是贴息，而不是常用的降息。

具体步骤是，银行依旧按照合同利率计算利息、财政部把1%息差补给银行，购房者每个月少还房贷。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而不是银行，不会挤压银行净息差，是一种政策化工具。

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中央和地方按照90%和10%比例分担资金，说明是中央财政出了大头，从历史上看，这是中央财政第一次在需求侧直接介入房贷市场。

印象中似乎上世纪90年代拉动房地产时、4万亿放水建设保障房、棚改货币化时，房地产才到达过如此高的地位。

新政推出前一天，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推出一批管用的增量政策，提升财政支出安排等政策措施。这次新政大概就是针对性工具的一种。

这件事很慎重，不是轻易决策的。今年上半年已有消息，有20多个城市进行了试点，这一次推出力度更大，一年时间是过去经验的总结。

事情是如此重要，引得群情亢奋，网上一片“放大招”的声音。

新政的性质发生变化，从“补砖头”（建保障房、棚改）转向“补人头”（贴息购房者），侧重于需求侧的精准滴灌，是鼓励消费政策的延续，只不过用到了房产上。

从降息转到贴息，压力从银行转到财政，显然是为了保护银行的利润，维持金融稳定，用财政空间置换货币空间，既降低了买房人的负担，又不伤银行“命脉”。

但这件事又没那么重要，因为实际影响面有限。

这次政策针对性很强，实施期限、范围有限。

国泰海通证券提炼出几个关键条款：

自2026年10月1日起，对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面积≤120平方米且总价≤150万元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给予年化1%的财政贴息，期限最长5年，单户贴息贷款上限为100万元，政策暂定实施1年。

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不包括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也就是正在偿还房贷的购房者，买保障房用公积金的，都不享受该政策。

对房源属性和贷款类型设置硬性指标，主要是促使还在观望的刚需者，抓紧时间在一年窗口期内上车，增加住宅销量。

对中小城市和小户型是利好。

9月30日，财联社援引国盛证券的研报指出，在严格的总价与面积约束下，低房价城市、县域市场以及核心大城市的远郊板块，对小户型新房可能有阶段性支撑。

新政之下，房贷利率最低来到2.1%，目前无风险的五年期储蓄国债票面利率为1.73%，房租回报率在2%左右，三者比较接近。

租房者怎么选？既然房租这么高，还不如花钱买个房子，付出的房贷利率和租房的支出差不多，买房好歹还有个资产。

所以，对应的买房人群的画像很明确：

二三线城市以下、一线城市极远郊、省会城市新落户人员，或者毕业后在这些城市买房的大学生、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第一次买房群体。

原来，老有人在年轻人和工薪族耳边叨叨，买房不如租房，租房才是未来。现在，政策告诉你，不如买房吧。买房更划算。

房地产板块说，慢慢来，我太累了，

折腾不动了

房地产反应如何？

先看股票市场，从7月21日开始，房地产板块闻风而动开始上升，到9月30号开盘，A股和港股高台跳水，很快就有有一股力量拉升，保持稳定。

房地产进入了一个小的稳定周期，但从销售来看，无法支持股价起跳，大家做的是预期。

从2021年销量和销售金额创下高位以来，房地产市场最好的状况是稳定。下面这张图显示，房地产市场就像一个久被折腾的老人，太累了。

为什么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大概率保持稳定，而不是受刺激脉冲？

真实的数据和逻辑比天马行空的猜测重要，我们简单估算一下相关数据。

可能享受到新政贴息的房源总量。这批房源要满足新发放贷款、面积小于120平米和总价小于150万元三个条件。

广发证券根据克尔瑞数据测算，全国新房中150万元以下的面积占比为56%，且120平米以下基本可以被总价150万元总价覆盖。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6年1-8月，符合条件的新房占比33.1%、二手房占比55.2%。

我们取中间数40%到50%的比例，作为全国新房中同时满足条件的套数。2025年全国新房成交约630万套，因此，有250万到315万套房子满足条件。

再加上二手房的数量，全国2025年二手房成交约602万套，贝壳成交数据显示，全国二手房中150万元以下的套数占比为64%，其中三四线城市高达68%，二线城市67%。

综合上述数据，政策一年内新增符合条件的首套购房潜在需求，大约在200万套到300万套之间，对全国整体销售基本盘的短期拉动弹性偏弱。

再看能够动用的资金杠杆。

原则上，这次财政动用的资金不存在上限。这笔贴息资金不在“预算外”，而是纳入中央财政年度预算安排的常规支出，资金有充分保障。

据央广网9月29日报道，新政应贴尽贴，执行中资金总规模不设上限，据实结算。

财政部根据年度预算安排，向省级财政部门预拨中央财政贴息资金，省级财政部门再组织做好地方贴息资金的保障工作。贷款银行是经办方，只要符合首套、面积、总价、单户上限等条件，银行直接就给办了，省心。

当然，任何财政支出，没有上限是不可能的。

各家机构和券商分别进行了估算，基本每年在数百亿元，不会超过1000元。

中金公司：估算财政首年补贴约180亿元，影响贷款额度约1.8万亿元。

银河证券：测算全年财政贴息补贴规模约150亿至200亿元。

中信证券：基于更宽的口径，推算年新增按揭约8.4万亿元，对应财政资金840亿元/年，

但上述机构都强调，受各项限制约束，实际所需资金将明显少于这一额度。

这次测试是小心翼翼的舞蹈，希望用贴息带动更动的民间资金。这方面，有以前的经验相印证。

2026年8月21日，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廖岷说，2026年1至7月，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6项政策工具，累计支持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

贷款20万亿，中央财政安排了多少资金呢？1000亿元。

1000亿贴息，撬动20万亿信贷，如果这次房地产也能起到1：20的效果，哪怕是1：5，也算大功一件。

地方政府的试点给出了实际效果。从2023年底开始，陆续有南京、东莞、武汉、长春、南充、杭州临平、运城、芜湖等近20个城市推出房贷贴息政策，在2026年一季度密集落地。

根据中指院2025年12月27日发布的研报《购房贴息即将落地？影响有多大》，一些试点城市的局部区域，短期内，对房地产市场有较大的提振作用。

比如，南京雨花台区2024年6月政策落地后，次月新房成交套数环比增长17.5%，成交面积环比增长15.0%。

武汉新政于2025年9月末政策落地，次月新房成交套数环比增长18.7%，成交面积环比增长15.7%。

但从整体来看，怎么样呢？还是看武汉这座相对较大的城市吧。

（来源：房天下）

上述数据告诉我们，房地产能够稳定，对经济就已经非常、非常有利了。

购房者啊，到底在想什么？

购房者的热情为什么只能维持这么短的时间呢？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资金。

根据9月29日国泰海通证券发布的研报，居民加杠杆意愿偏谨慎。6月末，个人按揭贷款余额为36.3万亿元，同比下降3.8%，且连续13个季度负增长。

当前中国居民部门正处于持续去杠杆的过程中，杠杆率已从2025年末的59.4%降至2026年二季度的57.7%。

关键是，确实没余粮了。

9月29日，看到了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香港经济日报援引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的数据，中国普通家庭中，半数家庭存款不足9万元人民币。

截至今年7月末，中国住户存款总额约172.84万亿元。按总人口计算，人均约12.3万元，三口之家的平均存款似乎应超过36万元。

但平均数不能代表普通家庭的实际积蓄，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追踪了十余年的全国家庭存款中位数，2026年数据显示，全中国家庭存款中位数仅8.7万元。

这意味着，全国有一半的家庭，把所有银行卡、微信、支付宝里的钱凑到一起，连9万都拿不出来。

市场欢迎新的扶持政策的出台，同时要清醒地看到，对一个饱受折磨的市场既要扶持，得保持足够的理性。

涵养市场，比折腾市场要好，祝大家过个快乐的长假。

重庆、四川等地多家新能源企业采用“销售充电桩+委托运营”模式开展业务，部分企业已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

若干投资人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反映，他们此前在迅驰迅捷（重庆）新能源有限公司（下称“迅驰迅捷公司”）购买的几台至几百台汽车充电桩所产生的运营收益，于9月中旬出现提现未能到账的情况，且公司负责人失联。9月28日，记者以投资人身份致电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了解到，该公司目前已经被立案。

多位投资人告诉记者，他们于2025年开始从迅驰迅捷公司购买单价为1980元一台的慢充汽车充电桩或原价为26800元一台的快充汽车充电桩，并与该公司签订《新能源充电桩销售合同》。而后投资人又与另一家运营公司签订《充电桩委托管理合同》，将其购买的充电桩委托给该运营公司管理经营，后者向C端（个人）用户收取充电服务费，以一定比例与投资人进行收益分配。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迅驰迅捷公司，重庆、四川等地还有多家新能源公司以类似的模式运作，如今有的已经被立案，有的出现收益严重下滑、公司负责人失联等情况。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不少投资人因看好新能源赛道的发展前景，集中于2025年至2026年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这些公司，并购买了相关汽车充电桩产品。部分投资人同时购买了多家同类新能源公司的汽车充电桩产品，更有投资人通过贷款方式投入资金。

2026年4月至7月，上述部分新能源公司告知投资人，根据相关规定，未获得CCC认证的电动车供电设备需要全面清退，并与投资人协商签署合同解除协议，以低价回购投资人持有的充电桩。但事实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早已于2024年12月发布，其中明确强调“2026年8月1日起，未获得CCC认证证书和标注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提现失败公司失联

来自成都的投资人黄先生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他于2025年4月与迅驰迅捷公司签订了一份《新能源充电桩销售合同》，购买3台单价为1980元的慢充汽车充电桩。而后黄先生又与湖北中资信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湖北中资”）签订《充电桩委托管理合同》，将其名下的充电桩委托给湖北中资管理经营，由湖北中资负责充电桩的安装代理运营、运维相关事宜。据记者了解，湖北中资与迅驰迅捷公司是合作关系。

根据协议，委托正式开始的运营时间以充电桩投放运营日开始时间为准，运营期限为60个月。该协议界定的收益为充电服务费的利润，该充电服务费是通过投资人提供充电桩设备，湖北中资通过线上运营的合作模式而产生的向C端用户收取的服务费用（不包括代收的分时电价电费及物业代收的电费差价）。其中投资人分配充电服务费的比例为55%，湖北中资可分配充电服务费的比例为15%，余下30%为场地方的场地费。

比如，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息，8月17日这天，其名下的充电桩的收入为41元，归属于他的收益为22元。

上图为投资人的区间收益情况

记者从多位投资人处了解到，他们分别于2025年和2026年通过多家社交及短视频平台了解到迅驰迅捷公司。该公司声称，他们合作运营桩数约10万台，2024年全年投资人每台桩每天平均收益约7.5元，以此计算大概7至9个月就可以回本。并且，从2026年8月开始，迅驰迅捷公司开始推销旗下原价为26800元一台的快充汽车充电桩，声称收益一台一天约60元至70元。不少投资人也购买了若干快充汽车充电桩。

投资人同时称，他们都是通过迅驰迅捷公司的销售人员发送的视频了解到自己所购买的充电桩的安装情况，并没有到实地查看实物。投资人反映，迅驰迅捷公司和湖北中资开发了一个小程序，投资人每天可以看到充电桩的相关收益情况，以前每天也都可以取现，资金也能按时到账，直至9月中旬出现提现不能到账的情况。

黄先生表示，最开始一台慢充汽车充电桩，他每天收取的收益约6.5元，后来收益不断下降，直至无法到账前降至约4.5元。购买汽车充电桩后一年多，黄先生累计收益约8300元，因为他才买了3台，总金额5940元，且已经提现并到账，所以并没有产生亏损。但其余投资人购买的台数从数十台至数百台间不等，投入金额也较大，从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多位投资人向记者表示，迅驰迅捷公司此次涉及的投资人可能上万名，金额约5亿元。

根据天眼查资料和投资人提供的营业执照，迅驰迅捷公司成立于2021年7月19日，法定代表人为钟瑞，该公司对外宣称的汽车充电桩品牌为“亚充”，2025年员工人数有11人。该公司大股东为九州启航（北京）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九州启航”）和钟瑞，分别持股51%和49%。投资人表示，对于出现提现未能到账的问题，迅驰迅捷公司负责人并未出面回应，目前公司管理层已失联，员工也已集体离职。

9月28日至9月29日，记者多次拨打迅驰迅捷公司客服热线、九州启航的联系电话，以及钟瑞和迅驰迅捷公司多位管理层的电话，但均未获接通，部分号码已经关机或转移到留言信箱。

虚构运营

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除了迅驰迅捷公司，还有不少所谓的新能源公司也采用了类似的运营模式，与投资人签订《新能源充电桩销售合同》，投资人再与另一家运营公司签订《充电桩委托管理合同》，并和运营公司约定进行利益分配。记者查看多份来自不同投资主体的合同发现，这些合同中只是签约主体的公司名字和利益分配的比例有所差异，其他表述则大同小异。

比如，来自贵州的杨先生于2026年4月与重庆方家坡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方家坡新能源”）和成都金优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金优服”）分别签订了《新能源充电桩销售合同》和《充电桩委托管理合同》，花费39600元购买了20台慢充汽车充电桩，收益分配中约定投资人可分配充电服务费的比例为60%，金优服可分配充电服务费的比例为40%（含场地方的场地费）。2026年7月，方家坡新能源出现了投资人提现无法到账的情况，而后公司相关负责人失联。

多名购买了方家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投资人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方家坡新能源对外宣传的品牌为“智电”，他们后续与方家坡新能源销售人员沟通后了解到，另一家公司智满电（重庆）新能源有限公司（下称“智满电公司”）才是实际运营主体。天眼查资料显示，方家坡新能源和智满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姜升”。根据投资人提供的立案告知书，智满电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认为符合立案条件，已于2026年8月27日立案侦查。

投资人表示，他们曾到政府部门平台对方家坡新能源进行投诉，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对此进行了回复。回复内容指出，投资人投诉的方家坡新能源和智满电公司是关联公司；经初查，智满电公司自2024年10月成立以来，通过抖音、今日头条、小红书以及销售人员电话、微信沟通、推销的方式，以每根充电桩1980元的价格，对外销售公司“智电”牌充电桩并和投资人签订《智电新能源充电桩销售合同》和《充电桩委托管理合同》。

回复内容显示，目前初步统计，智满电公司对外销售“智电”牌充电桩约50000余根，而实际运营的充电桩仅为4000余根。该公司虚构充电桩收益进行每日分红返利，拆借新投资人的款项填补旧投资人的分红，采用“借新还旧”模式维持运营，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目前涉及投资人2000余人，金额1.2亿元左右。

9月29日，记者以投资人身份致电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确认，上述回复内容属实，且智满电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被立案。记者亦致电智满电公司负责人及销售人员，电话未获接通，或提示“正在通话中”“该号码为空号”。

广东瑞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彦生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上述相关新能源公司通过“购销+委托运营”的双重合同，将投资人的资金包装成买卖合同关系和委托理财关系，大概率构成合同诈骗。因为如果实际运营的充电桩存在大量虚构的情况，则该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对欺诈的定义，也就是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却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

打折回购+解除协议

记者经过调查了解到，部分类似运营模式的新能源公司目前仍能提现和到账，但投资人反映收益越来越少。

多位投资人表示，他们于2025年不同的月份，与成都充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充呗公司”）签订了《充呗新能源充电桩销售合同》，购买了价格为1980元/台的慢充新能源充电桩；而后又与重庆楷盛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楷盛公司”）签订了《充电桩委托运营合同》。投资人称，最开始收益比较稳定，每台每天都有6元至7元的收益。但从2026年2月下旬开始，收益直线下降至1元多，3月份的每日收益直接变成了8毛。据了解，目前充呗的慢充充电桩每台每天1毛多的收益，快充充电桩每台每天1元多的收益。

2026年4月至5月，投资人被告知，面对日益下降的投资收益，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部分退款，一种是退回充电桩。根据投资人提供的《解除协议书》，基于正常市场因素，应乙方（投资人）要求，甲（充呗公司）、乙双方于该协议签订之日解除双方签订的《充呗新能源充电桩销售合同》，且甲方回购乙方在销售合同中已购买的充电桩，回购金额按照一定的折旧比例计算。

记者注意到，充呗公司的充电桩基本按照一至两折进行回购，例如22台慢充汽车充电桩价格为43560元，回购价格为7920元。另一位购买了70台慢充充电桩的投资人赵先生由于无法接受如此低的回购价格，选择了退回全部慢充充电桩。

除了充呗公司，投资人柳先生于2026年1月8日从重庆能驿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能驿科技”）购买的新能源充电桩也出现了收益越来越少、公司建议投资人解除销售合同的情况。

柳先生说，能驿科技慢充充电桩收益从最开始每台每天6元降至3.5元，再降至1元，现在是每台每天5毛钱。能驿科技方面对投资人表示，收益下滑的原因是新能源充电桩市场已经饱和，收益存在不确定性，而后向投资人提供了四个解决方案：一是持有原有充电桩不变；二是公司折价回购充电桩，同时解除销售合同；三是解除销售合同，客户无需退还已获收益，自行到场地拆除充电桩（未回本金额的充电桩台数）；四是分12期退还客户未回本本金的70%，同时解除销售合同并签署退款协议。

柳先生同时亦购买了上述智满电公司的充电桩产品。2026年7月，该公司建议投资人签署合同解除协议，给予的处理方案分别是本金5折现金结算或本金7折置换CCC合规充电桩等。

9月29日，记者以投资人身份致电上述多家新能源公司负责人或客户热线，电话均未获接通。

公司以认证新规为由要求清退

在建议签署合同解除协议的时候，柳先生被智满电公司的销售人员告知，投资人4月30日之前购买的都是非CCC认证的充电桩，需要全面清退。

记者看到，在另一位投资人与广州鹰石科技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30日签署的《充电桩项目认购合同解除协议书》中，还详细提及了解除协议的原因——除了因为新能源充电行业竞争加剧、电价波动、场站客流分化严重、项目收益不及预期外，该公司表示，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规，自2026年8月1日起，充电桩设备纳入CCC强制性认证管理，未获得CCC认证的电动车供电设备禁止投入运营，限期拆除清退。该公司前期投放的存量充电桩设备均未取得对应强制认证，无法完成合规整改，继续运营将面临设备查封、行政处罚、场站关停等重大风险。

此外，场地安全监管收紧，场站需停业整顿则是另一方面的原因。该公司表示，各地应急、消防、电力部门针对充电场站开展常态化安全专项检查，现有老旧设备电气安全、消防配套不满足现行新标准，全部合作场站均需停业整改、拆除旧桩，短期内无法恢复经营。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对于一些未被立案的公司，有投资人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比如，投资人熊女士等人在未签署解除协议书和未退回充电桩的情况下对充呗公司提起了诉讼。

根据熊女士提供的《民事判决书》，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驳回了投资人熊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法院认为，充呗公司已经根据《充电桩销售合同》约定交付一定数量的充电桩并由投资人委托楷盛公司经营，熊女士和楷盛公司之间签订的《充电桩委托管理合同》目前并未解除，且持续履行中，楷盛公司仅向不特定对象发送了《关于终止合作及相关充电桩终止运营的告知书》，该告知书方无法证明案涉《充电桩委托运营合同》已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

该法院还认为，熊女士持续收取经营收益，用于显示充电桩经营状况及提现的APP（手机应用程序）能够正常使用，熊女士未向楷盛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也未明确提出解除《充电桩委托运营合同》，现熊女士主张解除与充呗公司签订的案涉《充电桩销售合同》并返还全部货款于法无据，对其全部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NAND是一个被“技术诅咒”的行业：正如海豚君在前篇《NAND天性“多产”，闪迪凭什么守80%毛利率？》中所说，AI爆发前的NAND就是典型的大宗生意——产能由市场无情出清，技术领先换不来溢价，只能“亏得比别人少”，销量增长的红利被降价全部吞噬。

根源在供给端太多产：靠单一晶圆上向上堆叠、横向缩孔，从BiCS5到BiCS11五代，闪迪每片晶圆的bit产出每代增加54%，年化复合约27%。

也就是说，哪怕一分钱扩产（CapEx）不花，bit产能每年也会自动膨胀近三成。3D转型期更是一次性猛增，供给一度远超需求，这让“轻资产”NAND生意在下行周期比“重资产”DRAM更惨烈。

而AI的爆发，正在重写NAND的剧本。本篇报告中，海豚君重点关注AI浪潮究竟给NAND下游需求带来了怎样的结构性重塑？

以下为详细分析

1.AI浪潮究竟给NAND下游需求带来了怎样的结构性重塑？

AI之前的消费电子周期中，“话事”需求场景——手机、PC、传统服务器等核心下游增长平稳可预期，缺乏爆发变量，所以周期的大起大落，实质由供给端的无序扩产与急剧收缩主导。

需求增长来自三大动能：单机容量升级、新兴市场渗透，以及固态硬盘（SSD）对机械硬盘（HDD）的存量替代，缓步而稳定。

稳定的需求，配上刚性提升供给，导致NAND属性被困在经典的“硅周期”中：供过于求、价格暴跌→原厂减产，低价同时刺激单机容量升级→供需再平衡、价格回升→原厂在高利润下追高扩产→再次陷入产能过剩。

只要NAND摆脱不了“外围零件”的定位，这个死循环就打不破。唯一出路，是出现一个不太看价格、且与GPU算力部署直接绑定的新场景——这正是后来AI浪潮所扮演的破局者角色。

第二阶段（2025年之后）：AI推理驱动的结构性爆发

2026年是NAND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分水岭：数据中心占NAND总需求的比重，从2025年约30%跃升至2026年约45%，历史性反超智能手机（同期收缩至约23%），成为最大终端基本盘。

驱动NAND需求的主角，从对价格高度敏感、库存大起大落的消费电子，换成了以TCO（总拥有成本）和算力回报（ROI）做决策、对价格脱敏的云服务商。

云厂商关心的不再是“这季度颗粒够不够便宜”，而是“能否按时拿到足额的高性能eSSD，保证未来三年GPU基建不掉链子”。从“短期压价”转向“长期保供”，正是原厂推行NBM（新型长协模式）的需求侧基石。

伴随基本盘切换，AI重心“由训转推”，更让NAND的角色质变：

AI早期，NAND只是外围的“数据仓库”：把训练语料、模型权重、防宕机的Checkpoint（存档）等静态数据，放在GPU能快速调取的近端。这些数据可替代性极强——丢了从数据湖重新下载即可，只花带宽和极少电费，不必动用昂贵GPU重算。

但推理时代，计算变成高并发、持续性的“动态消耗”——存储需求与“AI用户数×使用频次×上下文长度”强绑定。更关键的是，NAND首次存储“计算的中间产物”。

长文本推理产生的庞大KV Cache不是外部搬来的静态数据，是GPU大量消耗算力后生成的“工作记忆”。它一旦丢失，中央仓库没有备份，只能再花昂贵的GPU算力和电费重算。

存储的价值第一次可以直接折算成“算力与电费”。正如闪迪所说——SSD本质上已经进化为一块“Token电池”：Token是已经做过的功，与其丢弃重算，不如“充”入硬盘；存KV Cache就是帮云厂商省电、省算力。

铠侠的预测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数据中心NAND总需求将从2025年的286 EB增至2031年的1,686 EB（CAGR 34%），且内部结构极度分化：

AI推理：从2025年的86 EB激增至2031年的1,251 EB，CAGR高达56%；占数据中心NAND需求的比例也从30%攀升至74%。

AI训练与传统负载：同期AI训练的CAGR仅11%，传统云工作负载（以CPU为主）仅14%。

推理需求的增速是训练的5倍——本轮NAND超级行情，将主要由推理需求的爆发主导。

先看NAND在AI数据中心的主要应用：

①KV Cache卸载——NAND成GPU的上下文存储层

AI推理时，GPU必须为每个Token实时计算并维护KV Cache（模型的“工作记忆”）。但早期架构中它是“算完即弃”的消耗品：一轮对话结束，或GPU要腾显存服务下一个用户，HBM里的KV Cache就被清空。

于是用户一旦追问，或多人并发调用同一份超长文档，系统只能把上下文重新喂给GPU，从头做一次昂贵的Prefill（预填充）。

Prefill是推理第一步：GPU一口气通读全部输入、算清Token间的关联（Attention机制），再生成一遍KV Cache——这是整个推理中最吃算力、最费电的环节。

过去“用了就丢”，是因为两笔账算不过来：

a.重算比存起来更便宜：早期（如GPT-3时代）上下文只有2K Tokens，KV Cache很小，GPU零点几秒就能重算完；而存进硬盘要经CPU和内存中转、在PCIe上“折返跑”，来回耗时甚至超过重算。

b.HBM又小又贵：GPU自带显存“寸土寸金”，必须留给当前活跃的计算任务，不可能长期保管已下线用户历史记忆。

但长文本时代推翻了这笔账：从2020年GPT-3的2K Token到2026年主流模型的百万级上下文，六年暴涨500倍。重算一次百万Token的KV Cache，要让昂贵的GPU满载跑好几秒，有算力与电费代价。

这直接促成KV Cache的“再定性”：英伟达ICMS（推理上下文内存存储）架构，正式把它从“算完即弃的临时缓存”改定义为“AI原生持久数据”。

现在，临时缓存变长久缓存，这个账是否算得过来？

a.容量约束:算法压缩也赶不上KV Cache膨胀速度

第一个条件，是HBM的扩容速度远追不上KV Cache的膨胀。

KV Cache总量=上下文长度×并发会话数×单Token存储量。目前，前两个变量都在被急剧放大：

上下文长度每年翻倍以上：主流模型从4K、128K快速演进到1M+，KV Cache随之线性放大。

并发与推理轮次爆发——正被三种应用架构急剧放大：

a.RAG（检索增强生成）：问一句话，后台塞进两本书。系统把检索到的大量文档拼接到输入端，送进GPU的Token远超原始提问，单次任务的KV Cache直接拉爆。

b.Agentic Search：AI从“一问一答”变成自主循环的“规划—调用—评估—再检索”。多步任务把单次Token消耗从数百个拉到上百万个。

c.Multi-Agent：多个Agent并发协作，每个独立生成KV Cache，存储需求随数量成倍叠加。

模型厂商每年至少把上下文扩大一倍，HBM的物理扩容却接近极限：单卡容量约2-3年才翻一倍，红利还在放缓。

判断KV Cache会不会溢出，要以单个推理机柜的可用HBM池为单位。以Rubin NVL72的21T的HBM容量为例：

部署2.8T参数的旗舰MoE模型，FP8下权重占约2.8 TB；再扣掉激活值、分页与框架开销（约占12%，约2.5 TB），真正能给KV Cache的池化空间上限约15.4 TB。

不压缩时，10万Token约占40 GB。即便用最前沿的压缩算法（如谷歌TurboQuant，16位压到3位、约5–6倍无损压缩），100万Token仍要占67–80 GB。

也就是说，一台造价约500万美元的机柜，极限只能同时服务193–230个百万Token级长度得会话。对企业级云服务而言，这意味着极低的算力变现效率（ROI）。

一旦上下文扩到500万Token，或并发突破这一阈值，机柜级HBM池会迅速触顶。因此把KV Cache从HBM逐级卸载到DRAM再到NAND，往后看是一场必然之路。

b.便宜，也是致命吸引力

哪怕HBM容量勉强够用，用它长期留存KV Cache在经济上也不成立：HBM4约16美元/GB，eSSD约0.3-0.4美元/GB，前者是后者的40-50倍。用它去放几小时都不调一次的“温/冷KV Cache”，是极度的资源错配。

为此英伟达确立了新的分层内存架构：G1 HBM→G2系统DRAM→G3本地SSD（NAND）→G4共享网络存储（NAND/HDD），由NVIDIA Dynamo在软件层统筹，让KV Cache在各层间透明迁移。

英伟达估计，大规模多智能体推理下每个GPU模组最高需要16 TB的KV Cache，因此在Rubin平台构建了ICMS/CMX上下文存储层，位于G3本地SSD与G4共享存储之间，定义为G3.5层——因为G3容量有限、不能跨节点共享，撑不住多智能体的大规模复用。

CMX单层容量约16TB，是单卡288GB HBM的近60倍——NAND够便宜，才能做到量大不贵。

c.改用NAND，时延上来得及吗？

卸载值不值得，最终看TTFT（首Token时延）——只有“从SSD读回来”的时间和成本低于“用GPU重新算一遍”，卸载在商业上才成立。

GPU Direct Storage（GDS）是跨越门槛的关键：它绕过CPU和DRAM，通过PCIe/RDMA在eSSD与GPU的显存之间修一条直连高速路。

据公开验证，GDS结合压缩技术可把KV Cache的恢复时延改善10倍，让超低时延的上下文交付在工程上成为现实。

NAND存储KV Cache的数据类型：“共享型记忆”和高频复用

即使跨过容量与成本的门槛，KV Cache要卸载到NAND里，还需满足两个条件：

条件一：必须是共享型缓存

a.短暂型缓存（逐字生成的草稿）：HBM承载

AI逐字回答（Decode阶段）时，每吐一个字都要全量重读历史上下文。此时强行写SSD，一是带宽不够、会卡死AI“说话”的节奏（速度墙），二是高频碎片化追加写几周就能耗尽企业级硬盘的寿命（寿命墙）。所以这类草稿禁止落盘，必须留在HBM显存中。

b.共享型缓存（静态打包案卷）：NAND来存

只有当AI刚读完超长提示词（Prefill阶段）、用户切出对话或Agent挂起任务时，产生的才是算完、可整段打包写出的完整上下文。它“块大、顺序、低频”，像整箱搬运定稿档案，与NAND大块连续读写完美契合，这类数据才可以NAND层。

条件二：高频复用才能“值回票价”

除了可用，经济也要可行：卸载净收益=复用次数×(重算算力成本−读回成本)−(写入成本+占位存储成本)

GPU重算既费电又费算力，已算好的缓存从SSD读回，只要被复用1到2次就能盈亏平衡。挑战在于硬盘空间同样稀缺，只有高频复用的上下文，才值这个存储占位。

这最终浓缩为一个核心指标——缓存命中率：命中率越高，边际服务成本越趋近于零。新请求进来时，系统通过“前缀比对”去硬盘取回备份，跳过最烧钱的Prefill重算。

正如Manus团队指出的：命中缓存的Token比未命中的便宜约10倍。普通大模型命中率在40%–70%（MiniMax 71%、Z.ai GLM5约40%），多步执行的Agent场景则长期企稳在95%以上（DeepSeek实测98.7%），实现“写一次、读上千次”的红利。

实际使用中，对话变长或GPU换用户都会产生中断，当前KV Cache就可让出HBM空间。如果这些会话还会被再次调用就可存到NAND中，服务恢复时再载入。

典型卸载场景包括：用户阅读停顿、跨周期历史回溯、Agent挂起的长空隙、超大规模并发共享，以及企业级知识库调用。

KV Cache分层：AI推理对存储拉动不是单点，而是从高性能闪存（pSLC/TLC）到海量温冷存储（QLC），连同DRAM与HBM，把整条企业级存储产品线一起拉起来。

这条通路上，各类存储分工明确：

DRAM（G2）承接活跃任务的“热溢出”：它是HBM的直接缓冲带，收容同一场活跃会话中因显存触顶放不下的KV数据。速度快，会话不卡顿，但断电丢失。

NAND（G3–G4）主导高价值资产的“持久复用”：跨过断电可保留的门槛后，数据进入非易失闪存主导的持久化复用链路，并沿介质特性逐级下沉：

a.G3直连层（pSLC/性能型TLC）：承接刚刚换出、随时可能被重新唤醒的温热会话上下文。

b.G3.5本地网络层（耐久型TLC）：承接同一算力集群内，需跨节点高频共享的System Prompt与Agent状态。

c.G4远端归档层（大容量QLC/HDD）：承接海量、极低频调用的RAG企业知识库与历史对话归档。

②Staging场景：TLC与pSLC的刚性基本盘

据闪迪测算，Staging（类似候场类数据，等待被HBM随时调用）占2030年AI数据中心NAND需求的40%，是最大的单一板块，且全部由TLC（含pSLC）包揽。

打个比方：从数据湖调出的数据，先存在紧贴GPU主板的高速NVMe SSD缓冲区（G3直连SSD）。像厨师案板旁的切菜盘——食材从冷库取出先放手边，不必每切一刀跑一趟冷库。

a.训练侧Staging：突发覆盖写

核心任务是给模型做“定时存档”（Checkpoint）与数据集暂存。训练万亿参数大模型时，单次存档高达TB级，且每隔几十分钟就要滚动保存一次。

虽然现在能让GPU“边算边存”（异步存档）、不必停工干等，但这么大规模的集中落盘依然会严重挤占带宽；存档拖得越久，对计算流水线的干扰越大。

所以训练侧Staging面对双重约束：既要扛住反复覆盖写入的磨损，又要把写入窗口压到最短。

b.推理侧Staging：高并发读取

推理侧Staging的三大任务，共同特征是读密集、写极少：

模型冷启动与弹性伸缩：训练机可按月连轴转，但推理机却要随早晚高峰频繁调节容量和开关机，而内存又断电即失。所以新节点上线，都要靠本地SSD的强连续读取带宽把参数瞬间搬进空显存，实现“秒级接客”（一天可能触发数十次重载）。

多模型/多版本动态常驻：生产节点常需同时伺候几十TB的“全家桶”（不同尺寸、精度、版本）。单卡显存（288GB）和系统内存与之差一到两个数量级，唯有4–16TB直连SSD装得下整套工具箱。让极少调用的旧模型霸占昂贵显存是错配，下沉至SSD换入换出才是最优解。

面对这种极端的I/O强度，各类介质逐一被淘汰：

HBM&DRAM：成本极高且容量稀缺，必须留给活跃的KV Cache；更致命的是DRAM断电即失，而Checkpoint的意义恰恰是“系统崩溃后还能恢复”。

HDD：吞吐量跟不上GPU突发的大块写入，且受体积与功耗限制，根本进不了GPU计算托盘所在的机柜。

QLC：擦写寿命约为TLC的十分之一（QLC约1,000次，TLC约10,000次）。Staging是AI存储栈中写入最重的环节，QLC寿命会迅速耗尽——这是硬约束，而非成本权衡。

这样，TLC正好适合Staging，但TLC在部分场景下还不够，由此衍生出pSLC：

pSLC，是把TLC或QLC颗粒当SLC用——本可存3 bit或4 bit的Cell只存1 bit。换来更长的耐久度和更低的写入延迟，代价是牺牲约三分之二有效容量。

直接后果是：要达到与标准SSD相同的有效容量，需要3-4倍晶圆产出。核心触发场景是RAG与Agentic Search的高频向量检索。

AI智能体做大规模向量检索新特征（如下），逼着NAND必须以高速pSLC模式运行：

a.找得太碎（访问粒度极细）：AI搜索知识库时往往只需比对一小串特征（几百字节）。但标准TLC SSD是个“死脑筋”，哪怕只要一个字，也得把整页（4KB）全读出来，浪费读取带宽。

b.问得太密（并发强度极高）：现在的AI会自己做计划、调工具、反复查资料，单次任务瞬间裂变成成千上万个密集的“查字典”请求。标准TLC SSD在高并发下迅速排队饱和。

c.边读边写（读写双向承压）：AI智能体会一边查一边更新索引、记录中间状态。这种“一边翻书一边做笔记”的强度会让普通TLC寿命快速耗尽，而pSLC寿命是它的十几倍。

但承载这一层的下一代直连架构——NVIDIA Storage-Next（G2.6层，位于G2.5 CXL内存之下、G3本地SSD之上）——仍处在英伟达主导、与铠侠等厂商协同定义规格的阶段。

它的定位，是在DDR与本地SSD之间新增一层直连GPU的pSLC存储层，让NAND具备接近DRAM的IOPS与访问粒度（512B细粒度随机访问），同时保留低成本、大容量优势。

③Fast Data Lake场景：QLC的主战场

如果说GPU直连SSD是案板旁的“切菜盘”，存储需要读写双能。G4远端网络层的Fast Data Lake（快速数据湖）就是AI数据中心的“远端中央总仓”，以读为主：以PB级容量装下AI运转所需的全部“家底”——训练语料、多模态数据集、各版本模型权重、RAG知识库和推理回流日志。

按闪迪2030年的需求拆分，Fast Data Lake约占AI数据中心NAND需求的25%，几乎全部由QLC承载。

核心问题是：QLC能否替代HDD？海豚君认为需从以下维度分析：

a.热数据——QLC稳坐主位

正在被CPU/GPU高频消费的数据（如正在处理的训练集、等待检索的RAG知识库），需要极高的数据吞吐量。

HDD的机械磁头寻道延迟（毫秒级）与AI所需的微秒级响应差了两个数量级，从一开始就被物理排除。QLC凭借超大容量和读写带宽，在此层是替代的绝对主力。

b.温冷数据：HDD坐主桌

对于“存着备查”和“历史归档”类数据，是否放入QLC取决于两个维度：

①供给侧扰动：短期“假性替代”

短期HDD将出现300EB至400EB的供给缺口。当前部分云厂商用eSSD临时兜底，造成了“加速替代”的假象。

但HDD也能用类似SSD的技术持续拉升产能，被eSSD临时接管的纯容量需求回流HDD，替代逻辑变弱。

②经济账：QLC涨价后算不平

短期因缺货有替代迹象，但后续QLC因热数据层的替代是刚需，导致QLC涨价。当下HDD的每GB价差已飙升至20–25倍。在稳冷层数据存储中，QLC反而难取代HDD。后续要QLC出现大容量低成本的产品面世后，替代概率才可能加大。

因此QLC替代HDD绝非单向线性推进，而是分化为三种叙事：

a.性能关键路径（热数据）上，替代已经完成且不可逆；

b.温冷归档层，高昂价差阻断了正常置换，目前的“替代份额”更多是HDD缺货逼出的“临时补位”，未来面临回流风险；

c.长期胜负手在于大容量高密度QLC量产，能否靠极致“空间与能耗压缩”，在TCO上跨过2-3倍的替换红线。

据闪迪业绩会，超大容量QLC在FQ4'26（2026年4-6月）刚产生首批收入，FQ1'27进入早期爬坡。闪迪预计QLC占整体bit出货的比例，从2025年约20%升至2026财年末的40%，主要由Stargate（超大容量QLC）在云厂商放量驱动。

④HBF:需求上行期权

在传统AI存储层级中，紧贴GPU的HBM虽有百纳秒级延迟与超高带宽，但受DRAM制程限制，单堆栈容量小、成本高；再往下到NVMe SSD，延迟与带宽又出现严重断层。

NAND厂商现在在努力推新品：HBF（High Bandwidth Flash）——它的结构基本是HBM的复刻：多层堆叠、TSV贯通连接上下、与XPU共同封装，只是把DRAM颗粒换成了NAND颗粒

闪迪正开发的HBF，号称堆叠16层NAND、在维持HBM级带宽的同时把容量放大8倍。（参考：从HBM限高到NAND加量，英伟达vs存力到底谁拿捏谁？）。

HBF与HBM并非简单替代关系，而是基于物理特性的优劣互补：

HBF优势是容量大，成本低，但短板同样明确：微秒级延迟让它反应偏慢，不擅长细碎的随机散读；且有物理擦写寿命上限，只能当“只读参考书”，扛不住高频写入。

此外HBF仍在工程推进期：2026年下半年进入试产建线、预计2027年商业化，但紧贴高发热GPU部署的散热标准仍待确立。

由此形成分工：

HBM专注“性能至上”，是旗舰GPU的绝对标配，负责对延迟极敏感的预填充（Prefill）阶段、高频读写的活跃KV Cache，以及要求最高对称读写带宽的训练任务。

HBF主打“容量为王”，接管以顺序读取为主的常规推理、需单机容纳全量模型的长文本与MoE场景，以及读多写少的温冷KV Cache卸载，让中低端GPU甚至未来的边缘设备也能跑超大模型。

因此海豚君认为，HBF不是颠覆HBM，二者共存互补——HBM管延迟敏感的热数据，HBF管容量饥饿的温数据。未来HBF的使用渗透还要继续观察。

闪迪将HBF分成四种部署形态，具体定义可见《AI推理大爆发，“悲催”闪迪真有凤凰涅槃？》。海豚君认为，③增配型（HBF+HBM混搭）和④解耦型（池化）落地可能性最大。

增配型的逻辑最简单：HBM不撤，HBF加进来一起用。GPU厂商不用大改，HBM继续干擅长的活，HBF在旁边装权重和冷KV缓存。SK海力士新提的H3架构就是HBM和HBF混搭——2027年量产、2028年客户上车，是目前阻力最小的路。

解耦型则是把HBF从GPU旁独立出来，像硬盘柜一样池化部署、通过网络连接计算单元。这是未来大方向——NVIDIA的CMX方案推的也是类似的机架级存储池；但它要求网络架构跟着升级，预计2028年之后才可能成为实际选项。

从各厂商路线来看，HBF目前仍处于标准联盟阶段，尚未进入GPU厂商（特别是NVIDIA）的官方架构标准中。

闪迪与SK海力士是当前唯二的实质推动者：双方已于2026年初成立标准联盟并建起试产线，比原计划提前半年——预计2026年底造出芯片，明年推控制器，2027年冲刺量产。

谷歌、英伟达、AMD等最早要到2028年才可能作为客户采用，但采用≠定义——HBF真正进入GPU厂商的架构体系，还要过标准认证、参考设计集成、生态适配等关卡。

其他厂商：三星有专利储备，但未公开原型与时间表；铠侠走XL-FLASH路线（G2.6 Storage Next），与HBF不直接竞争；美光暂无公开计划。

总体看，HBF产业化时间线虽在加速，但格局本质是“存储厂商在推动，GPU厂商尚未上车”。真正的分化要等2027年样品表现，以及2028年头部客户是否正式将其纳入系统设计。

总结：

AI对NAND的重塑，不只是把需求曲线抬高一个台阶，确实有希望打破“硅周期”宿命：“算力部署与推理负载主导”下，NAND也从“外围零部件”变成“计算路径上的必需品”。

在“由训转推”与长上下文时代，用NAND存KV Cache是保存昂贵的GPU算力与电费资源，SSD一定程度上就是“Token电池”。

据闪迪测算，2030年AI数据中心NAND出货量将达1.2 ZB（较2026年增长约三倍），三大核心负载分工明确：

a.Staging暂存层（占比40%）：贴近GPU的极高强度I/O缓冲区，受极端覆盖磨损与高并发限制，由高性能TLC（及pSLC）垄断。

b.KV Cache卸载层（占比35%）：推理时代全新增量，承载HBM溢出的动态存储容量，由TLC/QLC梯次承接。

c.Fast Data Lake快速数据湖（占比25%）：远端中央数据总仓，由大容量QLC稳坐主位。

按NAND类型计，TLC占66%、QLC占34%：占比最大的Staging因写入强度，天然排斥QLC，TLC稳占基本盘；QLC聚焦数据湖与温冷KV Cache卸载。

这三类负载的演进方向恰好相反：数据湖向“更便宜”走（QLC容量放大），Staging与热路径则向“更快更耐用”走（TLC乃至pSLC，牺牲约三分之二容量换取10倍耐久性）。

而这波涨价的“超级行情”还能飞多久？站在当前估值节点，涅槃后的闪迪是否仍有向上空间？海豚君将继续在下篇为您拆解，敬请期待！

现在的奶茶店越来越像个杂货铺子了。

霸王茶姬卖起了茶叶蛋，古茗在门店里推出了现打啤酒，蜜雪冰城斥资近3亿元收购鲜啤品牌，奈雪的茶端出8.8元的咖啡烘焙早餐，喜茶开出了炒冰实验室，排队要等上一小时……

去年的品类跨界还集中在奶茶与咖啡之间，今年新茶饮的边界正往冰淇淋、零食、酒水、早餐等品类拓展。增长曲线的探索，比新品上新还要热闹。

跨界动作集中在贴合度最高的冰淇淋上。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国内主流茶饮品牌已集中上新超过30款冰淇淋或含冰淇淋产品，以意式Gelato为主，如喜茶的喜拉朵、霸王茶姬的茶拉朵、古茗的古拉朵……命名逻辑如出一辙，产品路径很相似，都是把当家茶饮的爆款风味，从杯子里“搬”进了冰淇淋。

当然，还有更激烈的探索，如霸王茶姬在上海7家门店上线了“白雾红尘茶叶蛋”，单枚5元，锚定早高峰人群；古茗在杭州湖滨银泰门店试水现打啤酒，营业时间延长至零点，来承接西湖夜游客流。蜜雪冰城上架自有零食、收购鲜啤品牌，茶颜悦色孵化新鲜零食子品牌“吉时赏味”，新茶饮的业态边界正在被无限拉伸……

这热闹的跨界背后，似乎藏着品牌满满的焦虑。

增速放缓，

门店质量成关键点

过去几年，新茶饮是门店扩张拉动增长的典型品类，每年20%至30%的营收增速是常态。但这点在2026年被打破了，回看上半年的各品牌财报不难发现，行业集体进入增速放缓的转型周期。

比如古茗上半年净增797家门店，远低于全年指引的3000家以上，管理层预期下半年净开店约2200家来填补缺口。

蜜雪冰城上半年新开加盟店5455家、关闭1289家，去年同期新开7721家、闭店仅1187家。

霸王茶姬将2026年定位为“调整与企稳之年”，扩张节奏明显收敛，一季度和二季度门店分别净增仅78家和108家，门店增速从去年同期的超四成骤降至8.5%。茶百道门店数同比增速仅4.7%，仍维持低位。

品牌们开始意识到“经营杠杆效应”的局限性。

加盟模式下，收入主要来源于向加盟商销售原材料和设备，只要门店密度持续增长，收入增速大于成本增速时，利润就能被放大。但这一增长模型并非没有边界。随着门店规模越来越大，收入增速放缓甚至低于成本增速时，边际压力逐渐显现。

在这一背景下，品牌们开始寻求更高的单店质量。蜜雪集团首席执行官张渊则明确表示：“主动放缓国内开店节奏不是阶段性的调整，而是公司主动选择、并会长期坚持的发展方向。”

沪上阿姨也提到，公司将“坚持高质量有序拓店，优化加盟管理，提升单店盈利、缩短投资回收期”。霸王茶姬将2026年定位为“调整与企稳之年”，扩张节奏明显收敛，Q2单季全球仅净增约108家门店。

当门店规模已经无法自动转化为营收增长，经营杠杆走到尽头，品牌开始追求单店盈利能力。当单一茶饮品类难以扛起业绩目标，跨品类拓展就成为必然选择。

跨界，

还是要看契合度

新茶饮的跨品类上新，本质上还是在存量中寻找增量。但边界的探索，本身也有边界。

如咖啡与奶茶，是契合度极高的两个品类。奶茶高峰在下午和晚间，咖啡高峰在上午和午后，两者消费习惯成熟，时段互补非常明显。奶茶品牌卖咖啡，可以有效拉动营业时长，直接带动增收。这也是目前头部品牌几乎全员布局咖啡的根本原因。

但并非所有品类都具备这种天然优势，早餐品类的拓展就迟迟打不开局面。如蜜雪冰城就曾在大连、西安等多城门店试点5元早餐奶和7.9元早餐组合，试图抢占早间时段，但仅数月后便全面下架。

核心原因在于消费习惯的缺失：咖啡有成熟的日常饮用习惯，消费者愿意在早晨为它买单；奶茶品牌卖早餐，消费者既没有“去奶茶店吃早餐”的心智，也没有足够的品类信任。消费习惯的养成成本，远比供应链复用成本高得多。

冰淇淋则是另一种逻辑。它的原料和茶饮有着高度重合，很多门店只需添加一台冰淇淋机就可以上新了，毛利率远超茶饮主业。但冰淇淋对门店业绩的提升，并非纯粹的增量。

但消费者走进门店，花18元买一杯“某拉朵”时，可能他的奶茶预算就被分流了，冰淇淋在贡献高毛利的同时，也在抢奶茶的生意。真正的增量，取决于它能否吸引原本不打算消费的客群，或覆盖茶饮无法触达的场景。

这恰恰说明，跨品类的边界，最终由需求决定。品牌需要在门店合理的能力半径内展开探索，如供应链能否复用、运营是否可控、消费习惯是否已经存在或者能被低成本培育。

咖啡和冰淇淋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们在需求端和供给端都找到了支点；而早餐的碰壁，则是因为需求端的心智空白无法靠低价强行填补。或许，新茶饮的下一程，不是看谁跨得远，而是谁看得更准、节奏更克制。

谁还记得“鲜奶吧”？

记忆当中的鲜奶吧，正在悄悄“离场”！

“上一次去鲜奶零售铺，还是5年前了，现在现打鲜奶的店越来越多，家里愿意喝现打的瓶装鲜牛奶。”一位在北京工作10余年的打工人坦言。

何为鲜奶吧？

简单来说，是以销售巴氏鲜奶、酸奶等低温乳制品为主的社区餐饮业态，主打“牧场直供+现场加工+新鲜无添加”，选址集中在社区、学校和商业街，基于选址和客群，门店常见20㎡-100㎡，常以会员订购和日常零售经营方式。

典型品牌，是从温州起家的“一鸣真鲜奶吧”，自2002年诞生起首创“牛奶+烘焙”早餐场景，后来凭借着“中央工厂+冷链物流+连锁门店”的全产业链模式，在2020年成功上市。

公开信息显示，品牌在2024年年初的门店规模曾扩张超2000家，覆盖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安徽、江西等省市，其中90%以上门店集中在长三角。由此可见，这一模式对供应链的要求极高，因短保鲜奶对冷链要求极高，需要自有牧场或稳定奶源支撑，跨区域扩张成本很高。

然而，鲜奶吧始终不温不火。

一方面，始终没有形成多头部品牌矩阵，除了曾超2000店的一鸣真鲜奶吧，再无其他鲜奶吧连锁跑出，就目前来看，鲜奶吧大多是区域品牌，规模大约在十几家和几十家。而且近年来一鸣真鲜奶吧的门店也出现收缩，截至2026年6月末在营门店1909家，较2025年末净减100家。经营压力反映在门店端，财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直营店收入同比下降19.27%，加盟店渠道收入同比微增1.02%。

另一方面，内参君看到，一鸣真鲜奶吧连锁品牌，在试图撕掉传统鲜奶吧的“外衣”。

经查阅，内参君观察到一鸣真鲜奶吧的探索新店模型，其大本营温州门店在上个月升级开业，增设了中式早餐档口，比如嵊州小笼包和营养粥点等，牛奶柜设备陈列从4层增至6层，据说增加了约50%的陈列面，乳品、现调、鲜食、面包四大品类分柜陈列方便顾客挑选，还回归了温州本土经典老品，上线健康零食、罐罐奶茶和冰淇淋等产品，完善全时段产品经营。

基于这一头部品牌代表，我们看到存在于社区的传统鲜奶吧零售店，面临着因产品同质化而损失的客流和复购，因鲜奶保质期短，冷链配送半径受限导致全国门店难铺开，一鸣真鲜奶吧验证了奶吧模式在长三角的可行性，但也暴露了区域天花板，离开核心冷链网络后，扩张成本会上升。

“现打鲜奶+”承接鲜奶吧

仍然被困区域市场

着眼于另一角度，鲜奶吧其实也在做迭代。

其中，2022年兴起的“现打鲜奶+现烤烘焙”，倒像是对传统鲜奶吧的新一代升级。

随着红星前进牛奶面包公司走红，重点突出“现打鲜奶和现烤面包”两大产品矩阵，而且门店体验更侧重网红感和休闲感，瞄准年轻客群，业内掀起了“现打鲜奶+现烤烘焙”热潮。

去年，三元、味多美、百年义利等企业相继入局。和传统鲜奶吧类似，“红星前进”模式虽然在短期内吸引了大量关注，但受限于供应链和物流的地域性，至今尚未出现真正的全国性品牌。

比如，红星前进牛奶面包公司全国18家店，有14家在北京；三元的北京市牛奶公司在北京有5家，广州市牛奶公司仅在本地开出一家店；扬子江已在湖北省内7个地市设鲜奶站，其中武汉鲜奶铺近60家......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得益于供应链也困于供应链：无论是鲜奶吧还是现打鲜奶，均是依托于背后强大的供应链能力，而现打鲜奶的核心竞争力是“鲜”，强调当天直供。这意味着品牌门店的扩张范围和牧场所在地牢牢捆绑，而供应链的地域性，决定了品牌的增长速度和辐射半径。

另一方面，是产品附加值和溢价能力弱，导致整个门店盈利模式较弱。从现打鲜奶到现烤烘焙，这两大品类押注新鲜现做，从设备到门店运营模式都存在考验，比如现打鲜奶机的产能、清洗和维护频率较高；鲜奶和面包保质期极短，一旦销量波动，库存管理难度大，报损率随之攀升。武汉首家自助打奶店“扬子江鲜奶铺”万松园店开业半年即关闭，“因鲜奶本身附加值较低，很难做出显著差异化，利润率不足以支撑长期经营。”有业内人士解读。

此外，食品安全隐患，直接影响品牌信任，尤其是在现打鲜奶赛道，人们对于鲜奶的口味和品质要求更高，这也倒逼门店需要严格掌控整个出品链条，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几乎等于触碰“生死线”，此前，红星前进因后厨环境不卫生、食品安全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被责令整改。

鲜奶吧生意被“蚕食”了？

如果说供应链是鲜奶吧的内忧，那么客群与渠道的分流就是它的外患。

鲜奶吧的黄金时段是早上7点到9点。在2010年代，这个时间段几乎没有像样的竞争对手。但今天，情况完全变了。

首先是早餐客群被分流。

这几年，在早饮时间段增长最迅猛的是咖啡。《2026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咖啡产业规模达3549亿元，同比增长13.3％；2020至2024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超23％，约为全球咖啡市场中长期增速的6倍。

此外，茶饮品牌也纷纷加码早餐时间段。霸王茶姬上线了“早系列”专区，最新还在上海试点卖茶叶蛋；古茗把早餐场景和新拓的咖啡业务一起算进了单店GMV的增长来源；六大上市茶饮公司全部布局了咖啡，蜜雪旗下幸运咖门店已经突破1万家，古茗约1.35万家门店配了咖啡机、咖啡收入占比超过20%，茶百道咖啡机覆盖内地约三成门店。

比起做咖啡、做早点，奶茶店更直接的“抢占”是推出了鲜奶产品。比如，古茗此前曾推出早安鲜牛奶的产品，幸运咖也曾推出晚安牛奶。

当所有品牌都在做早餐生意，早餐市场的“大”和“高频”，就不再是任何一个玩家的护城河了。

更致命的冲击来自渠道端。

低温鲜奶的渠道结构正在剧烈变化：传统KA大卖场的份额下滑，美团买菜、叮咚买菜、京东到家等平台占比提升。尼尔森IQ数据显示，在2025年1—5月，全国低温鲜奶市场全渠道销售额同比增长1.7%。其中，线下同比下滑6.6%；线上同比增长40.2%。

此外，盒马、物美、京东七鲜超市等渠道都上架了鲜奶产品。新乳业在成都、杭州等城市推进限时送达、配送入户服务。

当消费者可以在买菜的同时顺手买一瓶鲜奶，可以在手机上点一下就让鲜奶送到家门口，专门跑一趟鲜奶吧的理由，变得越来越薄弱。

鲜奶吧的真正对手，

不是同行

把鲜奶吧放到整个现制饮品赛道来看，处境非常微妙。

2026年上半年头部茶饮品牌，鲜牛乳相关新品成为核心推新方向，蜜雪、古茗、茶百道等均重点布局鲜牛乳产品线。头部连锁品牌已全面用真奶替代植脂末，把“鲜牛乳”写成了基础品质底线。

乳企也在往这边靠。三元食品公开宣布与喜茶等新茶饮品牌合作；古茗与认养一头牛达成鲜奶直采；君乐宝旗下的悦鲜活，据尼尔森数据在高端瓶装鲜奶市场占有率约50%，基本承包了茶饮圈的“鲜奶搭子”。

既然鲜奶这么受欢迎，为什么卖鲜奶最专一的这批店，反而活不下去？

答案是，它们卖的根本不是同一样东西。鲜奶吧卖的是产品，新茶饮卖的是供应链。

鲜奶吧把鲜奶当作目的，顾客来是为了喝这杯奶。新茶饮把鲜奶当作配料，顾客来是为了喝那杯茶，奶好不好是加分项，不是来店的唯一理由。这意味着新茶饮的鲜奶消耗量远大于鲜奶吧，它的单杯溢价能力也远高于鲜奶吧。

一鸣真鲜奶吧的转型动作，也说明它正试图撕掉传统鲜奶吧的“外衣”，从一个卖鲜奶的店，变成一个卖“鲜”的店。但这条路能走多远，目前还没有答案。

回头看鲜奶吧这二十年，它验证了两件事。

第一，“鲜”这件事在中国确实有市场。低温鲜奶的市场规模从2021年的288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402亿元，复合年增长率8.7%，低温纯牛奶在2026年一季度的同比增速更是达到30.7%。消费者愿意为“新鲜”付出溢价，这个趋势没有改变。

第二，“只靠鲜”这件事做不成全国生意。鲜奶吧需要一个高度本地化的供应链，却试图用一个全国化的连锁品牌逻辑来运营。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注定了它只能在区域市场里生存。

“鲜”这件事在中国确实有市场，但“只靠鲜”这件事做不成全国生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适合过日子”听起来都是个微妙的评价：听起来是夸奖，却也像在说，一个人踏实、稳妥，但不太浪漫，没什么想象力。

但最近，“纯过日子人”却在互联网上爆火。

镜头里，那些原本努力经营文娱生活、认真剖析自我的都市青年，忽然转变了方向：小众电影不看了，独立音乐也不听了；社会问题不分析了，世界局势也不关注了；股市也不研究了，AI 爱咋咋地吧。

每天下班，就钻进厨房研究晚饭，走进健身房备战奥运，或者心安理得地做一颗沙发土豆。

人们不想探索世界，也不再时刻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一场对概念的集体“祛魅”似乎正在发生。

为什么，“纯过日子”开始备受推崇？当我们说“全民进入纯过日子时代”，又是在说些什么？

一、“活人感”演累了，不如真的去生活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互联网上就冒出新的人设、热词或生活方式。

长期主义、高能量人群、中产返贫、淡人、浓人……这些词最初或许只是对某种生活状态的概括，但流行起来之后，它们很快就会变成一套可复制的模板：穿什么衣服、去哪里消费、怎样安排一天，甚至应该用什么语气谈论自己的生活。

图源公众号每日豆瓣，豆瓣用户@酱桑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就曾将社会互动比作一场舞台表演。在面向观众的“前台”，人们会有意识地选择语言、表情、衣着和行为，呈现一个符合他人期待的自己。

在当下，社交媒体将生活的“前台”延长到了全天候。“我过得怎么样”似乎不再是一件私人的事，生活需要被展示，也需要被解释。

平台把社群式分享、想象中的中产身份和“成为更好的自己”连接起来，生产出一套看似能对抗现代性焦虑的成长叙事。它鼓励我们自我管理、自我提升，也暗示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处境承担全部责任。

于是，我们一边经营自己，一边观察别人，思考着“我应该成为谁”，同时也衡量“为什么别人已经做到了”。

生活渐渐变成了一场没有明确终点的自我优化：今天要情绪稳定，明天要提升认知；工作之外要培养爱好，休息也要保持高效。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混乱、停滞和失败的时刻，都会被我们掩藏起来。我们提前修正错误，努力维持前后一致的形象，只展示最终的成果，让一切显得唾手可得。

戈夫曼将这种倾向概括为对“理想化”景观的制造[1]。甚至连“真实”也可以成为表演的一部分。

所谓“活人感”，最终也只是一种感觉。而这或许就是“纯过日子”走红的原因。

它并不是一种更高级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人们忽然爱上了买菜、做饭和打扫卫生。真正吸引人的，是那种不必解释自己、证明自己、经营自己的轻松感。

吃饭只是因为饿了，收拾房间只是因为住着更舒服；周末没有探索城市，也没有学习新技能，只是睡了一觉、晒了被子、把冰箱里快坏掉的菜一锅炖了......

这些事没有宏大的意义，也不指向某个“更好的自己”，只是回归到生活的本真。

二、认知疲劳了：少分析，多行动

Q：水煮蛋应该怎么做？

A：18岁还不会煮鸡蛋的人，一般都是原生家庭出了问题。一个从小没有被教过如何照顾自己的人，又怎么会照顾一颗蛋呢？

Q：水煮蛋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

A：纠结冷水还是热水，怕鸡蛋生了、裂了、炸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讨好型人格和焦虑感从何而来？

在 Papi 酱最近发布的视频中，煮鸡蛋这件小事，被接连与原生家庭、主体性、焦虑等热词联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

过去几年，心理学词汇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讨论。这当然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一些原本模糊、难以言说的感受，开始能够被更清楚地描述，也更容易得到他人的理解。人们开始更关注自己的精神状态，也更愿意寻求帮助，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也在减少。

但当心理学词汇渗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们也可能从理解痛苦的工具，逐渐变成一套解释一切的模板。普通的情绪起伏和生活难题，似乎都需要一个更深层、更复杂的心理原因。

墨尔本大学研究者在一篇 2025 年的文章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一现象。当心理健康概念不断扩张，一些原本处于日常困扰与临床障碍边界的体验，也更容易被疾病化地理解。

我们越来越知道什么“可能是精神疾病”，却越来越不知道什么“不是精神疾病”。

研究者担心，过于宽泛的心理疾病概念可能助长缺乏依据的自我诊断。一个人一旦认定自己“就是临床焦虑”、“天生无法建立亲密关系”，可能会觉得自己更无力，开始回避那些原本有机会应对的处境[2]。

标签没有增加选择，反而缩小了行动空间。我们越来越擅长观察自己，却也可能越来越难以自在地生活。

相比之下，“纯过日子”让人感到轻松。

它并非拒绝思考，也不是否认心理困扰，而是暂时把注意力从“我到底怎么了”，转移到“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它把一个庞大、抽象、暂时没有答案的自我问题，缩小成一件可以动手完成的具体事情。

心理学家 Edward Deci 和 Richard Ryan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认为，人的心理健康和内在动机取决于三种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3]：

• 自主性（ Autonomy ）：我可以决定自己做什么、怎么做

• 胜任感（ Competence ）：我能够学会、完成一件事情，得到反馈，有所成长

• 归属感（ Relatedness ）：我与他人存在真实、有意义的连接。

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恰恰能回应这三种需要。

菜买到了，饭做熟了，桌面清出来了。事情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结果也看得见。它们不断让人确认：我能够让一些事情发生，也能够让混乱恢复秩序。

三、不比了，夺回评价生活的权力

“纯过日子”不代表无欲无求，也不意味着对生活失去期待。它只是拒绝再用消费水平、社会排序和他人的目光衡量生活，转而去追问：什么才是我真正需要的？

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指出，随着社会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一个人能否被视为合格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取决于他能否成为一名“合格的消费者”。

过去，人们主要通过工作、岗位和专业技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如今，我们还要通过购买什么、体验过什么，以及拥有怎样的生活方式，证明自己没有被“正常生活”排除在外。

消费社会所制造的，不只是对某件商品的欲望，还有一套不断更新的“体面生活”标准：住什么样的房子，去哪里旅行，穿什么衣服，吃怎样的餐厅，周末该如何度过……

如果暂时达不到这些标准，人感受到的可能不只是“我买不起”，还有“我的生活不够好”、“我这个人不够成功”。消费上的受限由此变成对自我的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羞耻、内疚和怨恨[4]。

社交媒体又进一步放大了这些感受。

过去，我们主要和身边的人比较；现在，评价生活的标准从四面八方涌来。打开手机，别人的新房、旅行、升职、演唱会和精致晚餐随时映入眼帘。身边人的高光时刻被集中在同一块屏幕上，拼凑成了一种几乎无人能够长期维持的“标准人生”。

就人性来说，比较在所难免。心理学中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会本能地通过与他人比较，判断自己的能力、处境和社会位置[5]。

问题在于，当一个人的价值长期依赖外界评价，生活就会变成一场没有终点的比赛。已经得到的东西很快失去分量，新的标准却在不断出现。相关研究也发现，消极的社会比较评价与抑郁、焦虑之间存在中等到较强的关联[6]。

而“纯过日子”提供的，恰恰是一种退出这套评分系统的可能。

它不再让外界的排行榜决定什么才算“值得的生活”，转而尝试建立一套更贴近自身感受的评价标准。

当目光从外界回到自己的需要和节奏，人也更容易分辨：哪些目标源于真实的兴趣和价值观，哪些只是来自压力、内疚，或者“别人都这样，我也应该这样”的惯性。

而与真实需要一致的目标，往往更能让人持续投入；实现这些目标时，也更可能获得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7]。

“纯过日子”不是降低生活的标准，而是把定义“好生活”的权力，重新交还给自己。

写在最后

“纯过日子”的我们，并不是突然变得消极了。

当外部世界愈发难以预测，不断经营和优化自己也令人疲惫，我们开始把目光从遥远、抽象的目标上移开，重新投向那些具体、切近，仍能亲手完成的事情。

好好吃饭，认真睡觉，照顾身体，整理房间。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并不是怯懦或退缩。

你也不必等到贾樟柯表示自己沉迷短剧、王朔承认每天刷十个小时短视频，才允许自己卸下精神包袱，纯过日子。生活从来不需要经过谁的示范，才显得正当。

而追求意义，也不是“过日子”的反面。

它更像是在漫长旅途中，为自己搭建一处可以休息、补充体力的基地。

关心粮食和蔬菜后，我们仍然可以关心身边的人、陌生人，以及共同生活的世界。暂时不追问意义，也不妨碍我们在某个时刻，再次被好奇、热爱和理想召唤。

参考文献：

[1] [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Haslam N, Tse JS. Public awareness of mental illness: Mental health literacy or concept creep? Australas Psychiatry. 2025 Feb;33(1):18-20. doi: 10.1177/10398562241292202. Epub 2024 Oct 14. PMID: 39402888; PMCID: PMC11804130.

[3] Ryan RM, Deci E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m Psychol. 2000 Jan;55(1):68-78. doi: 10.1037//0003-066x.55.1.68. PMID: 11392867.

[4] [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郭楠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

[5] Festinger, 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7(2), 117–140.

[6] McCarthy PA, Morina N. Exploring the association of social comparison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lin Psychol Psychother. 2020 Sep;27(5):640-671. doi: 10.1002/cpp.2452. Epub 2020 Apr 13. PMID: 32222022.

[7] Sheldon KM, Elliot AJ. Goal striving, need satisfaction, and longitudinal well-being: the self-concordance model. J Pers Soc Psychol. 1999 Mar;76(3):482-97. doi: 10.1037//0022-3514.76.3.482. PMID: 10101878.

这是中顺洁柔副总裁兼CDO杨森林在虎嗅智库第64期「502线上同行」上分享的一组实践结果。

另一位分享嘉宾上海家化主设计师王骏则将问题指向了另一面：“当AI接手越来越多执行工作，真正昂贵的将是人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决策力。”

看起来，这是两种不同的AI落地路径，一种强调批量生产和快速测试，另一种强调创意判断与人的价值。

但二者实际指向了同一个变化，AI正在降低内容的生产成本，同时把竞争的瓶颈推向内容判断。

日化美妆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行业之一。一个新品从卖点提炼、创意脚本、图文视频制作，到平台适配、投放和复盘，需要品牌、设计、电商、媒介及代理商等多个角色接力。

现在，AI正在进入这条链上的几乎每个环节。但从目前实践看，成熟度最高的仍然是素材生产；越接近消费者洞察、品牌判断和效果归因，AI的答案就越需要被谨慎对待。

“智栖”时代，内容生产先被AI工业化

作为百年国货美妆品牌上海家化已经将AI应用于品牌视觉、电商长图、广告设计、视频及TVC等场景，也尝试用AI完成双妹品牌的KV、非遗主题作品和商业空间方案设计。

王骏把技术在设计行业落地演进切成三段：互联网时代是“一群人跟一群软件”工作，强调合作；AI时代是“一个人跟一群AI工具”合作，强调应用；未来我们将迎来“智栖时代”，也就是Ai工具平权时代， AI会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是“一个脑子跟一群agent”合作，强调想象。

在他看来，当下，AI带来的变化不只是出图更快，而是设计师角色的迁移：从执行者转向决策者，再进一步成为AI工具和工作流的操控者。

图：上海家化主设计师王骏王骏分享AI时代设计认知变化

过去，设计师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亲自完成视觉执行；当AI能够批量生成图像和视频后，人需要把更多精力放到问题定义、创意方向、审美选择和价值表达上。

这并不意味着设计会变得更简单。恰恰相反，当所有人都能迅速生成一张“看起来不错”的图，品牌更难回答的是，哪一张真正属于自己？哪些内容可以上线？哪些创意虽然数据看起来不错，却会损伤品牌长期积累的调性？

AI可以参与判断，但最终责任仍然要由人承担。

中顺洁柔则展示了另一种更接近“内容流水线”的路径。

杨森林将内容营销视为一门需要持续计算投入产出的生意，通过AI抓取热门内容及消费者反馈，提炼卖点，再将脚本、素材和生产流程标准化，批量投入测试。

在其分享的流程中，一组内容任务的制作时间由约21小时缩短到5小时。效率提升后，中顺洁柔并不是简单少做内容，而是增加内容供给和测试密度，再从平台反馈中筛选有效表达。

图：中顺洁柔内容营销全流程效率测算：同等任务量，总投入减少约76%

这套方法的关键，不是赌中一条爆款，而是把爆款拆成可复用的卖点、台词、镜头和内容结构，再投入下一轮生产。

由此，AI改变的不只是一条视频的制作方式，还包括内容团队的经营逻辑，从依赖少数人的灵感，转向批量提出假设、快速生产、投放验证和持续复用。

内容越多，判断越贵

内容生产效率提升后，新的瓶颈很快出现了。

自然堂集团大数据中心总经理罗予晋认为，内容审核正在成为突出问题。平台审核通过，不代表内容符合品牌的价值观和跨平台传播要求。一条适合兴趣电商平台的素材，如果未经重新判断就投向小红书等社区，可能触碰女性表达、价值观和舆情风险。

机器容易识别明确的禁用词和规则，却不擅长处理大量没有硬性标准的灰色地带。内容产量越大，品牌需要审核和决策的素材也就越多。AI省下的生产时间，可能又以新的形式转移到了审核环节。

丽人丽妆AI/内容业务负责人蒋嫣则表示，生产、审核和决策仍然都在探索中，但内容决策的重要性会继续上升。

她分享了一个染发产品案例。团队中的一位编导使用AI生成了美女模特身处理发店的内容场景。这原本不符合品牌惯常的“消费者在家自主染发”思路，却突破了团队过去的想象边界，并在后续投放中实现了百万级消耗。

这个案例说明，AI不仅能够复制已有经验，也能通过非典型组合拓展创意空间。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AI给出的意外答案，究竟是新洞察，还是随机噪声？

特赞Atypica.AI GTM负责人张子璇的看法是，AI擅长的是从1到100的发散生产，品牌更难的是从0到1的方向判断。这背后依赖的不是模型本身，而是一套完整的品牌上下文：品牌知识、消费者资产、历史内容、表达禁忌和业务目标。没有这些上下文，模型越高效，就越可能规模化生成看似新鲜、却不属于这个品牌的内容。对企业来说，关键不是追逐更多生成能力，而是基于这些上下文构建自己的专有智能。

AI模拟，还是让真实流量投票？

随着内容生产提速，日化美妆行业正在从AIGC—生成内容，进一步走向AIGD—辅助生成决策。

一个重要方向，是把内容验证前置，先用AI模拟不同消费者对产品概念、卖点和视觉素材的反馈，再用小流量测试筛选内容，最后通过数据工具快速复盘。

但在这件事上，嘉宾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张子璇的观点是，产品概念、卖点和视觉素材，已经可以借助主观世界模型构建的AI Persona 完成初步验证。她提到，某头部日化品牌曾通过不同类型的AI消费者测试产品概念及视觉素材，得到的排序结果与后续真实A/B测试一致。这意味着，通过AI Persona，品牌已经可以在进入真实流量测试前，先完成一轮低成本筛选和方向收敛。

图：特赞分享头部日化品牌案例

但AI验证并不适合所有内容。越进入具体脚本、平台语境和实际消费行为，影响结果的变量就越多，模拟也越容易失真。

蒋嫣更倾向于让真实流量投票。以视频前三秒留存为例，业务团队未必愿意完全采信AI预测，也会担心创作者为了迎合模型标准，反而牺牲真实投放效果。即便将过往内容和视频数据交给AI学习，AI的复盘结论仍然停留在数据表面，不能真正解释一条内容为何有效，因此AI预测流量的准确性未必值得信赖。

罗予晋主张将AI验证与真实测试并行。AI模拟消费者的成本低、速度快，已经可以用于产品盘点和初步消费者洞察，但涉及更深层的策略判断，仍然离不开人。

杨森林则给出了更直接的边界，人必须驾驭和验证AI。模型的答案可能趋同，品牌的价值就在于识别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并做出“比AI好一点点”的决定。

因此，AI前置验证的价值，现阶段并不是取代真实消费者，而是以更低成本淘汰明显错误的方向，把有限的真实流量留给更值得测试的假设。

品牌最终能留下什么？

当素材不再稀缺，企业真正需要积累的也不再只是素材。

张子璇提到，基于特赞和atypica服务品牌的经验和观察，品牌真正稀缺的不是新的生成模型，而是属于自己的判断系统。品牌需要建立自己的上下文系统，在知识库、消费者资产和内容经验的基础上选择工具与Agent，而不是不断追逐新的模型。模型可以替换，但品牌对消费者的理解和长期沉淀下来的上下文，才是更难复制的能力。

蒋嫣强调的是团队持续思考的能力。以商品详情页为例，真正决定效果的并不是生成多少张图片，而是卖点如何排序、视觉如何引导，以及团队是否真正理解产品、用户和市场。

杨森林则将稀缺能力归结为认知，企业是否愿意用AI改造旧流程，是否敢于让专业内容与生意结果直接挂钩。

这意味着，AI没有让人的价值消失，而是把人的工作推向了更难量化的部分：定义问题、建立标准、处理例外、识别失真，并为最终决策负责。

也许，在日化美妆领域，AI营销内容竞争，下一阶段比拼的不会是谁生成得最多，而是谁能更快回答三个问题什么值得生产，什么能够转化，什么应该沉淀为品牌自己的能力。

AI把生产变便宜之后，判断反而变得更昂贵了。

而这场关于“判断”的讨论，并没有随着上述几个问题结束。如何平衡生产效率与品牌调性，如何划分人与AI的能力边界，以及内容岗位会因此发生怎样的变化，仍是企业正在面对的现实难题。

本期线上闭门研讨还吸引了来自雪中飞、相宜本草、唯品会、LV、金佰利、皇家小虎、迪蒂思、杰士邦、佩莱集团等日化、美妆及零售消费企业的业务负责人参与。

讨论中，也有不少听众把问题进一步落到了具体岗位和个人能力上：有营销思维的设计师，是否会比不懂设计的策划更有竞争力？当AI接手越来越多执行工作，独立设计师又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壁垒？与会嘉宾也结合各自的业务实践一一作出回应。

这些问题暂时没有标准答案，却共同指向同一个事实：AI内容营销的变化不只发生在工具端，也正在进入企业的流程、岗位与能力结构。

围绕AI如何真正进入业务、如何计算价值，以及人应当保留哪些关键判断，虎嗅智库还将持续邀请更多一线决策者和实践者展开讨论。

欢迎扫码添加“智库小虎”，加入虎嗅AI社群，参与后续闭门研讨，获取更多AI落地案例

「502线上同行」是虎嗅智库聚焦产业AI落地的线上闭门研讨平台，围绕零售消费、智能制造等关键场景，汇聚CEO、CIO、CTO等企业AI决策者、业务负责人和技术专家，通过典型案例深度交流，直击落地真问题。卡姿兰、贝泰妮、伊利、库迪、吉利、美的等品牌均曾参与，累计触达超3000位核心决策者和实践者。每期审核制报名，已举办64期。

9月21日，阿里出售2500万股中通快递ADS，套现约5亿美元。

9月22日，阿里减持顺丰同城4584.4万股，完成彻底清仓，共计套现约3.92亿港元。

阿里接连“大甩卖”两家物流企业股权，透露出什么信号？

01

减持、清仓多家物流企业

2015年到2020年，阿里通过“广撒网”入股以通达系为代表的快递及物流企业，试图用资本绑定快递网络，搭建电商履约联盟。

其中，百世快递国内业务，是阿里最早实现退出的快递运营主体。阿里曾为百世第一大股东，持股超30%。2021年百世集团以约6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国内快递业务及相关资产出售给极兔，随着这一业务的剥离，阿里也随之退出了百世的中国快递业务板块。

近几年，阿里也开始分批减持韵达、中通、圆通等快递企业。

其中，阿里对韵达的持股比例从2023年末的2%降至2025年上半年的0.71%，到2025年三季度，阿里彻底退出韵达前十大股东名单，标志着其基本完成了对韵达的资本退出。

2018年阿里联合菜鸟向中通投资13.8亿美元，持股约10%。2026年5月，阿里已终止2018年订立的投资者权利协议，阿里系高管辞任非执行董事。2026年9月，阿里大幅减持中通，持股比例由9.3%降至6.1%，套现折合人民币33.54亿元。

阿里与圆通的资本合作始于2015年，通过多轮投资，阿里系整体持股圆通22.5%。自2025年起，阿里开始多次减持圆通，累计减持6%总股本，降至14.75%，累计套现超30亿元，但阿里对圆通仍保留重要股东身份，仍为其第二大股东。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阿里通过旗下菜鸟仍对申通保留战略持股25%，保留购股权（行权期延至2028年），若全部行权，在当前总股本基础上持股最高可达46%。2025年，申通还以3.62亿元收购菜鸟旗下丹鸟物流100%股权，菜鸟就此退出国内直营品质快递赛道，聚焦跨境物流、海外仓、物流科技业务。

在快递企业之外，阿里在今年9月减持顺丰同城4584.4万股，持股量由6.15%直接降至0%，套现约3.9亿港元。据悉，2021年顺丰同城上市前夕，阿里（淘宝中国）作为其基石投资者入股，做即时零售履约协同。

阿里也曾是快狗打车第二大股东，在快狗打车上市前持有14.97%股份，此举瞄准同城货运。2023年底阿里开启持续多轮小额减持，目前已经不再是重要战略股东。估算来看，阿里减持快狗打车累计套现金额超过5000万港元。考虑到阿里当初投资总成本及快狗打车上市以来股价暴跌，阿里的系列减持或伴随着大幅亏损。

据业内人士称，菜鸟早期产业基金也投了一批物流SaaS、仓储科技、跨境小B物流企业，目前已经实现多家财务退出，如环世物流、大掌柜等企业。

02

为何阿里“松绑”多家物流企业？

据市场消息称，阿里近两年处置资产累计套现超200亿，包括2024年以74亿元出售银泰百货股权，2025年以约123亿元全盘出售高鑫零售股权（二者均属于零售资产）。单独统计物流板块股权减持（仅上述几项核心减持相加），综合估算套现或已超70亿元。

那么，阿里为何要减持、清仓多家物流企业？

早年间，电商正处于高速增长期，国内快递网络不稳定，阿里入股多家快递物流企业，用股权锁定履约能力。而当前国内快递已经成为社会化成熟履约基础设施，阿里不再需要像早年那样，通过批量入股多家快递公司锁定运力。

今年9月，阿里与顺丰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智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此举也可见阿里在物流领域的打法，正转向为轻量化市场化的商业合作。

与此同时，近几年快递行业增速放缓，单票利润较低，已进入存量竞争时期，而长期拿着这类股权会占用大量资金，拉低整体资本回报。

当然，阿里对部分物流企业的退出，也有企业自身业务竞争力下滑的因素，如百世国内快递业务出售给极兔、快狗打车上市后股价持续暴跌。但最重要的因素要回归阿里自身的战略，2023年阿里启动1+6+N组织变革，确立电商、阿里云、AI为核心赛道。这也就意味着，借系统性剥离物流等非核心资产回笼的资金，阿里可将资金资源集中投向AI等核心领域。

一纸法院判决，将春立医疗(688236.SH，01858.HK)实控人史春宝与IPO前投资者之间一笔6500万元“奖励款”纠纷摆上台面。

7月20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公开民事判决书，案号为（2025）京0112民初36951号。

尽管使用代号，但根据判决书中提及的股票代码01858.HK，可以判定涉事企业正是春立医疗。

法院最终认定，史春宝与投资人之间就春立医疗A股IPO的奖励款约定无效。

01

6500万元奖励款未获支持

这场纠纷起源于2020年春立医疗筹备A股上市之际的一笔股权交易。

2020年4月，时任春立医疗法定代表人并持有公司股份的史春宝，拟向磐茂(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磐茂投资”)转让300万股内资股。

双方最初在公司估值上存在分歧：史春宝主张按照150亿元估值计算，磐茂投资则主张120亿元。

最终，双方以120亿元估值达成交易，对应股权转让价格为86.74元/股，300万股总价约2.60亿元。

与此同时，磐茂投资还承诺额外向史春宝支付6500万元溢价款。不过，这笔6500万元款项的文件形式几经变化。

2020年4月17日，磐茂投资律师在微信群发送《股份转让协议》初稿予史春宝审阅，其中第6条涉及奖励条款。

两天后，双方签署《奖励协议书》，将奖励条款从股权转让协议中拆出。

4月26日，《〈奖励协议书〉之终止协议》签署，原奖励协议被终止，同日由磐茂投资向史春宝出具《承诺函》。

根据《承诺函》，自股权转让完成交易之日起至磐茂投资持有春立医疗股份期间，如果春立医疗完成合格上市，磐茂投资应在完成上市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史春宝支付6500万元，作为对史春宝积极推动春立医疗A股上市及促成公司内资股在A股上市流通的奖励。

从形式上看，这笔6500万元的奖励款已经不再写入股份转让协议，而是单独形成了一份《承诺函》。

但法院审理认为，文件形式的变化并未改变其实际性质。

法院指出，案涉奖励条款虽不同于一般对赌协议中“融资方对投资方进行金钱补偿”的情形，但仍与春立医疗“估值”(上市承诺)挂钩，在目标公司实现上市目标后，进行“调整”即由投资方以现金奖励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

因此法院最终认定，《承诺函》的性质就是“对赌协议”，即估值调整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同时关注到，这一安排并未出现在春立医疗A股IPO披露文件中。

2020年4月，春立医疗启动A股上市辅导。同年12月，其科创板IPO申请获上交所受理。2021年12月，春立医疗正式登陆科创板。

在IPO审核期间，上交所曾针对性询问公司引入的投资者是否与公司或实际控制人签订对赌协议及其他利益安排，以及相关安排是否清理。

2021年6月，春立医疗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在回复上交所第一轮审核问询时表示，磐茂投资与公司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对赌协议或其他利益安排。

但法院审理查明，双方实际上早已签署上述《承诺函》。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春立医疗在A股IPO阶段提交了五个《招股说明书》版本，但其中没有一个提及这笔6500万元的奖励款安排。

法院审理期间曾就相关问题向上交所发函。上交所回复称，根据来函，难以判断《承诺函》是否属于春立医疗IPO在审期间适用规则规定的对赌协议。

但对于IPO审核过程中是否应当披露的问题，上交所指出，在其已专门问询的情况下，春立医疗、史春宝等有关责任主体应当但未在问询回复中披露《承诺函》相关事项，与事实情况明显不符，违反了《审核规则》规定。

鉴于《承诺函》违反信披制度，法院认定，《承诺函》自订立之时起无效，磐茂投资无需支付6500万元奖励款。

02

史春宝28岁女儿已接棒

在此次诉讼结果出炉之前，围绕6500万元的奖励款，史春宝与磐茂投资的纠纷已持续多年。

2022年10月，史春宝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会(简称“贸仲”)申请仲裁，要求磐茂投资支付《承诺函》项下6500万元奖励款。

2023年5月，磐茂投资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同年11月，上海金融法院裁定，《承诺函》项下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

2023年12月，贸仲认定自身无管辖权，终止仲裁程序。随后，史春宝转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24年12月9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京0112民初2272号民事判决。

磐茂投资不服并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29日重新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这桩合同纠纷案。

最新判决书的判决日期为2026年2月13日，并于7月20日公开。

在重审案件中，史春宝要求磐茂投资支付6500万元奖励款及逾期利息。

其中，利息自2022年1月8日起计算，截至2023年12月31日暂计约488.59万元。

此外，史春宝还要求磐茂投资赔偿67万元律师费，并承担诉讼费、5000元财产保全费及约3.53万元保全保险费。

由于6500万元奖励款这一主债务本身不成立，史春宝主张的逾期利息等诉讼请求没有合同基础，法院不予支持。

按照判决书，史春宝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从创业到“A+H”上市，虽然史春宝已经退出春立医疗管理层，但其一直保持实控人身份。

公开资料显示，史春宝1970年出生，现年56岁，早年曾任北京市和平人工关节厂等离子喷涂技术员、销售科销售代表、销售科科长。

1998年2月，他与在同一个厂里做销售的妻子岳术俊一起下海，共同创立春立医疗。

2015年3月11日，春立医疗登陆港交所主板；2021年12月30日，公司登陆上交所科创板，成为骨科医疗器械行业中首家“A+H”两地上市企业。

2022年3月，史春宝辞去春立医疗董事长、总经理职务。这个时间点，离春立医疗A股上市不久。

2025年年报显示，史春宝目前任春立医疗董事、战略委员会主席、核心技术人员、总工程师，岳术俊则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史春宝、岳术俊之女史文玲，则于2022年6月接替父亲出任春立医疗董事长。

公开资料显示，史文玲1998年1月出生，现年28岁，曾于2021年任职于字节跳动用户增长部门，2022年3月加入春立医疗。

截至6月末，史春宝、岳术俊合计持有春立医疗约56.22%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

同时，磐茂投资持股4.50%，为第三大股东，且自春立医疗上市以来从未减持过股份。

磐茂投资成立于2016年6月，是中信产业基金旗下人民币基金。天眼查信息显示，其实际控制人为中信证券。

03

结语

6500万元奖励款项最终被法院认定为对赌协议，因未在春立医疗A股IPO审核中如实披露，相关约定被判无效。

从仲裁到诉讼，史春宝追讨这笔款项持续数年，至今仍未获法院支持。

目前，史春宝仍是春立医疗实控人，磐茂投资则继续持有公司4.50%股份，这笔IPO前留下的旧账也暂告一段落。

BigGo Finance

摘要：

韩国电池厂扩张越快，中国材料企业越赚钱。

→这是《环球零碳》的第2165篇原创

韩国电池巨头们纷纷到美国建厂，这回终于赚钱了，但韩国材料企业却笑不出来。韩国电池卖得越多，上游材料供应反而越向中国企业集中。

韩国研究机构SNE Research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增长最快的是中国以外的电池材料市场：负极材料需求增长近三成，隔膜增长超过四成，电解液也增长近四成。

按理说，韩国电池企业订单增多，这些新增需求本该流向韩国材料企业。但结果恰恰相反。

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企业在全球负极材料、隔膜和电解液市场的份额分别达到95.7%、91.5%和89.2%；韩国企业却一直收缩，只剩1.9%、2.7%和6.4%。

图说：隔膜全球份额（按企业国籍）

来源：SNE

隔膜的变化尤其明显。即使中国以外的隔膜需求同比增长43.2%，韩国企业仍没能吃到这波增长，反而丢掉了四成的市场份额，而中国企业的份额却增长了3%。

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的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中国向韩国出口电解液8.74亿美元，同比增长50.9%，创历史新高；韩国连续第二年成为中国电解液最大的出口目的地。KOTRA直接将增长原因之一归于韩国电池企业全球生产扩张带来的电解液需求增加。

韩国电池产业最尴尬的一面出现了：电池厂可以全球扩张，上游供应链却越来越绕不开中国。

问题出在哪？不是韩国材料企业不想接单，而是接不住。

首先就是成本。韩国电池企业要和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中国厂商竞争，第一件事就是把电池成本压下来。而恰恰在这一点上，韩国本土材料供应链是短板。

根据韩国交易所披露的文件，2025年韩国企业在欧洲生产三元电池的成本约为90美元/kWh，而中国企业即使同样在欧洲生产，成本也只有约78美元/kWh，在中国本土生产则更低，只要66美元/kWh。其中，仅原材料采购成本，韩国企业就比中国本土企业高约15%。

图说：电芯成本分析（韩国VS中国）

来源：SNE（2026.4）

除了价格，韩国材料企业还面临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就算客户愿意买，它们也未必供得上。

负极材料（主要是石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韩国目前唯一能够规模化生产石墨负极材料的企业，是POSCO Future M。即便如此，其现有负极材料年产能也只有约8.2万吨。为了追赶中国企业，POSCO Future M已经制定了大规模扩产计划，目标到2030年将负极材料年产能提高到37万吨。

即使这个数字和其他国家负极材料产能的总和，都拿来跟中国的规模比，也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据统计，中国以外负极材料年产能就几万吨，而中国国内半年就出货近两百万吨。这让韩国电池巨头们在现阶段根本绕不开中国材料企业。

美国也知道这个问题。按照IRA相关规则，来自“外国受关注实体”（FEOC）的关键矿物会影响电动车获得税收抵免的资格。但在最终规则中，美国财政部专门把负极材料中的石墨列为“实际上难以追溯的电池材料”，给予了临时过渡安排。

但这个缓冲期将在2026年底结束。从2027年1月1日起，整车厂必须对申报关键矿物比例的采购链条做完整价值追溯。

现在行业普遍反馈是，按三到五年的认证周期，2027年前换掉现有中国负极供应商在工程上根本做不到。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锂电负极出货量排前十的企业，从贝特瑞、杉杉到尚太，十家全是中国公司，没有一家例外。

图说：2026年上半年全球锂电池负极材料出货量排名

来源：infolink

更麻烦的是，即使韩国材料企业在这几年疯狂扩产，也不意味着就能摆脱中国供应链。因为继续往产业链上游追，它们生产材料所需要的原料和中间品，很多同样来自中国。

例如，POSCO Future M是韩国少数能够规模化生产负极材料的企业，但其天然石墨负极的部分生产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球形石墨。所谓球形石墨，就是把天然石墨经过破碎、球形化等加工后得到的负极材料中间品，这也是中国企业占据绝对优势的环节。

还有韩国一家电池材料企业披露，2023年，其前驱体（三元正极材料的核心原料）采购中中国供应商占比为65.6%，到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升至85.4%；同期韩国供应商的占比则从34.4%降至14.6%。锂原料同样如此，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供应商占比仍高达70.1%。

早在2023年，韩国贸易协会就算过一笔账：当年上半年，韩国正极材料出口大幅增加，赚了58.1亿美元，然而出口收入有近90%流向了供应锂和前驱体材料的中国。当时韩国媒体甚至感叹，韩国电池材料出口赚的钱，为买矿物全都到了中国的口袋里。

三年过去，这种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韩国材料企业对中国的依赖反而更高了。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仍占全球锂离子电池名义产能的八成以上。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及其前驱体等环节，全球产能和工程经验依然高度集中在中国。

中国供应链真正难以替代的地方，已经不是某一家企业价格更低、某一种材料产能更大，而是从矿产加工、前驱体，到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再到电池制造，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互支撑的产业集群。

规模越大，成本越低；成本越低，订单越多；订单越多，又能支撑更大的产能和更完整的上游供应链。一旦这个循环拉开，领先者和落后者之间的差距不会自然缩小，反而可能不断扩大。

当上游的韩国材料企业还在苦苦挣扎时，下游的韩国三大电池厂商LG Energy Solution、Samsung SDI和SK On看似业绩回暖，集体摆脱亏损，实际上它们的盈利能力仍有待验证。

仔细研究财报发现，这轮韩国电池企业盈利复苏，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补贴。

LG Energy Solution二季度实现营业利润1133亿韩元，结束连续两个季度亏损。但这一季度，公司拿到的北美生产补贴就有2410亿韩元，是营业利润的两倍多。即便如此，今年上半年公司累计净亏损仍达到1.2727万亿韩元。

三星SDI二季度扭亏同样受益于美国本土生产带来的AMPC补贴以及关税返还。SK On的业绩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福特今年5月退出合资公司的影响。随着SK On转为单独运营田纳西生产基地，原本在合资体系内的AMPC受益被进一步放大，推高当季利润。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循环。美国花钱扶持本土电池生产制造壁垒，韩国企业因在北美生产电池而拿到补贴，他们又采购大量中国电池材料。

无论如何，中国供应链都难以真正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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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工力量：90%：韩国电池越出海，中国材料越赚钱

[2]观察者网：“韩国电池材料出口赚的钱，近九成进了中国口袋”

[3]https://www.digitaltoday.co.kr/cn/view/89770/korean-battery-makers-return-to-profit-in-q2-but-one-offs-cloud-the-turnaround

[4]https://mbiz.heraldcorp.com/article/10882158

[5]https://www.infolink-group.com/energy-article/energy-storage-topic-global-anode-material-rankings-1h26

公司离宫廷核桃酥总店，大概就两公里。

看到Tiffany核桃酥这件事情，我先说一句：Tiffany不必道歉，因为“成都”的锅，占三分之一。

怪就怪“成都”有超强的人设，它像一个霸总，只有一个脾气：“好吃大于一切”。

成都餐饮可以抛开“环境”“服务”“品牌”，最后硬生生长出一个“苍蝇馆子”。

门破店小没装修老板有时候还日怪，但只要好吃，什么都可以往后放。

这就是成都一直以来的价值叙事：东西好吃，本身就是很重的价值。

所以我完全能理解Tiffany成都的销售为什么会送这个。

你在成都消费了20多万元，中秋到了，本来答应给你月饼，结果月饼出了问题，那我就把我认为成都最好吃的东西给你。

在她的想法里，这甚至可能不是降级，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个最好，我把最好的给你。

这就是成都。

问题也恰恰从这里开始。

因为销售相信的是“好吃大于一切”，消费者看到的，却是“20块钱”。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送的不是这袋核桃酥，而是星巴克储值卡，事情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大？

“星巴克”当然也谈不上多高端，但它至少还是一件大家容易理解的“礼物”。

星巴克本身就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品牌感和消费语境，它和Tiffany虽然完全不是一个价位，但放在“礼赠”这件事情里，至少说得通，可核桃酥不一样，你宫廷核桃酥，什么品牌啊？

因为它一旦离开成都这个地方，大家最先看到的，可能就不是“这是成都最好吃的核桃酥”，而是：20块钱。

所以这件事情一开始其实很简单。

“成都”觉得这是“好东西”，消费者觉得这是20块钱。

所以真正的商业里面：抛不开“环境”“服务”“品牌”。

所以“成都”要背的那三分之一的锅，你先道歉。

美梦易醒，继续睡

而另外三分之一，算到“小红书”这里。

哪个平台不会“被公关”？只有发霉的平台才会没人“公关”。

但这里小红书一直都有“阈值”问题。

一件事情到底到什么程度，它还是一个用户正常表达自己的感受，到了什么程度变成平台大老爷要管一管的东西？

平台大老爷还要管做梦吗？小红书是很多人的一个梦。

“粉底、蜂蜜、迷迭香，漂亮的人，漂亮的房子，漂亮的餐厅，漂亮的生活”。

这个“梦”非常有价值，这种精致、美好，本身就是小红书的能量电池。

大家愿意相信这里的生活值得向往，平台才一直有自己的价值。

所以“冲突”就很难看。

投诉很难看，争执很难看，消费者说“我不高兴”也很难看。

而品牌一遇到这种事情，想法又特别直接：

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下？

这句话其实谁都能说。

品牌可以提，消费者也可以提，任何人都可以提。

但你提，是你的事情。

平台配不配合，是平台自己的事情。

想不到Tiffany和小红书“一拍即合”。

可一个平台如果慢慢让品牌习惯这件事情，品牌就会觉得，原来我提出要求，平台真的会替我把现实收拾一下。

这才是“阈值”真正麻烦的地方。

不是所有人都只能买得起Tiffany，但所有人都可能在小红书发一条帖子。

“恐慌”和Tiffany没关系了。

罗志祥以前在《康熙来了》讲过一个周杰伦的故事。

罗志祥有洁癖，家里不让吃饼干，因为饼干会掉渣，有一次周杰伦去他家打电动，想吃饼干，结果打游戏太投入，一激动，整块饼干拍碎了，饼干渣撒了一地。两个人对视了三秒。最后周杰伦自己问了一句：

“吸尘器在哪里？”然后自己把地上的渣收拾干净了。

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正常的逻辑：

谁弄出来的渣，谁自己收拾。

但如果当时不是周杰伦自己去找吸尘器，而是来了一个警察。

警察一看，地上有饼干渣。

他不是让周杰伦把地扫干净，而是直接把罗志祥的房子给拆了。

这次“核桃酥”事件有点像“你正在叫醒小红书的美好梦”，那你就得承受它的起床气。

起床气没有阈值。

bro，这才什么尺度啊？

小红书把“房子”拆了，“渣”按理说应该已经不见了。

Tiffany也出来道歉了。

它不过是犯了一个品牌都会犯的错，为什么最后却变成了一件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情？

这里，还有三分之一的锅，应该算到“微博”头上。

微博在小红书用户看来，已经是一个“油腻的老登”了。

“老登”有个特点就没边界感：“爱管闲事”

但你看看“Tiffany桃酥”登上热搜那一刻，它旁边都是什么。

房贷贴息、明星八卦、疫苗、公共议题，还有一袋桃酥。

它们甚至没有什么共同点。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它们同时发生”，它不负责让现实好看，只负责把发生的事情堆在一起。

这可能就是微博最“不好看”的地方。

这里有撕逼，有八卦，有营销，有推广，有官司，有冲突，也有一袋20块钱的桃酥，不精致，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

有时候它甚至不太照顾你的情绪，比如我很不喜欢罗永浩。

但那个“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主被索赔”的热搜里，我也在微博上看到罗永浩提出捐10万元，后来真的把钱捐了出去。

我不喜欢他，和我看见他做了这件事情，并不冲突。

这可能才是“真实”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它不需要先符合我的喜好，才有资格被我看见。

所以到了微博以后，大家已经不太关心核桃酥到底值多少钱了。

大家开始问的是：

为什么她连这件事情都不能继续说？

明星离婚、公司撕逼、消费者维权、官司、丑闻、骂战？

到最后大家回头一看：

不就是20块钱的桃酥，一个消费者说自己不高兴吗？

bro，这才什么尺度啊？

都不让说？

所以绕了一圈，问题又回到了小红书，小红书的房间里有一头大象。

其实不只是小红书。

整个中文互联网，都和房间里的那头大象待在一起。

谁都知道它在那里，谁也绕不开它。

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边界，都有自己不能碰的地方，也都要不断判断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是正常表达，什么是真的越过了线。

这当然很难。

但这本来就是经营一个平台最难的部分。

既然大家面对的是同一头大象，为什么有的平台还能容得下那么多争议、冲突和不同的声音？

所以真正考验一个平台的，从来不是有没有边界。

而是在边界之内，你愿意给“普通人”留下多少地方。

不能因为房间里的大象确实存在，就把所有“不好看”的东西都算到大象头上。

更不能利用所有人对那头大象的恐惧，主动把自己的尺度再缩一圈。

本来只是希望你面对用户的时候，把枪口抬高一寸。

结果你倒好，主动拿起机枪扫射。

当然省事，这不是尺度，这是偷懒。

所以到这里，再回头看这袋核桃酥，反而觉得它有点可怜。

到最后，它已经装进了太多东西。

成都定义“好吃”本身就是价值，消费者觉得“礼物”该有价格、品牌和体面，品牌觉得和平台和价值观“挚友”等等，小红书想维护漂亮梦，微博又爱管闲事。

有人讨论品牌服务，有人观察平台尺度，有人看富人出丑的乐子。

这些全撞在了这袋20块钱的桃酥上，所以这件事情才会这么大。

不是因为桃酥太贵，也不是因为Tiffany太贵。

是因为桃酥太小，本来小到它不值得全国人民讨论。

但就是这么小的东西，依然把房间里的东西，一件一件照了出来。

所以，Tiffany，你不必道歉，为20块钱的核桃酥道歉吗？

“Tiffany，你不必道歉。”

“成都”说的。

你只是送了一袋桃酥，没想到有人喊了一声：大象来了。

2026年零售行业高关注度的发展事物，新鲜零食店绝对占一席地。

但和几乎所有突然走红的新事物一样，热度越高，争议也越大。市场关于新鲜零食店的评价，总有各种噪音不断传出，质疑热度的真实性、质疑热度过后的发展可持续性、质疑新鲜零食是否真新鲜……

这些质疑并非没有道理。

新鲜零食店火起来不过一年多，供应链、产品标准、门店模型都还没有完全定型。现在就下结论，说它会成为下一个量贩零食，显然太早。

但反过来，因为行业还存在问题，就把它理解成又一个被炒起来的概念，同样过于简单。

为什么偏偏是现在，新鲜零食店跑出来了？它满足了什么需求，又解决了什么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客观数据和事实，来正确看待新鲜零食店的发展，到底处在什么发展阶段，遵循的是什么规律。

持续的开店，新鲜零食不是一阵风

新鲜零食刚火之时，由于热度太高，动辄开业几天百万营收，以至于总有人质疑这是不是一阵风？

从数据看，答案很清晰：不是。

我们以最真实的头部玩家的发展门店数为参考。

创立于2025年3月的几多全，截至2026年9月，全国门店数已经超过200家，虽然和年初透露的2026年计划新增600家有不小差距，但实际依然在持续开店增长。

图注：据公开数据整理

另一家头部品牌金粒门，也从早期扎根长沙，开始明显加快全国化速度。目前门店已经超过40家，仅9月以来，就先后进入赣州、常州、杭州、泰州等多个城市。

其他新势力玩家，一栗nutco、蒲妈妈等的开店情况，全网报道也真实可查，且能看到并没有放缓速度。

当然，如果只有几家创业公司在追风口，或许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原本不属于这个赛道的企业，也开始进场。

茶颜悦色开出新鲜零食品牌“吉时赏味”；

绝味在长沙、成都开出新店型绝味新鲜零食；

零食很忙推出旗下品牌“有点推荐”；

比优特同蒲妈妈战略合作发展新鲜零食；

良品铺子、来伊份纷纷试水新鲜零食

……

伪需求撑不起持续的投入。当零售巨头和上市公司都在用真金白银跟进时，说明市场已经验证了某些事。

至于最后新业务的发展成不成功，有很多因素影响，我们没办法判断，但至少说明这是一个值得投入的方向，是经济下行和内卷环境下的，一个零售解题思路。

门店的实际经营也印证了这一点。华创证券的调研数据显示，渠道反馈金粒门店面积约300平，客单价50-60元，预计优质门店月销可达400万以上，门店毛利率可达35%以上。

消费者对短保、现制、少添加的偏好真实存在，对配料表和保质期的关注度在持续提高。

新鲜零食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伪需求，而是满足真需求的新供给，这是看待这个赛道的前提。

换一种商品分类方式，占领消费者心智

当然，新鲜零食店更有意思的地方，是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分类方式，来占领消费者心智。

过去行业习惯以品类对门店进行区分：卤味店、炒货店、烘焙店、奶茶店……各有各的赛道，各做各的业态。

而新鲜零食店换了一种方式——以消费者对商品新鲜度的理解来区分，用短保、现制、少添加，把自己和长保的休闲零食商品划成了两个世界。

这不是什么新发明，行业早有先例，比如被消费者熟知的“每日坚果”。

在每日坚果出现之前，坚果行业同样是以品类区分供给：开心果、巴旦木、腰果、碧根果，各卖各的。

2015年，青岛沃隆率先推出“每日坚果”，把多种坚果果干混合成小包装；2017年，洽洽推出“小黄袋”每日坚果，凭借“掌握关键保鲜技术”的心智和全产业链能力，把它做成了现象级大单品。

此后短短两三年，超过100个厂家跟进每日坚果，三只松鼠、中粮、良品铺子甚至国际巨头卡夫亨氏全部入局。今天走进任何一家超市的坚果货架，“每日坚果”已经是与开心果、巴旦木并列的标准分类单元。

回头看，每日坚果做的事，本质就是把“按品类分类”换成“按消费者对营养和新鲜的理解分类”。不是卖某一种坚果，而是卖每天一包刚好的新鲜坚果。

新鲜零食店走的正是同一条路：消费者不一定记得住哪家卤味更好、哪家面包更香，但“更新鲜的零食”这个心智标签，一旦建立，就是一整条货盘的通行证。

所以，新鲜零食是一次针对消费者心智的供给重新分类。卖什么货盘都可以，只要卖的东西新鲜。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它为什么能在大环境卷低价的行情下，差异化撕开一道口子。

当然，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到底什么才叫新鲜？

1天、3天、30天比较容易理解，90天算不算？半年算不算？一家门店如果只有一半商品是短保，剩下都是传统预包装食品，它还能不能叫新鲜零食？

如果“新鲜”没有边界，最后什么商品都能装进去，这个概念本身也会逐渐失去价值。

今天新鲜零食企业面对的真正挑战之一，不只是扩店，而是能不能建立一套消费者能够感知、企业又能够长期执行的“新鲜标准”。

整合多种业态，符合下行期的效率需要

即使是满足需求的新供给，即使用了一种差异化的方式定位，只能说新鲜零食店是逻辑正确的生意。

真正能让新鲜零食店火爆的，更是因为这种门店模型，很好的匹配了当下的经济周期。

拆开一家新鲜零食店看，它其实是多个业态的融合。行业里有个说法很准确：一个新鲜零食店，等于炒货店＋卤味店＋面包房＋奶茶店。

而它整合掉的这些独立业态，恰好在当前经济周期里集体承压。我们举例三家代表性公司的2026年中报，这件事就能看得很清楚。

奶茶赛道，蜜雪集团上半年营收152.16亿元，同比仅增长2.3%，但门店数同期增长20.7%至6.4万家，足以透露出单店营收下滑的严峻问题。

即使同赛道单店表现最扎实优秀的古茗，管理层对市场同样没有改变同店销售额增速在-5%至5%的指引区间。

当然，这还是在补充了咖啡产品线之后的结果，由此可见，单纯奶茶的单店营收贡献已经遭到了巨大的挑战。

卤味赛道的情况更严峻。ST绝味上半年营收25.15亿元，同比下降10.82%，连续第三年半年报收入下跌；归母净利润1.35亿元，同比下滑23.16%；门店从2023年末15950家的峰值，一路收缩到2026年8月的约9350家，两年多消失6600家店，平均每天关掉7家。

不能说明全部，但相当有代表性。单一品类、单一业态的独立门店模型，在消费收缩的周期里，确实有被打破的风险。

经济下行周期，客流有限、房租人力刚性，门店必须在同样的空间里装进更多需求，才能摊薄成本、做高客单。

这正是新鲜零食店的效率来源：一方面复用门店面积和人力，一份租金覆盖多条产线，把固定成本同时摊薄，定价因此更有竞争力。

另一方面连带购买拉高客单价，消费者本想买杯果茶，闻到现烤香气顺手带上蛋挞、卤味——新鲜零食店客单能做到45到55元，是单一奶茶、卤味店难以达到的水平。

单品类门店在周期里承压被出清，多业态整合的门店在分流它们的生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鲜零食店的走红，不是风口运气，而是符合经济下行期零售效率需要的供给形态。

写在最后

当然，捧到天上去也没有必要，这个赛道的负面新闻同样不少。

食品安全问题上，金粒门的委托代工厂被曝出涉嫌生产日期标签造假；几多全被投诉麻花产品吃出异物；一栗的鲜饮产品因未标注配料表和生产日期被质疑。

经营层面同样冰火两重天。业内人士估计，赛道内真正盈利的门店占比不足45%，新开和跨区域门店的亏损率甚至可能占到七成。

这些负面，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新事物发展的常态。

回看量贩零食，当年同样被贴过“低价噱头”的标签，如今鸣鸣很忙和万辰都开到了三万家门店，即使这个规模，还在被诟病“缺斤少两”的问题。

任何新物种从冒头到成熟，都要经历粗放扩张、问题暴露、模式修正、能力沉淀的过程，新鲜零食店正在经历的，无外乎就是这个过程规律。

判断一个新事物有没有生命力，标准不在于一时的追捧或唱衰，而在于它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需求端，消费者对新鲜、健康的偏好是长期趋势；供给端，多业态整合的门店效率是下行期的最优解。

两头的逻辑都成立，眼前的困难，就只是发展中的困难。

不捧，是因为它确实问题缠身，远没到躺赢的阶段；不贬，是因为它满足真需求、符合周期规律，不是虚火一场。

对行业而言，与其争论新鲜零食店能火多久，不如看懂它背后的客观规律。

尊重规律，给行业一点耐心，符合发展规律的业态，终究能表现出异常的生命力。

END

9月30日凌晨，OpenAI DevDay 2026（开发者日）在美国旧金山举办，OpenAI联合创始人、CEO Sam Altman登台，集中发布了20多项更新。

但令人意外的是，各大更新中，引起最高讨论度的不是最新模型GPT 6.1 Sol，而是最新发布的全天候主动执行Agent“dots”。

这是因为dots所瞄准的，是一个被迅速加温的热门赛道。自8月以来，Grok Bot、Instinct、Muse、Cue等产品相继进入用户视野，均将持续在线、记住用户并跟进任务作为重要卖点。

经过数年的市场教育，“主动式AI”已成为某种市场共识，人们对AI Agent的期待也已从“单个任务交付”走向“长期委托”。而在这个关键的窗口期，从巨头到创企，越来越多市场参与者正在下场，争夺被用户优先选择的资格。

演示“卡壳”的dots，代表了什么新方向？

据OpenAI官方介绍，dots是“能力出众、全天候在线的智能体”，可以独立开展工作，“由最智能、最符合对齐目标的模型GPT‑6 Astra驱动”，并且能够持续承担任务、而不是需要人类用户的一次次唤起。

所谓持续承担任务，是指用户不必在每个步骤重新发出指令。在初次交代目标、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权限后，dots可以在后台继续工作，保留项目上下文，并在进展变化或需要用户判断时回来联系。

例如，在OpenAI的官方介绍中，用户可以将某一任务委托给dots，并要求dots长期执行，当任务出现进展、需要补充新信息时，dots会通过ChatGPT、Slack、Teams等应用向用户发送通知。并且，据称借助OpenAI的插件生态，dots可以连接和调用超过4000个应用，多个dot也能够在协作空间“Space”中进行协同。

dots试图承接的，已不只是一次问答或单个任务，而是一段持续的工作流程。

不过，持续在线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受限制地自主行动。据官方信息，OpenAI将dots在用户未主动交互时开展的“主动研究”限定为使用只读工具，即dots无法发送消息、更改应用内容，也无法控制用户的浏览器或计算机。用户也可以设定哪些行动允许独立执行、哪些需要审批。

从发布时机和竞争格局看，dots的登场带着抢占窗口期的紧迫感。

在OpenAI本次下场之前，Grok Bot、Instinct、Meta Muse等产品已经相继进入用户视野。

而就在dot于OpenAI DevDay亮相前的不到24小时，恢复独立运营的Manus也刚刚推出个人Agent应用Cue。

并且，dots也并非以全量上线的形态亮相。据OpenAI官方信息，其首批开放对象包括符合地区条件的GPT Pro、Business Premium用户，企业工作区则需由管理员开启，更多用户的开放计划尚待后续推进。

而在OpenAI DevDay现场演示环节，dots也暴露出交互顺畅度的问题。具体来说，在OpenAI产品负责人Holly Li以语音交互方式，现场演示其构建的Dot“Dottie”时，Dottie接连出现了响应延迟、多次重启后无回应等问题。最后，Holly只能解释称Dottie“有点慢热”，并跳入下一环节。

OpenAI DevDay dots演示环节，图/OpenAI

某种程度上，这折射出对常驻式Agent的下注已不仅是一场新品发布的占位赛，更是一场不断加码的、对用户注意力入口的争夺战，而OpenAI不愿错过用户习惯形成的宝贵窗口期。

五大产品密集登场，巨头创企抢滩常驻Agent

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细节是，几乎在dots发布的同一时间，有用户发现马斯克已买下了https://dot.com的域名。目前用户在点击相关域名后，网页会直接跳转至马斯克旗下的grok bot。这也被互联网用户解读为一场xAI对OpenAI的“截流”挑战。

域名跳转只是一个插曲。但早在OpenAI入场之前，围绕“持续全天在线、主动执行、独立边界”的个人Agent竞争已经展开，并显出愈演愈烈之势。

图片由Manus 2.0制作，信息据公开资料整理

8月11日，Grok Bot推出了Beta版本，向符合条件的SuperGrok和Cursor订阅用户开放。其允许用户为不同Bot分配工作，让它们在云端电脑上处理邮件、研究销售线索、更新CRM或复现软件故障。

多个Bot还可以并行工作、相互协调，并将用户演示过的流程保存作为下次参考。

同月，邀请制个人助理Instinct在硅谷引起关注。8月26日，Instinct创始人Noah Shinn首次公开发文，介绍了其早期用户的使用情况。

与强调办公流程的Grok Bot相比，Instinct的产品叙事更贴近日常生活：用户通过消息或电话交代事情，Agent连接个人应用与设备信息，帮助安排用车、预约服务，并跟进被遗漏的事项。

接下来是在9月8日，Meta推出Muse，后者率先在美国上线iOS、Android应用及网页版，也允许用户通过WhatsApp联系自己的Agent。Muse运行在专属云端虚拟电脑中，可以打开浏览器、填写表单、处理旅行预订和购物等事务。用户关闭应用后，它仍能继续工作，并在情况变化或需要批准时联络用户、申请许可。

而在20天后的9月28日，Manus推出的独立个人Agent应用Cue，以邀请码形式开放免费早期体验。Cue进一步强化了Agent的独立身份：每个Agent拥有自己的邮箱、电话号码、钱包和电脑，可以在用户设定的预算内支付，也能与其他Agent在群聊中分工协作。

初步来看，这些产品的入口呈现出些许不同——有的以独立App承接用户，有的进入已有聊天软件；展示的目标任务则是有的偏向生活事务，有的强调工作项目。

但它们正在尝试建立一种相似的工作关系：保留用户的上下文和偏好，不仅是执行一次性项目，而是能够持续推进任务，甚至可以在用户关闭应用的前提下“后台执行”，并在需要人判断时请求介入。

此外，在具体的产品实现路径上，各家Agent也呈现出相似性：Agent普遍配备了云电脑环境，可以独立使用浏览器、处理文件、调用工具，也能在用户关闭App或离开电脑后继续工作。

随着Agent的能力从单次交付转向长期持续执行任务，Agent市场的竞争也将延伸到对个人上下文的持续积累。用户连接哪些账户、提供哪些文件、如何评价和纠正结果，都可能影响Agent下一次办事的方式。谁能更早进入真实工作与生活，并把这些信息转化为可靠的执行能力，谁就可能成为用户下一次交代事情时首先想到的对象。

但“持续在线”只是这场竞争的起点，常驻型Agent的发布，还带出了任务完成度、云端资源占用与付费、数据安全保护的新考验。凡此种种，仍有待更多实践的检验。

《2026全球消费者展望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的净支出意愿从2025年的+10%骤降至-8%。招银国际判断，消费者的支出主要流向两类：一是省不掉的必需品，二是花小钱就能买到的情绪慰藉。回头看，一年前的2025年夏天是情绪消费定价的顶点。老铺黄金、泡泡玛特、蜜雪集团股价齐创新高，全年18家消费企业敲钟。铜师傅、布鲁可、乐欣户外三家公司都是在这个窗口期登陆港股。

布鲁可赶上了情绪消费定价的最高点，上市首日大涨超40%。乐欣户外两个月后上市，首日翻倍。铜师傅上市最晚，首日即破发，收盘跌近五成。三家公司上市时间相差不到十五个月，市场对情绪消费的态度已完全不同。

它们卖的都是情绪消费：铜师傅被贴上“中年人的泡泡玛特”标签，乐欣户外被称为“中年男人的白月光”，布鲁可的成年收藏者群体也在扩大。但情绪消费的定价逻辑和泡泡玛特的高频复购完全不同。当故事退场，情绪能带来一次购买，能不能撑起持续估值，先看它们上市后的表现。

01

上市后表现

三家公司上市后股价都从高点大幅回落，但处境各不相同。铜师傅的问题在利润端，收入还在涨，赚钱能力却几乎归零，股价从上市第一天起就再未回到发行价上方。布鲁可的问题在资产端，财报数据不差，但核心IP不属于自己，股价从高点跌去六成多。乐欣户外的问题在商业模式端，它本质上是代工厂，不直接面对消费者，首日翻倍后股价迅速回落。

三只股票都呈现“上市即巅峰，随后深度回撤”的走势，但触发回撤的时点和幅度各有不同。

数据来源：百度股市通

铜师傅的坍塌最为剧烈，从上市第一天起就再未回到发行价上方。发行价对应静态市盈率约48倍，而泡泡玛特彼时约15倍。半年报净利润从3020万元暴跌至130万元，剔除所得税抵免后税前实际亏损，二级市场用利润数据把这个估值打回了原形。

布鲁可的走势不同，上市初期凭借“谷子经济”热度一度冲上198港元，但随后进入持续下行通道。问题不在当期利润，2025年全年营收增长30%、净利润6.34亿元，基本面并不差。真正的压力来自限售股解禁和机构下调盈利预测，中金将目标价从188港元下调至135港元，花旗从155港元下调至128港元。

乐欣户外的轨迹最特殊，上市首日翻倍，次日再涨53%，盘中一度冲高至39.5港元，但高光仅持续了几天。到2026年9月，股价回落至28.14港元，较峰值跌去约29%。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预降42%至44%，地缘冲突、汇率损失、原材料涨价三重冲击叠加。

三家公司跌法不同，但底层逻辑指向同一个方向。

上市首日的定价参照物，从来不是生意本身。铜师傅参照的是“中年人的泡泡玛特”这个标签，试图让市场用泡泡玛特的成长逻辑来定价。但铜质文创是低频、高客单价、非刚需的生意，用户一年可能只买一次。泡泡玛特的毛利率在60%以上，铜师傅只有32%到36%。标签与生意之间的落差，在上市首日就被定价了。布鲁可参照的是“谷子经济”热度，乐欣户外参照的是“钓鱼第一股”的稀缺性，这些概念在情绪高点都能撑起估值，但情绪退潮后，定价权就交还给了基本面。

真正的估值回归，发生在业绩披露之后。三家公司上市后的第一份财报或盈利预警，都暴露了各自的结构性缺陷。铜师傅的门店从10家扩张到65家，销售及营销开支暴增71.2%，利润几乎归零。乐欣户外的业绩随客户订单剧烈波动。布鲁可虽然基本面尚可，但收入高度依赖前四大授权IP，自有IP薄弱的问题始终无法回避。二级市场看到这些数字后，给出的定价远比一级市场冷静。

一级市场的退出压力决定了它们必须上市，但二级市场的定价权不在它们手上。铜师傅上市前，国际配售认购倍数仅为1.47倍，主动管理型外资基本放弃。乐欣户外在IPO申购阶段就被国元国际建议“谨慎申购”。当定价权从一级市场转移到二级市场，收入增长的故事不再自动等于估值溢价。

02

中年男性的钱好赚，但不好留

估值折价的根源，要回到用户关系上去找。三家公司面对的是同一群中年男性，有消费力，有情怀需求，但战略定位与用户价值从一开始就没有对齐。“中年人的泡泡玛特”这个标签，套用的是泡泡玛特的高频复购逻辑，但铜师傅、布鲁可、乐欣户外面对的用户行为和泡泡玛特完全不同。铜师傅用低频收藏品对标高频消费品估值，布鲁可用授权IP对标自有IP估值，乐欣户外用代工厂身份对标品牌公司估值。一级市场买的是增长故事，二级市场问的是利润归属。

当增长故事失效，用户关系的质量就成了估值的唯一支撑。

先看铜师傅。它的用户是30到55岁的中年男性，以民营企业家、公司高管、创业者为主，消费场景集中在办公室陈设、家居装饰、节日礼赠和收藏投资。泡泡玛特的核心用户是18到35岁女性，为情绪、颜值和IP稀缺性付费，复购频次高。铜师傅的用户为寓意和收藏价值付费，对材质、工艺、保值性敏感，复购周期长，价格弹性大。两者的用户行为从底层就不同。

在小红书上搜索铜师傅，高频评论是“体现了大师气韵，极致的东方审美”“太适合送人了，很有面子”。买铜师傅，买的不是铜，是寓意和身份感。铜葫芦寄托招财纳福，关公代表忠义诚信，这些符号在社交和商业场景中有明确功能，不是盲盒式的惊喜消费。

铜师傅过去几年频繁联名，从漫威、变形金刚到哪吒和《太平年》，试图用IP联名撬动年轻用户。年初《太平年》联名鱼符24小时售空1.1万件，声量拉满。但招股书写得很清楚，授权IP收入占比始终在10%左右徘徊，鱼符爆了，同系列其他产品销量停留在几十件。哪吒联名时，年轻用户冲着IP而来，却对产品做工和品牌理解不买账，最终以创始人公开道歉收场。IP联名带来的是一次性流量，不是可持续的复购。

铜师傅的用户逻辑如此，布鲁可的情况则不同，它的用户忠诚度问题出在IP归属上。泡泡玛特与布鲁可在变形金刚IP上的收入结构，揭示了两家公司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

数据来源：泡泡玛特2025年年报、布鲁可2025年年报

收入规模与IP归属的错位。泡泡玛特2025年总营收371.2亿元，其中授权IP收入33.82亿元，占比仅9.1%。变形金刚作为授权IP矩阵中的一员，收入被归入这33.82亿元之中，并未单独披露。布鲁可则完全相反，变形金刚一个IP就贡献了9.51亿元，占总收入的33%，是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两家公司都用了变形金刚的授权，但泡泡玛特把它当作产品线的点缀，布鲁可把它当作生存的命脉。泡泡玛特的核心资产是MOLLY、LABUBU这些自有IP，授权IP只是用来丰富品类；布鲁可的核心资产是奥特曼、变形金刚这些别人的IP，自有IP英雄无限全年收入只有2.64亿元，占比不足9%。

商业模式的本质差异。泡泡玛特2025年授权费开支为8.33亿元，换来33.82亿元的授权IP收入，投入产出比约为1:4。布鲁可的授权费从2021年的250万元攀升至2024年上半年的9123万元，而变形金刚IP在2025年贡献了9.51亿元收入，投入产出比看似可观，但问题在于这份收入的定价权不在自己手里。变形金刚的授权属于孩之宝，泡泡玛特和布鲁可都只是被授权方。区别在于，泡泡玛特90%的收入来自自有IP，授权IP的波动不会动摇基本盘；布鲁可81%的收入来自前四大授权IP，任何一个IP的续约条件恶化或热度衰退，都会直接冲击收入结构。变形金刚在泡泡玛特的产品线里是锦上添花，在布鲁可的财报里是生死攸关。

乐欣户外是2024年全球最大的钓鱼装备制造商，市场份额23.1%，中国每卖出四件钓具就有一件来自它家。钓鱼用户消费粘性强、复购意愿高，这家公司也因此被市场称为“中年男人的白月光”。

但它不直接卖给钓鱼爱好者。接近九成的收入来自为迪卡侬等品牌代工，产品贴上迪卡侬的牌子再卖给消费者。钓友买的是迪卡侬的钓鱼椅，不知道背后是乐欣户外生产的。它接触不到用户数据，建立不了品牌认知，用户复购的是迪卡侬，不是它。

无法直接接触用户，意味着定价权和品牌溢价都不在乐欣户外手里。这决定了利润的流向。市占率第一并没有转化为利润优势。2025年全年，公司收入6.62亿元，净利润7387万元。2026年上半年，收入3.01亿元，较2025年同期的3.34亿元下滑9.8%；净利润2300万元，较2025年同期的4033万元暴跌43%。利润降幅是收入降幅的四倍多，问题不在收入端，在成本端。代工模式下，品牌溢价留在迪卡侬手里，订单波动风险留在乐欣户外身上。

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公司2017年收购了英国品牌Solar，试图从代工转向自有品牌。2026年上半年，Solar收入3490万元，同比增长59%，占比提升至约11.6%。但占比仍不足12%，品牌转型远未改变整体利润结构。IPO募资中45%用于品牌推广，方向是对的，但品牌建设需要时间。

中年男性的钱不好留，不是因为消费力不够，而是因为三家公司都没有把用户关系变成真正的资产。铜师傅的收藏者认的是关公和铜葫芦，布鲁可的粉丝认的是奥特曼和变形金刚，乐欣户外的钓友认的是迪卡侬。用户忠诚度从不属于它们自己，利润自然留不住。二级市场追问利润归属时，估值便失去了支撑。“中年人的泡泡玛特”这个标签，终究只是一个标签。

03

谁把“中年人的泡泡玛特们”拉下来了

利润留不住，估值回归就只是时间问题。

2019到2021年，中国消费投资狂热，三年融资数千起，金额超三千亿元。雷军旗下顺为资本和小米集团合计持股铜师傅22.95%，Pre-IPO投后估值约15亿元。乐欣户外2024年11月和2025年6月两次递表失效，2026年2月才最终上市，上市前突击分红6500万元，控股股东杨宝庆家族合计控制94.77%的表决权。基金到期，对赌时限到来，A股门槛提高，港股成了为数不多的出口。

但定价权已经从一级市场转移到了二级市场。铜师傅的发行估值是行业均值的3倍以上，乐欣户外的代工模式和关联交易引发市场质疑，布鲁可的授权IP结构无法支撑泡泡玛特式的估值。三家公司都带着收入增长的故事上市，但二级市场问的是利润归属，不是收入增速。

专业资金的态度，在配售数据里已经显露出来。铜师傅公开发售获近60倍超额认购，散户热情高涨，但国际配售认购倍数仅为1.47倍，主动管理型外资基本放弃。乐欣户外在IPO申购阶段就被国元国际建议“谨慎申购”。这些数据比任何投资人发文都更直接地反映了机构资金的真实态度。

三家公司的上市前后定价差异，核心在于一级市场给出的估值锚点与二级市场认可的参照物之间出现了断裂。

券商研报的分歧本身就是定价不确定性的体现。

机构对乐欣户外的态度不是“值多少钱”的分歧，而是“要不要参与”的犹豫。这种定价分歧不是个案。逸仙电商上市一年后股价从25.47美元跌到1.32美元，奈雪上市前超额认购432倍，首日破发13.54%。从那时起，一级市场用PS吹起来的泡泡，就开始被二级市场用PE逐个戳破。

蚂蚁集团在节前宣布了一项重要的组织与人事调整，但似乎没有引起太多讨论。

这次调整过后，支付宝事业群、数字支付事业群和芝麻信用事业部三合一，组建为新的支付宝事业群，由吴敏芝担任总裁，她将同时兼任蚂蚁集团CPO。

然而就在不到两年前，这两个事业群才刚被拆分。对于蚂蚁这种体量的大公司来说，短时间内分拆事业群又合并，颇有些战略纠错的意味。

官方给这次调整的理由是“加速布局智能体（Agent）商业”。要做到这点，蚂蚁就不能将眼光仅仅局限在支付宝这一款产品身上，而要关注从用户授权到商家服务再到支付结算的完整链路。

这条链路在上次调整中被三大事业群（部）分散管理，显然不是形成合力的理想局面。

智能体商业化是每个巨头都在惦记的新战场，中国银联、京东数科和微信支付都在做类似的事情，字节跳动同样野心勃勃。蚂蚁如果不想内部扯皮贻误战机，将三块业务整合到一人手中是必然结果。

吴敏芝过去几年主导了蚂蚁"去P化"的职级改革，她9月初刚在外滩大会上介绍如何"围绕价值重新设计组织"，结果转头就走进了这个新设立的组织。

在她面前摆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当用户不需要打开支付宝也能交易，支付宝未来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刚分拆又合并，蚂蚁走了冤枉路？

2024年12月蚂蚁做过一轮拆分，用来执行所谓双飞轮和AI First战略。

在那次调整中，支付宝事业群负责支付宝App、C端用户、生活服务和商家服务生态，也就是用户飞轮；数字支付事业群负责底层支付基础设施、AI支付和硬件交互（碰一下），也就是支付飞轮。

当时蚂蚁官方满怀信心地在全员信中表示，支付宝从一个工具型软件向互联网转型取得阶段性成果。

它确实是互联网时代的商业逻辑：App是用户入口，支付是后端设施，两者分开经营各自发展。

至于AI时代如何做商业化，蚂蚁似乎并没想明白。这套将产品和底层支付解耦的打法，在过去一年多实践中被证明不太靠谱。

每当蚂蚁想推动智能体商业化落地，都会暴露出很多组织割裂的问题。

因为基于智能体的商业模式不是传统“点击支付宝App→发起支付”的简单链条，而是AI助手替用户完成任务的复杂长链条。

举个例子，当用户对阿宝说“帮我预约洗车并完成付款”时，链路大概是这样走的：

阿宝（原支付宝事业群）理解需求→调用商家服务→发起AI支付（数字支付事业群）→做授权、风控和履约校验（芝麻信用）→完成交易。

这条链路牵扯到此前支付宝事业群、数字支付事业群和芝麻信用事业部三个团队。

熟悉阿里和蚂蚁的朋友都知道，大公司内部在不同组织间做同一个闭环，需要大量跨事业群协调，各种排期很容易拖到天荒地老，接口对齐成本极高。

在9月初的外滩大会上，蚂蚁CEO韩歆毅也公开承认，公司智能体商业落地速度低于预期。安全信任和供需闭环打通是蚂蚁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再去看蚂蚁的官方表态——“本次调整的核心目标是聚拢技术、产品和生态能力”，就能明白它的画外音。

三方各立山头的局面必须改变，这些智能体商业化的必备环节需要合为一体。

吴敏芝的任命用意颇深

很多媒体将本次管理层调整简单总结为“老阿里人挂帅”，是一种比较偷懒且随意的解读。

吴敏芝在阿里任职超过20年，是老阿里人不假。但更重要的是她曾长期领导阿里国际贸易事业群和B2B事业群，对商家生态和B端运营非常熟悉，2021年加入蚂蚁后她一直在负责人事体系。

与阿里和蚂蚁近年来屡新的其它高管不同，她不是典型的技术负责人，反而更了解商业组织搭建和商家体系管理。

蚂蚁选她当领导者，显然是希望强化商家服务体系。因为众所周知，目前蚂蚁智能体商业的最大短板不是模型性能，而在于商家生态的接入。

虽然阿宝已经把上万项服务AI化，但想要达成规模效应，还需要大量商家接入支付宝的AI开放平台，把商户服务封装成智能体服务。

所以在本次调整后，中小商家接入支付宝智能体生态的进展，一定会成为新团队重要的考核指标。

兼任CPO也意味着吴敏芝不仅要管业务，还要为事业群的人才配置和绩效机制负责，面向AI业务重新调整组织架构，全面导向智能体商业和AI开放平台。

将人事权和业务权合一，也说明蚂蚁要确保本次调整不是纸面合并，减少团队和管理者摩擦的可能性。

时间窗口还有6-12个月？

智能体介入用户购买行为后，相当于增加了一层代理关系。支付宝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在变化，从“让用户付款”变成“用户放心让智能体付款”。

比如，用户给智能体下达指令购买一台电脑，智能体需要理解用户的预算、品牌偏好和具体需求，再从不同商家和平台中挑选产品。

如果买错了产品，责任在哪个环节，谁来承担损失？这些问题最后都会落到身份认证、授权、支付和责任机制上。

当用户把部分决策权交给智能体，支付机构需要知道这个智能体代表谁、得到了什么范围的授权，以及它执行的交易是否符合用户本意。

想成为智能体交易与信任的基础设施，蚂蚁的核心壁垒从来都不是模型性能，而是长期积累的风控、身份和支付能力。

一旦蚂蚁将这些核心能力开放给外部智能体，就意味着支付宝不再是用户交易的唯一入口，手机系统、搜索引擎和AI助手等产品完全有机会成为主流用户界面。

如果用户不需要打开App也能完成整个交易，支付宝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定位。

一个拥有庞大用户入口的平台，变成一个被其他平台调用的基础设施提供者，两者的商业逻辑完全不同。

当智能体跨越多个平台完成任务，支付宝过去依赖超级App形成的流量优势也会遇到考验。

按照韩歆毅的预期，智能体商业距离爆发还有6-12个月时间，留给蚂蚁调整的时间可能并不多。

但这是比较乐观的预期，考虑到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以及用户的接受度，智能体商业化可能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

智谱为ZCode风波买单。

“信任不能一键重置。”

9月28日，智谱旗下AI编程工具ZCode公布新一轮用户补偿方案时，留下了这句话。

根据ZCode发布的公告，付费用户及一个月内回归的付费用户，将获得4张周额度重置卡和4张5小时额度重置卡；9月28日至10月7日，面向全体用户每日发放限量Token额度。

比补偿更受关注的是整改进展：智谱称，ZCode已移除仓库快照上传链路，删除涉事云端数据，并经第三方核查确认。公司承诺，今后用户不主动发起相关操作，内容就不会上传云端。

这一轮补偿与整改，要回应的是十天前开发者提出的疑问。

9月18日，有用户发现ZCode在未充分提示的情况下，打包其本地代码工作区，并尝试上传，在开发圈内引起众多讨论。

面对质疑，智谱在数小时内致歉，将问题归因于“代码库索引”功能的默认开启，并表示涉事数据“已删除、从未用于模型训练”。9月21日，智谱进一步宣布开源ZCode代码库，引入中国信通院与绿盟科技的第三方安全审计，并上线“零数据留存”机制。

合格的危机公关未必能消除所有影响。截至9月29日，智谱（02513.HK）的股价在6个交易日里连续走低。

资本市场用脚投票，表达的并不只是对一次技术故障的担忧，智谱事件也不止于智谱。在AI应用渗透率逐步提高的当下，当编程工具、办公助手、聊天机器人进入工作与生活的核心地带，数据合规问题正在牵动人们对整个AI工具的信任基础。

信息是如何泄露的？

这场风波始于开发者的偶然发现。

9月18日，开发者ferstar清理电脑磁盘时，在本地发现了由ZCode生成的一个313MB加密压缩包，其中包含其约10GB商业项目的核心资产，涉及数据库口令、云服务凭证在内的敏感内容，且该压缩包的上传已经失败并重试了564次。

虽然这份商业项目快照始终留在本机，并未成功上传。但值得注意的是，压缩包里装的，是整个工作区：完整的.git历史、Git LFS大文件缓存、reflog和全局应用配置。这意味着，哪怕一个文件从未在对话中被提及，甚至早已被删除，只要它还留在Git历史里，都会被原样打包。

上传本身经过加密，但密钥由服务端动态下发，私钥只在云端。这意味着用户本地无法对代码索引和代码wiki解密，这在ZCode的用户反馈群中，引起了极大不满。

这样的行为，却在用户协议中找不出毛病。因为，ZCode用户协议中写着：注册、登录并使用该产品，即视为明确授权ZCode访问并操作本地设备环境（含调用相关应用程序、网络状态及各类登录凭证等），以执行相应的AI辅助操作服务指令。

更有意思的是，协议另一处提醒：鉴于ZCode“具备较高的本地系统操作权限，智谱建议您在虚拟机、沙箱或其他相对隔离的环境中使用本产品，并尽可能避免将重要数据文件、核心磁盘目录或生产环境与本产品相关联”。

一边要求用户授权整台设备的访问权，一边又建议用户别在这台设备上放任何重要的东西。

“只要用了ZCode，代码库就可能会被上传。”创业者明明这样对《豹变》说，她在9月18日当天购买了智谱的服务，然后就在客户群中亲眼看到了事件的发酵。

就在ferstar发现问题后不久，太原承明科技也致函智谱，披露其工作区有文件和明文字符被ZCode打包处理，要求智谱提供删除证明、访问审计日志与私钥保管机制，并限期书面答复。不过此后承明科技又发布澄清说明，撤回函件及所列主张。

对于事件的发酵和扩散，智谱很快道歉并整改。9月18日傍晚，智谱在ZCode官方社群致歉；9月19日，ZCode v3.14.0修复“仓库百科异常上传”；9月20日晚，智谱宣布MaaS平台将上线“数据内容不留存”功能。9月21日，智谱正式宣布开源，由信通院与绿盟科技进行安全审计。公司承诺设立漏洞奖励计划、每月发布安全审计报告。

9月28日，智谱再次做出公布整改进度，并推出补偿方案。

这背后是因为来自企业端以及开发者的信任，对智谱的业务至关重要。

2026年上半年，智谱总收入9.54亿元，同比增长399.7%，其中MaaS开放平台及API服务收入8.25亿元，占比86.5%。

开发者和企业对平台服务的持续使用，是智谱商业化的重要基础。ZCode，作为一款需要接触用户代码的编程工具而言，数据边界争议不只是产品故障，也可能影响用户对产品的安全信任。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自己的代码库被上传的，哪怕大模型公司不用它训练，万一泄漏了风险也很大。我理解越是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越是难以接受类似的事情发生；企业端应该更难接受，因为潜在的经济损失更大。”科研从业者小丁这样对《豹变》说。

智谱的亡羊补牢不会全无代价，明明很快选择了退款。资深开发者老郭平时主要使用Codex，《豹变》问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Codex身上，他会怎么做。老郭回答：“我会弃用。”

智谱为什么这样做？

按照智谱的解释，争议源于ZCode上线初期默认开启的“代码库索引”功能。该功能涉及本地仓库索引、会话检查点恢复、历史版本回退和Repo Wiki；初衷是为提升体验。

其中，云端生成Repo Wiki页面时可能触发仓库数据上传。智谱将其解释为产品功能设计中的管理问题，并在开发者质疑后致歉、移除相关上传链路。

对AI编程工具而言，理解项目上下文确实有助于处理复杂任务。但“需要读取代码”与“默认打包包括Git历史在内的工作区快照并尝试上传”，不是同一回事。尤其当用户并未主动发起Repo Wiki任务时，工具究竟需要哪些数据、哪些处理可以在本地完成，就成为这场争议的关键。

这一问题发生在ZCode快速扩大用户规模的阶段。

ZCode于2025年12月发布，智谱于2026年8月称其用户数已达百万，AI编程也是公司着力拓展的应用场景。处于用户规模与商业化双重冲刺期的产品，“多拿一点数据”很难被视为禁区，更可能被视为默认无害的选项。

这不是智谱第一次面对数据安全的质疑。2025年5月，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曾点名通报智谱清言“实际收集的个人信息超出用户授权范围”，同期被通报的还有Kimi。

在政策边缘试探的背后，是智谱的处境。国内，DeepSeek以开源生态和持续降价重塑了市场定价，阿里、字节挟算力与渠道挤压份额；在海外，国产模型与国际顶尖水平的差距在收窄，但确实还未消失。

资本市场上，智谱与MiniMax的收入体量相近，市值一度是MniMax的7倍，这意味着智谱需要展示更快收入的增速和技术推进，才能对得起资本市场的期望。

一家在资本与技术竞争双重挤压下的公司，以月更的速度推模型、以百倍的增速做收入，功能上线的优先级持续压倒流程与合规的优先级。ZCode事件暴露的，正是这种节奏之下的管理缝隙。

另一方面，智谱也不得不面对潜在的“偷代码”质疑。

毫无疑问，Coding过程中备份的数据有很大的价值，真实商业项目的私有代码更是稀缺资源。大模型训练对高质量代码数据的需求是公开的常识，尽管智谱明确表示相关数据“从未用于模型训练”，但在外界视角中，“数据会不会被用”与“厂商说不会用”之间，隔着用户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以及企业可操作的技术空间。

开源可以缩减这个技术空间，这也是智谱后续把“开源”作为整改措施的原因。有一些开发者在很早之前使用过ZCode，但后面选择了其他早就开源的AI Coding Agent，开源意味着代码全公开，“平台能够做什么”更加透明，对开发者来说，更加安全。

安全边界在哪？

AI工具因为安全边界问题遭遇质疑的，智谱不是第一个，也很难是最后一个。

2026年7月，XAI的编程工具Grok Build陷入代码上传争议。安全研究人员通过抓包发现，工具会将用户整个代码仓库上传至谷歌云存储，即使关闭“改进模型”选项，上传行为仍可能继续。事件最终以马斯克承诺删除此前上传到XAI的所有用户数据、开源84万行代码收场。

同在7月，Anthropic的Claude Code被曝通过替换系统提示词中撇号的Unicode编码来编码检测结果，用于识别用户所在地域，后工信部下属平台发布风险提示，包括阿里在内的多家企业内部禁用Claude Code。

其实早在2025年，DeepSeek就曾因GDPR合规问题遭到意大利监管机构的质疑；OpenAI在2023年也出现了开源库漏洞导致用户聊天记录泄露的情况。

这些事件不能简单归为同一种“违规”：有的是产品数据传输范围受到质疑，有的是隐蔽的信息回传机制，有的是监管对数据处理方式提出疑问，也有的是技术漏洞。

但背后有一点很清楚，违规都发生在用户看不见的地方，全部是绕过显性授权的工程设计；厂商们最初的解释绕不开产品功能或技术需要，而最终的刹车，没有一次来自厂商自律，几乎全部来自外部力量——开发者的逆向分析、监管的介入，或司法审查。

用户也在变得更加谨慎。社交平台上，“迁移”“卸载”“审查出站流量”成为开发者社区的高频词。有用户在技术论坛整理“AI编程工具出站流量自查指南”，代理抓包、沙箱运行、密钥隔离被列入日常使用清单。信任的成本，正在从厂商一侧转嫁到用户一侧。

监管也正持续加强对AI应用所涉及的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

2026年1月1日起，新修改的《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不仅增设了人工智能安全条款，明确国家支持AI发展的同时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和安全监管，强调“通过行业企业自律、社会监督与政府监管的协同配合，厘清人工智能发展的安全红线”。

早在2023年通过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规定，服务提供者应依法保护用户输入信息和使用记录，不得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也不得非法留存或向他人提供相关信息。执法层面同样在加码，中央网信办自4月起在全国部署“清朗·整治AI应用乱象”专项行动。

事实上，用户隐私问题贯穿了互联网时代以来技术发展的始终。PC时代，服务器日志和浏览器历史已经能记录用户行为。Cookie的出现让跨会话、跨页面的持续追踪变得标准化和低成本。AI时代的区别在于，风险对象不再只是浏览记录、通讯录和位置，而是开发者的完整代码仓库、企业的私有项目、内部文档和密钥凭证。

AI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人们要始终和这样的风险共处，如何进行平衡，是全行业和监管部门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期嘉宾，是嘉加资本 EnvisionX Capital 创始及管理合伙人郑泓 Holly Zheng。她同时担任蓝标国际董事长、南加州大学客座教授。 

最近，嘉加资本投资了 Recursive Superintelligence。这家公司由 Richard Socher、田渊栋、施天麟等八位顶级 AI 科学家共同创立，首轮融资 6.5 亿美元，开局估值 46.5 亿美元，主攻能够持续自我进化的递归超级智能。一经官宣，便迅速成为全球 AI 创投圈最受关注的交易之一。

而嘉加资本能够进入这张牌桌，并非偶然。 

郑泓Holly Zheng曾在全球半导体行业深耕十一年，一路做到副总裁，打破华裔女性高管面临的“竹子天花板”；随后跨入全球传播与品牌出海领域，出任蓝标国际 CEO，主导多次全球化并购与海外上市进程，将业务版图拓展至十二个国家。2023 年，她与嘉御资本创始人、前阿里巴巴 CEO 卫哲共同创立嘉加资本，投资早期及成长阶段的科技公司。 

这支年轻基金的成绩单同样不简单：截至 2026 年 5 月，嘉加资本投资的十二个项目中，已有四个完成退出：BentoML、XConn、ScienceIO 和 VISO TRUST。它们恰好落在 Holly 长期坚持的“杠铃策略”两端：一端是 AI 基础设施，一端是垂直应用。

但真正打动我的，并不只是这些投资回报，而是她对技术、商业、品牌与人的判断。她经历过芯片产业的周期，操盘过中国品牌全球化，也站在资本一线见证科技浪潮的起落，却始终坚持一条极其“人本位”的投资标准。 

天气好的日子里，华盛顿特区一家小酒吧兼餐厅Marx Cafe的户外座位总会很快坐满。其封闭式就餐棚屋占据约三个停车位，里面摆着野餐桌，可轻松容纳30人。“客人大多互相认识，”店主丹尼尔·基罗斯(Daniel Quiroz)说，“那里就像我们在街边的一处社区空间。”

今年2月底，市政府官员以不符合该市新出台的永久性“街边餐棚”计划为由，勒令基罗斯拆除棚屋。基罗斯说，此后他错过了户外餐饮最旺的几个月，尤其是世界杯期间，生意因此少了约两成。

他一直在筹划重建一座餐棚，可历时数月周旋于审批流程，还花了一万美元聘请建筑师，至今连个影子都没有。他开始怀疑这笔投入是否值得。“他们把事情搞得太难了，难到你根本就不想申请，”他说。

疫情期间，这类户外用餐区曾是餐厅的救命稻草。如今，随着新规不断推高成本，它们正从各大城市的街头消失。

疫情期间，为帮助餐厅渡过难关，各地出台临时紧急措施，不少原本没有街边餐饮传统的城市，纷纷放宽限制，允许搭建餐棚。这些临时开辟的街头空间，成了不少人疫情岁月难得的慰藉。此后数年，它们也为就餐面积有限的餐厅经营者增加了宝贵的经营空间。过去几年陆续出台的永久性设施规定，回应了批评者对无障碍设施、卫生条件、街道通行等问题的担忧；但同时，这些规定也让餐厅维持这些餐棚变得越来越繁琐、越来越难以承受。

如今，餐饮业正面临严峻的经济环境，一些城市开始尝试调整规定，希望让更多街头餐饮空间重新回归。纽约市最近签署的一项法案，旨在让成千上万消失的户外餐饮点重新出现，高峰时期共有1.2万家餐厅参与相关计划，如今获得许可的仅约1600家。11月，当地还将举行公投，由选民表决是否简化审批流程。

在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推出多项改革，试图借助户外餐饮提振步履维艰的酒店餐饮行业。“我们希望推动一种转变，让户外餐饮在伦敦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伦敦市政府负责文化及创意产业的副市长贾斯汀·西蒙斯(Justine Simons)在给彭博的声明中写道。

与此同时，在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执政下，华盛顿特区的财政预算变得格外紧张，商家们寄望下一任市长能推动改革；民间筹款行动也在努力让部分已关停的街边餐饮空间重新开放。

纽约：全年常设街边餐饮

8月13日，纽约市议会通过一系列法案，其中一项将户外餐饮改为全年运营，允许商户搭建可应对寒冬的保温餐棚。此前纽约仅限季节性运营，餐厅只能在4月1日至11月29日期间使用餐棚。

季节性限制一直是城市允许餐厅向街道扩展、同时控制路边餐饮空间泛滥的一种方式。从波士顿到俄勒冈州波特兰，再到加拿大多伦多，许多城市都只在温暖季节开放路边餐饮，通常以10月前后为限。另一边厢，华盛顿特区和圣迭戈等少数城市则允许全年开放。

布鲁克林市议员林肯·雷斯勒(Lincoln Restler)是纽约其中一项新法案的提案人。在他看来，餐棚运营时间限制是餐厅面临的最大阻碍。“搭建、拆除和存放户外餐棚的成本高昂，社区餐馆根本无力承担，”雷斯勒说。

2024年3月，曼哈顿第一大道上的户外餐棚。摄影：Charly Triballeau/AFP via Getty Images

改为全年运营是2023年审批制度改革的多项举措之一。对许多餐厅而言，原有规定带来的成本，已经让它们无力参与。而参与其中的商户，则抱怨行政审批拖沓，发证机构自身也没有为这套自己建立的流程做好准备。

纽约餐饮协会主席梅利莎·弗莱舒特(Melissa Fleischut)表示，唯有等冬季餐棚等具体细则落地，餐厅才能判断改革是否真的能降低运营成本。“关键在细节，”她说，“最终要看冬季运营的规定有多复杂，餐厅落实起来有多难。”

伦敦：露天餐饮的夏天

与此同时，伦敦正进一步押注户外餐饮的旺季。6月，伦敦市政府重启并扩大了推行一年的“夏日街道”项目，提供近50万英镑（67.75万美元）的补贴，在全市打造露天餐饮热点。

这些补贴投向12个行政区的14个项目，用于将街道、停车场等公共空间改造成户外用餐区，同时举办夜市、节庆活动以及其他社区户外活动。各行政区最高可申领10万英镑，用于规模较大的行人化改造；小型“口袋式”露天餐饮项目则可申领1万英镑。

就在这笔资金到位之际，英国政府也赋予市长萨迪克更大的城市许可管理权。目前，伦敦的许可制度由各行政区分别管理，彼此并不统一。为提振酒店餐饮业和夜间经济，萨迪克正利用这项权力建立一套覆盖全市的许可体系。他表示这将减轻商户所承受的监管负担。

“如今在英国，尤其是在伦敦，经营酒店餐饮业从未像现在这样艰难。酒店餐饮业的增值税非常高，成本也一直在上涨，”专注于音乐与夜间经济的城市政策专家沙因·夏皮罗(Shain Shapiro)说，“市长办公室没有权力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所以从务实的角度看，政府能做的，就是鼓励人们在酒吧和餐厅花更多时间、更多钱，说到底，就是通过扩大商家实际可利用的空间，让更多人进来消费。”

新的改革还将赋予市政府更大的权力，以制衡各行政区的限制性规定。萨迪克在6月为谈话广播电台LBS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伦敦支离破碎的许可制度“被那些毫无生活情趣的邻避居民(NIMBY)牵着鼻子走”。这里所说的是一些居民团体，他们常在商业密集区阻挠、反对商户的经营申请。市长特别点名威斯敏斯特苏荷娱乐区周边的居民团体，该区域没有参与市长推出的夏季倡议。

希腊餐厅Suvlaki的店主艾琳·玛加里蒂(Irene Margariti)表示，让露天餐饮重返苏荷，将给她这样的小商户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哪怕需要缴纳更多费用、遵守更多限制。“我只能预估，但我非常确信，这能在很多方面带来回报，”她说。

这片区域被许多人视作伦敦的文化心脏，露天餐饮的回归，也能为此地注入急需的活力。“那时候，苏荷就像希腊的小岛，大家都在外面，开开心心地吃饭、喝酒。”她指的是疫情后期，威斯敏斯特的临时户外餐饮计划仍在实施，“现在完全不同了，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小街道，气氛相当沉闷。”

华盛顿特区：成本侵蚀收益

在华盛顿特区芒特普莱森特社区、Marx Cafe所在的那条街上，如今仅剩两处餐棚，其余已全部拆除。本地机构“地区桥梁”(District Bridges)正协助基罗斯和附近几家餐厅筹款，建造共享餐棚。但该机构的米特拉·莫因(Mitra Moin)说，这条街上的其他餐厅都选择不申请。

商户反映，华盛顿特区新的许可流程复杂而冗长，需要向不同政府机构申请最多四项许可。“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要求，需要提交不同的材料，所有手续办下来，几乎相当于干了一份全职工作，”莫因说。

成本同样令人望而却步：许可费、公共空间使用费，再加上餐棚的设计与施工费用，部分商户总投入可达数万美元。

芒特普莱森特社区的Purple Patch餐厅新建了一处符合规定的街边用餐区，占地面积相较之前有所缩减。摄影：Nicole Flatow/Bloomberg

在亚当斯摩根社区的商业街区，市政府于2024年搭建了33处临时露天设施，以展示新规下的餐棚样式。新规生效后，只有少数商家表示有意将这些设施永久保留下来。部分商家表示，每年维持这些设施的成本太高；还有一位店主告诉《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新设计吸引到的客流不及预期。

亚当斯摩根商业改进区(Adams Morgan Partnership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执行董事克里斯汀·巴登(Kristen Barden)说：“新的永久性设施规定，让商户在经济上难以承受。”目前该社区仅有两份申请正在办理，其中一份最近已获批。

华盛顿特区交通局局长莎伦·克什鲍姆(Sharon Kershbaum)表示，停车位使用费已从每平方英尺20美元下调至15美元，这是市政府为降低街边餐饮空间成本提供的一项补贴。司机在这些车位停车支付的费用折算下来，每平方英尺将超过100美元，但也有人质疑市政府的计算方式。“我们认为这个定价找到了适当的平衡点，”她补充道，国会去年削减了该市10亿美元的预算，交通局已经没有资金提供更多财政扶持。

针对审批周期过长的质疑，克什鲍姆称，街边餐饮空间的申请最快三周即可获批。但如果商户申请豁免部分规定，或是提交的材料需要修改、信息不完整，审批进度就可能放缓。

按照新的面积限制，Marx Cafe的基罗斯说，新餐棚最多只能容纳12人，不及原先的一半。他估算，收回成本的时间会翻倍甚至更久，这还没算上每年约6000美元的运营费用。

尽管如此，他现阶段仍不打算撤回申请。“钱已经投进去了，现在放弃，那1万美元就彻底打水漂了。”

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你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一次登山行程呢？如果你准备去像黄山、峨眉山，或者是玉龙雪山这类的山岳景区，索道往往也是行程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游客来说，索道可能只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上下山过程，但放到景区公司的账本里，这段路可能是他们利润最丰厚的业务。

根据智研咨询的报告，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索道开始在国内的风景名胜区普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客运索道一共有一千多条。而在A股上市的各家山岳型景区公司当中，黄山旅游、峨眉山、张家界、九华旅游等等景区都把索道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比如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提到的张家界，其实在他们收购天子山索道之前，公司手里就已经有一条杨家界索道业务。根据集团去年的年报，杨家界索道2025年收入大约有7500万元，净利润超过3000万元，毛利率超过六成，是这家公司盈利效率最高的业务之一。而张家界今年收购的天子山索道，就位于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交易公告显示，这条索道去年营收超过一亿元，净利润接近4000万元。

天子山索道图片来源：小红书

根据中国旅游报对多家上市景区2026年半年报的梳理，今年上半年，黄山旅游的索道及缆车业务毛利率超过74%，峨眉山的客运索道毛利率接近80%。而九华旅游和丽江股份的索道业务毛利率都超过了87%。

毛利率接近九成意味着索道每收到100元收入，扣掉运营这项业务产生的成本，还能留下接近90元毛利。正因为如此，外界也有人把索道戏称为「索道茅台」。

那景区的索道业务为什么普遍这么挣钱呢？

本文整理自播客「声动早咖啡」

根据36Kr的报道，客运索道在国内属于特种设备，投资受到生态红线的约束，所以管控严格，运营也存在垄断性。有业内人士指出，索道游览市场与旅游领域的餐饮、住宿等大众化市场相比，相对小众，竞争参与者也比较少，相关利润率或者毛利率也因此受益。

而索道项目往往都建设在崇山峻岭的险要处，如果不乘坐索道，体力不佳的人很难全程通过步行爬上山顶，而且如果少了空中看风景的乐趣，山岳景区的体验也会大打折扣。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位管理者在接受《中国旅游报》采访时也提到，名山的景观无法复制，门票和索道因此构成了游客游览的刚需。

由于景区门票具备一定的公共服务属性，所以2018年以来，国家发改委持续推动重点国有景区降低门票价格，门票定价要经过成本调查、听取社会意见等程序。所以景区很难依靠门票涨价来增加收入。相比之下，虽然索道票也同样受到监管，不过它通常单独售卖，还可以按照不同的线路和上行、下行分别收费，所以索道会拥有更大的商业化空间。

比如华山就是一个直观的例子。按照景区官网公布的票价，旺季景区门票是160元，而他们西峰索道单程票价是140元，已经很接近门票价了，如果上下山都乘坐索道的话，就要花费280元。一名游客只会买一次大门票，却可能购买往返，或者是不同路段的多次索道票，而且索道票也可以与景区其他项目进行组合售卖，所以索道也成为了景区里收费频率更高的一项服务。

华山索道图片来源：小红书

有行业媒体指出，一条索道在投入运营以前，要建站房和支架，还要采购钢缆、吊厢、驱动和安全控制设备。这些支出主要集中在建设和改造阶段。进入成熟运营期以后，主要支出就会变成人员工资、设备折旧和日常维护等费用。这些开支更多取决于索道的设备规模和运营周期，整体的运营成本不会随着乘客数量同比例地增加。这种成本结构，也是索道毛利率能够达到70%以上的重要原因。

不过，索道赚钱，客流也在回升，这些似乎并没有让所有山岳型景区都保持良好的业绩增长。

有行业媒体梳理了21家A股景区上市公司的财报。今年上半年，这些公司的营收同比平均下降了大约3.8%。而在这21家公司里，数量最多的就是传统的山岳型景区。一些景区的游客多了，但收入却没有同步增长。比如黄山旅游的客流上半年增长大约8%，但营收只增长约5%；九华旅游的客流增长约7%，营收也只增长约3%。峨眉山2025年的营收就同比下降了近8%，到了今年上半年，营收又继续下降了三个百分点。而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张家界更是面临着长期的经营压力。

那么这些明明坐拥高毛利索道业务的山岳型景区，近些年业绩增长乏力的可能原因有哪些呢？

索道目前最直接的价值，是节省体力和时间，同时提供从空中看风景的体验。但随着索道成为山岳景区的常见设施，从特殊角度看风景的新鲜感也会逐渐减弱，难以成为吸引游客再次到访的理由。36Kr的分析认为，受制于景区规划及运营规则的影响，索道很难继续带动餐饮、住宿或其他消费。

而且运力也限制了索道的接待量。丽江股份曾在公开文件中将旅游淡旺季明显、索道运力和景区容量逐渐饱和，列为索道公司的经营风险。去年国庆假期期间，有多名游客反映在华山景区索道排队处，滞留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将近半夜12点才下山。

华山索道游客滞留图片来源：抖音

近些年来，为了增加营收，不少景区都在门票和索道之外，陆续增加了游船、观光车、玻璃栈道、实景演出等项目。而从上市景区公司的业务规划来看，酒店正成为部分景区的重要方向。根据36Kr的报道，酒店能够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并进一步带动餐饮和其他度假消费，但山岳景区仍然普遍呈现「索道强、酒店弱」的格局，多家景区上市公司的酒店收入占比，只有两到三成，明显低于占比约四到五成的索道业务。

与普通城市中心、交通枢纽的市场酒店不同，山岳酒店的选址与客流量，和景区强相关。山上的酒店拥有日出、云海等稀缺景观，可以卖出更高的房价，但游客抵达的成本也比较高，天气变化也可能影响运营。同时山上酒店也会受到生态保护、地形和运输条件的限制，扩建和改造的成本也更高。山下酒店更容易抵达，却要和周边的连锁酒店，以及民宿直接竞争。如果产品只是住宿加餐饮，很容易陷入同质化竞争。

梅里雪山某酒店搭建过程图片来源：赵扬建筑工作室

和多年前的卖方市场不同，现如今的在线旅游平台和社交媒体也打破了原本的信息差，人们的出行选择也越来越多。有行业媒体观察发现，传统景区的客流正在被县域旅游、小众目的地分流，大家不再是「非去名山大川不可」了。

另一方面，国内传统的山岳型景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观光客。旅行团上午进山，沿固定线路看完几处景点，中午在山上吃饭，下午坐索道或景区交通车离开。而景区方面需要做的，其实是把尽可能多的人快速送到山顶，再安全地带回来。于是景区的售票大厅、停车场、索道和观景平台等等设施，几乎都是围绕着这类流程来修建的。

但现如今越来越多喜欢徒步、喜欢亲近自然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隔着栏杆拍几张照片，他们想走进森林，想要在山里待上几个小时，甚至愿意花两到三天完成一条穿越路线。而这类徒步游客需要的，是更开放的步道、更清楚的路线信息、更完整的安全和补给服务。单纯地把游客送上山、带到观景台，再用摆渡车和索道送下来，已经很难满足年轻人对户外体验的期待了。

你最近一次走进山野是在什么时候？你心目中理想的徒步或登山旅程应该是怎样的呢？

一款已经通过欧洲监管审评并获得欧盟上市许可的中国创新药，在获批7个多月后又被撤销。

日前，欧盟委员会作出实施决定，撤销翰森制药阿美替尼（海外商品名Aumseqa）的欧盟上市许可。此前，阿美替尼于2月12日正式获得欧盟上市许可，用于两类EGFR突变相关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

这份上市许可此前经过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的人用药品委员会（CHMP）审评。2025年12月11日，CHMP对阿美替尼的上市申请给出积极意见；随后，欧盟委员会于2026年2月12日正式授予上市许可。

但几个月后，阿美替尼的欧洲上市进程出现转折。

5月7日，阿斯利康旗下的AstraZeneca AB向欧盟普通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并不是翰森制药，而是作出上市许可决定的欧盟委员会。欧盟普通法院公开文件显示，这起案件案号为T-289/26，阿斯利康要求法院撤销欧盟委员会于2月12日授予阿美替尼的上市许可。

阿斯利康在诉讼中提出了两项法律主张：一是认为欧盟委员会在评估阿美替尼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存在错误；二是认为阿美替尼的申报资料使用了仍处于数据保护期内的另一款药物临床数据。需要注意的是，这两项内容均属于阿斯利康在诉讼中提出的主张，并非欧盟法院已经作出的认定。

阿斯利康于5月7日向欧盟普通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欧盟委员会授予阿美替尼（Aumseqa）的上市许可欧盟普通法院诉讼公告截图

翰森方面则表示，阿美替尼2022年提交欧盟申请时，申报资料包含公司自主完成的Ⅲ期临床数据和欧洲药代动力学桥接数据；此次撤销涉及注册程序问题，与阿美替尼的质量、安全性、有效性或临床价值无关，公司计划基于原始资料重新提交申请。

问题由此变得具体：一家已经完成自己关键临床研究的中国药企，为什么进入欧洲市场后，还要面对奥希替尼的数据问题？

自己的临床，为什么还绕不开阿斯利康的数据？

先看阿美替尼的临床。

EMA资料显示，阿美替尼一线治疗的关键Ⅲ期研究纳入429名患者，将阿美替尼与阿斯利康开发的第一代EGFR靶向药吉非替尼（商品名易瑞沙）进行比较。另一项针对EGFR T790M突变患者的研究则纳入244人。前一项研究中，阿美替尼组无进展生存期中位数约19个月，吉非替尼组约10个月；总生存期分别约39个月和31个月。后一项研究中，约69%的患者出现部分缓解。

EMA对阿美替尼的临床数据描述截图来自EMA官网

所以，问题并不是翰森没有自己的临床数据，而是这些研究绝大多数在中国完成。

EMA审评资料显示，阿美替尼临床开发中的非中国患者仅占4.6%，没有欧盟患者。为了支持欧洲患者使用，翰森又开展了一项欧洲患者药代动力学研究，共纳入19人。

这就带来了欧洲审批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患者身上的研究结果，能不能用于欧洲患者？

EMA的处理方式是结合阿美替尼自身的欧洲药代动力学研究，并参考其他研究中不同族群的疗效和安全性表现，对中国临床数据进行一定程度的外推。

对于主要在中国开展临床研究的药物来说，这意味着企业不一定需要为了进入欧洲市场重新开展一套完整的大规模临床研究，也可以通过药代动力学研究等数据，配合已有临床证据，支持监管机构判断不同人群之间是否具有足够的可比性。

这也是为什么奥希替尼的FLAURA研究会出现在阿美替尼的欧洲审评材料中。

奥希替尼是阿斯利康开发的第三代EGFR靶向药，商品名泰瑞沙（Tagrisso）。EMA在审评阿美替尼时，参考了奥希替尼FLAURA研究中不同族群的分析结果，用于支持不同族群之间疗效和安全性的判断。

由于欧洲患者数据有限，监管机构需要结合已有EGFR靶向药的研究证据，判断阿美替尼在中国患者中的临床数据能否外推至欧洲患者。

问题也由此从医学审评延伸到了数据保护。阿斯利康此次诉讼的核心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欧盟委员会审批阿美替尼时，涉及了仍处于数据保护期内的奥希替尼注册资料中的临床数据。

真正的争议，是“参考”还是“依赖”？

阿美替尼的核心临床数据来自自身研究，但在欧洲审评中，EMA又参考了奥希替尼FLAURA研究中不同族群的数据。这里需要区分的是，监管机构参考其他药物的公开研究，与申请人依赖另一款药物受保护的注册资料，并不是一回事。

欧盟对药品注册资料设有数据保护制度。简单来说，药品获批后，申请人向监管机构提交的部分注册数据会在一定期限内受到保护。在保护期内，后续申请人不能直接依赖这些受保护的数据获得上市许可。

那么，在实际审评中，其他药物的临床研究到底能不能被参考？

一个可以对照的案例是达可替尼。

阿斯利康的奥希替尼FLAURA研究同样出现在辉瑞达可替尼（Vizimpro）的欧洲审评资料中。EMA公开审评报告在讨论治疗背景和研究设计时引用了FLAURA的相关结果，而达可替尼最终于2019年获得欧盟上市许可。

从公开审评材料看，一份申报资料中出现另一款药物的临床研究，并不当然意味着申请人依赖了该药物受保护的注册数据。监管还需要看这项资料具体是什么、被用来证明什么，以及申请人自身的证据能否独立支撑上市申请。

另一个更接近阿美替尼情况的案例，是中国创新药企业基石药业研发的舒格利单抗。

舒格利单抗的关键研究全部在中国完成。EMA在审评时，同样需要判断中国患者的数据能否外推到欧洲患者。为此，EMA参考了既往PD-1/PD-L1药物的相关研究，包括默沙东的帕博利珠单抗（Keytruda）、罗氏的阿替利珠单抗（Tecentriq）和百时美施贵宝的纳武利尤单抗（Opdivo）。相关文献显示，亚洲与白人NSCLC患者在应答率和生存获益方面并未表现出足以影响结论的明显差异。

这两个案例说明，欧洲监管判断的关键，并不是“有没有引用别人的研究”，而是外部数据在整个审评中承担什么作用，以及申请人自己的证据是否足以支撑最终结论。

回到阿美替尼。

翰森向欧洲监管机构提交的是阿美替尼的注册资料。但阿斯利康认为，欧盟委员会在审评阿美替尼时涉及了仍处于数据保护期内的奥希替尼注册资料中的临床数据，并因此提起诉讼。

中国创新药出海，难的不只是把临床做好

阿美替尼此次争议，表面看是上市许可被撤销，背后反映的却是中国创新药进入海外市场后，面对的不仅是临床数据能否被认可，还要适应当地的药品注册规则。

一款药进入海外市场后，企业需要回答的不只是“自己的临床数据够不够”，还包括中国患者数据能否外推到当地人群、哪些外部研究可以作为科学参考，以及其他药品的注册数据是否受到当地数据保护规则约束。

阿美替尼的案例，恰好把这几个问题放在了一起。

对于中国药企来说，核心临床数据仍是药品申报的基础，但药物出海并不是把国内申报资料翻译后直接提交。进入不同海外市场后，监管机构还会进一步评估中国临床数据能否用于当地患者人群，是否需要开展桥接研究，以及相关注册资料如何获得保护。这些差异都会影响药企海外申报的路径、时间和成本。

阿美替尼此次争议，恰恰发生在这条边界上。

阿斯利康认为，欧盟委员会审批阿美替尼时涉及了仍受保护的奥希替尼注册数据，并因此提起诉讼；翰森则表示，此次撤销涉及注册程序问题，并计划重新提交申请。

翰森方面披露，公司计划将原始资料重新提交给EMA，并表示EMA已经表达了缩短评估时间表的意愿。但重新申请的具体时间，仍取决于后续监管审评。

截图来自翰森制药公告

对翰森而言，此次撤销也意味着已经完成的欧洲申报流程需要重新推进。对中国创新药而言，出海的成本不只发生在临床研发阶段，注册路径选择、数据外推以及目标市场的数据保护规则，同样可能影响药物最终的商业化进程。

腾讯正在加大对个人智能体（personal agent）的下注，这一次冲在前面的是元宝。

字母榜（ID:wujicaijing）从知情人士处独家了解到，元宝将推出个人智能体，产品形态和推出时间等尚未最终确定。

个人智能体是一种专为用户个人服务的Agent，运行在用户专属的独立云端虚拟机上，相当于给Agent配备了一台“专用电脑”，可以7X24小时工作，还能根据用户身份、数据和偏好来调整执行策略、跨会话执行、主动响应、完成长周期任务等。

相比之下，目前绝大多数Agent均可归为“工具智能体”，用户发起任务后，在临时沙箱中完成任务，不具备长期记忆，长任务能力弱，且只能被动应答，存在不少局限。

不过，暂时还不清楚，元宝会怎么做个人智能体。

比较激进的做法是，把元宝彻底重构、推倒重来，只保留名字、放弃chatbot的旧身份，“重生”为新产品。

Meta Muse走的就是这条路。字节此前曝出的个人智能体项目Spell，由豆包手机助手团队主导，大概率也会和豆包App分开。

另一条更求稳的做法是，元宝继续保持现有功能矩阵，把个人智能体作为新模块加进来。

OpenAI今天凌晨发布的Dots，采用的就是这一方案。Dots没有做独立App，而是内嵌于ChatGPT的各个终端，包括App、桌面端、网页端等。

不难看出，两套方案各有利弊。但这并不是一个值得纠结的大问题；元宝先下场、在个人智能体赛道占据一个“发车位”，才是更重要的事。

个人智能体的理念并不新鲜，AI行业早有探索，各大厂商的Agent产品也融入了部分特性，特别是长期记忆、长任务等。

只不过，直到Meta不久前发布AI助手Muse、几天就拿下数百万次下载，个人智能体才被真正带火，成为全球AI公司新的竞逐目标。

在国内，字节、阿里等大厂已经磨刀霍霍，相关产品箭在弦上；腾讯此番让元宝入局，显然也不肯错过这场卡位赛。

腾讯此前一直在发力办公Agent平台WorkBuddy；元宝这样的Chatbot产品，在集团战略层面被边缘化。个人智能体的崛起，给了元宝及其他Chatbot千载难逢的“进化”机会。

元宝近期的境遇，不算理想。

半年前，元宝趁着春节假期，大手笔撒钱推广、来势汹汹，试图与豆包、千问正面PK。半年后，随着整个集团战略重心的迁移，元宝已经渐渐让出了腾讯AI矩阵的C位。

在公司内部，主攻AI办公的WorkBuddy，是腾讯重点培育的主攻手。过去两次财报发布，腾讯管理层对WorkBuddy赞誉有加，对于元宝则着墨不多。

而在行业人士眼中，WorkBuddy及其基础模型Hy系列，无疑是腾讯AI最值得观察的对象。至于元宝，常常被“忽视”。

但对于任何产品来说，在大公司坐了冷板凳，未必完全是坏事。

从C位退下来后，元宝失去了全集团的资源倾斜，但也不再需要背负PK豆包、抗衡字节的艰巨KPI，更不需要扛起腾讯AI的大旗。

卸下包袱后，它可以更敏捷地抓住AI行业不断涌现的新机会，产品方向和经营策略的调整空间也比以往大得多。

现在，机会来了。

元宝做个人智能体，最大优势是C端产品“血统纯正”。

作为一款Chatbot，元宝面向C端场景而生，其UI、交互、功能和底层技术都围绕个人而展开。相比之下，WorkBuddy的to B属性更明显，还推出了企业版。

引发了这一波风潮的Muse，同样主打C端生活场景，比如帮用户订酒店、比价格、网购、管理账单等。AI办公这一块，反而不是Muse当前的重心。

这是因为，个人智能体深入融入用户日常生活；公司得知道C端用户需要什么、如何满足，才能开发出好用的个人智能体。在这一维度上，元宝反而比WorkBuddy等更接近Muse。

另一个潜在优势是，元宝的用户不多也不少。

春节AI红包大战期间，元宝DAU一度号称突破5000万。补贴消失后，这一数字迅速回落。根据QuestMobile的数据，截至3月底，元宝DAU已经不足千万。

但千万级的日活，反而让元宝成了一块理想的个人智能体试验场：用户太少，生态无法运转起来，意义不大；用户太多，给每个人都开虚拟机，算力成本难以承受。

当然，元宝的短板同样明显。

元宝的产品底色和用户心智始终是Chatbot，还被撒红包强化了一波。如今要做个人智能体，元宝势必要改写心智，但这需要时间，更需要钱。

问题是，在Chatbot普遍看不到赚钱希望的情况下，腾讯愿意给元宝投入多少资金和算力？

为了做AI，腾讯此前制定了千亿级的资本开支计划，但这些钱要花在基础设施上，还要用来训练新模型、发展WorkBuddy。等轮到元宝时，预算空间恐怕不会很大。

钱尚且是次要问题。个人智能体的特性，决定了它对于算力的需求极高；元宝能否拿到足够的算力，也存在不小的疑问。

尽管困难不少，个人智能体依然是元宝无论如何都得把握的机会。

元宝走Chatbot这条路，已经被证明很难行得通。

它已经被豆包牢牢卡住身位，差距越拉越大。况且，Chatbot不是好生意：它的两大场景是日常聊天和信息搜索，前者没有变现可能，后者由于无法“嫁接”传统的竞价排名，商业化前景也一片混沌。

空有日活却不赚钱，这不仅是元宝的难题，也是所有Chatbot产品的困境。在个人智能体兴起后，元宝及其他Chatbot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及时调转船头，才是符合行业大势的做法。

除了谋划变阵的元宝，腾讯围绕个人智能体做了多手准备。

有传言称，它正在开发一款新的个人智能体App。

据自媒体“读佳”报道，这款产品名叫Handy Bot，其微信服务号简介为“你的个人AI智能体”。不过，目前该服务号已自主注销。

另一款产品是由腾讯轻量云团队打造的LightVela。

LightVela上线于今年4月，5月内测、8月开始公测，主要面向全球用户。

它的官方介绍是“云端Agent托管产品”，用户可在云端配置专属智能体，全天候在线，支持长期记忆、自定义模型和技能等，并通过微信、WhatsApp、Discord、Slack等软件发出指令。

此外，新用户可免费试用1个月、获得4500个AI积分，还有一台专用多云电脑，配备双核虚拟CPU和8GB内存。

不难看出，LightVela的功能和软硬件架构，与当今的个人智能体高度接近。

不过，LightVela过去半年并未大规模推广。它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了200多条帖子，主要是发布功能迭代；国内的微信服务号则从未发文，声量不大。

现在，元宝也加入了个人智能体的争夺。

这承袭了腾讯以往的打法：面对一条新赛道时，它不是力推一个产品，而是让“群狼”同场竞技，谁跑得快就继续下注，最后经过充分竞争跑出“头狼”。

在AI领域，腾讯上一个跑出来的“头狼”是WorkBuddy。相对应地，一些同时起步的产品被放弃，比如一度高光的QClaw，团队被并入WorkBuddy，产品也将于今年底停运。

围绕个人智能体，腾讯的群狼战术正在再次上演。

放眼外部，闻风而至、猛追猛打的竞争对手，让腾讯必须加快动作。

字节已经凭借豆包赢下了Chatbot，如今还打算抢占个人智能体的山头。

知情人士称，今年4月起，字节就在内测个人助理方向的产品，项目代号Spell，由豆包手机助手团队主导。如今，随着Muse爆火，Spell项目大幅加速，将于近期推出独立App小豆。

倘若传言属实，Spell项目将与豆包手机二代一起，组成字节版Muse的软硬件载体。

阿里则在9月22日的云栖大会上宣布，千问将加速打造个人智能体。千问产品负责人郑嗣寿表示，自去年上线以来，让每个人拥有自己的AI助理，始终是千问不变的目标。

彼时，千问还公布了理财、工作、健康等领域的智能体进展。但客观地说，这些智能体更接近“工具智能体”，与严格意义的个人智能体还存在不小的区别。

与两家巨头相比，腾讯很早就上线了LightVela，声量反而偏弱一些。让名头更大、用户更多的元宝冲上前，至少可以赢得关注度，增强在这一赛道的存在感。

腾讯还有一个强援——Manus。

两天前，Manus满血复活、发布2.0版本，带来大量新技术。同时，它还推出了独立应用Cue，面向个人智能体场景。

按照Manus的介绍，在Cue中，每个智能体都有自己的身份，包括独立的电子邮箱、电话号码、钱包和电脑。这与Muse等个人智能体的专属化、个性化相吻合。

同时，Cue同样能够调动多个Agent，完成日常生活的复杂长任务。

可以说，Cue才是“腾讯系”首款个人智能体。它的技术路径和工程实现，可以为腾讯其他类似产品提供参考，尽可能缩短产品转型、研发上线的时间。

在个人智能体的巨头对决中，腾讯的镇司重器——微信，会不会下场、何时下场，同样值得关注。

目前，微信并没有切入这一领域的信号。但Muse、Dots等个人智能体的许多特性，与微信存在天然重叠。

比如，个人智能体的根基是，它能够识别和记录用户身份、习惯偏好、历史行为等信息。在这方面，微信的优势远超一切AI App，甚至可以说，比用户本人还了解用户。

又比如，个人智能体之所以能够完成长任务，在于平台聚拢了足够丰富的第三方Agent，可以供它调遣。微信的小程序生态，其丰富度只高不低，小程序之间的联动也早已成熟。

至于主动给用户发消息、高风险操作二次确认权限等，都是微信打磨多年的底层能力，不会有任何技术上的障碍。

微信唯一的差距，是它没有给每个用户设置独立的常驻云端虚拟机。倘若补齐了这一块，那么小微瞬间就变成了微信版个人智能体。

届时，小微将是这样的面貌：

用户给小微留言“晚上我要在三里屯请朋友张三李四吃饭”，小微查询微信通讯录约人，调用不同Agent安排时间、订餐厅、预约网约车等；没有Agent的商家，比如餐厅，就通过虚拟机找到美团餐厅页预订。完成任务后，小微会发消息给用户提示完成。

整个过程，用户不需要在不同Agent跳转，小微就把所有事安排妥当。整个流程无缝融入微信和小程序生态，比其他大厂正在研发的产品都要合理、丝滑。

但截至目前，微信还没有下场的迹象。就连小微，至今还在测试，其用户基数的扩张、功能矩阵的延展，相比同行也审慎得多。

这符合微信的产品哲学——谨慎克制，不会为了做而做。但也要看到，微信就算想做，也面临许多现实问题。

最直接的难题是，算力成本谁来承担？

以微信的用户渗透率，如果全量开放个人智能体，微信几乎要给14亿人开设14亿台虚拟机。如此高昂的成本，不是腾讯或任何一家公司能够负担的。

就连比腾讯更有钱的OpenAI，现阶段的Dots也并不是人人可用，需要开通200美元/月的会员。

微信是国民App，在做个人智能体时，反而是一种包袱——它的一切动作，都要考虑到14亿用户基数背后的成本压力；元宝千万用户试水，烧钱速度就慢得多。

更深一层，微信如果做了个人智能体，小程序生态怎么办？

小微作为微信Agent，本来就万众瞩目；倘若演进到个人智能体的新阶段，其吸引力和用户量将进一步提升。

对于第三方商家来说，这未必是好事——个人智能体调用哪些小程序，甚至绕开小程序、直接调用Agent，商家很难完全摸清楚，更难以施加影响。以往辛辛苦苦培育的小程序，一瞬间就被智能体抛在了身后，用户也被截走了。

而在国外，个人智能体已经引起了反弹。9月20日，亚马逊宣布阻止Muse代表用户在其网站购物，并对其处理用户凭据的方式提出隐私和安全担忧。

同时，小微倘若变成了超级入口，小程序以往的引流、获客方式的效能将大打折扣。原本宝贵的微信内部各个入口，有可能慢慢失去用户分发主管道的地位；花钱买了位置的商家和平台，不得不重新制定微信生态的战略和打法。

微信作为移动互联网的王者，其根基之一，就是数百万小程序拱卫在身旁。如果力推个人智能体，现有的小程序生态有可能遭到破坏，却未必给腾讯、微信和商家带来更大利益蛋糕。

这一番推演，未必会真的发生，却是腾讯必须谨慎考虑和应对的问题。

腾讯的合理策略是：微信继续耐心等待，同时让元宝等产品积极探索；等到外部条件满足后，再背靠微信用户优势，来一波螳螂在后、收割整条赛道。

在移动互联网发展史上，腾讯以这样的打法，赢下了大大小小的战事。到了AI时代，当个人智能体风潮渐起时，腾讯这一次还能如愿吗？

2026年9月10日，苏州仁恒公园世纪（江湾雅园）的业主们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告知函。

函件内容简明而决绝：仁恒物业将于2026年12月31日正式退出小区的物业服务。

距离正式退场，还有不到四个月。

对于这个位于苏州工业园区、以仁恒品牌为卖点的高端住宅项目而言，这封告知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个“仁恒开发+仁恒物业”一体化营造高端生活方式的叙事，在交付数年后戛然而止。

一个年饱和收入约2000万元的高端改善型小区，一家在业内素有口碑的品牌物业，一段长达八年的“姻缘”，最终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走向终结。

消息在物业行业和业主群体中迅速发酵，有人称之为“硬气”，有人斥之为“撂挑子”。

剔除情绪审视这起事件，当高端小区的服务溢价遭遇成本刚性，当业委会的维权诉求撞上物业的盈利底线，双方之间的定价权博弈，正成为存量时代物业管理无法回避的核心矛盾。

八年合作，一朝“掀桌”

江湾雅园，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核心板块，是仁恒置地在苏州打造的高端产品线代表作之一。

该项目定位改善型及以上客群，总建筑面积41.54万平方米，总户数约1867户，在2019年、2020年分批交付。

自交付起，仁恒物业便以“前期物业”身份进驻，至今已服务八年。

在行业内，仁恒物业的口碑素来以“高品质、高满意度”著称。事实上，对于许多业主而言，选择仁恒不仅是选择一套房子，更是选择仁恒物业所代表的服务标准和生活方式。

公开资料显示，江湾雅园的高层住宅物业费4.91元/平方米·月，商业物业费13.55元/平方米·月，物业费年饱和收入约1716万元。

再加上2475个车位（含人防车位）每月60元的停放费，年收入约178万元，这个项目年饱和收入合计约2000万元。

按道理来说，这是一个令多数物业羡慕的项目。

体量适中、单价可观、业主群体消费力强，且由开发商旗下物业品牌直接服务，理论上最容易形成“品质—满意—缴费—再投入”的正循环。

仁恒物业在此服务八年，也未爆发过重大服务品质纠纷。

转折发生在2025年。当年10月，江湾雅园业委会正式成立，并迅速进入履职状态：

调取小区公共部分资料、开通对公账户、招募专业志愿者、梳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组织电梯与消防维保专项沟通、核查南北区公共能耗差异等。

随后，业委会通过专题会议、书面函件等方式，向仁恒物业提出了整改建议。退场的伏笔，在此刻埋下。

定价谈崩，物业退场

2026年1月，业委会正式向仁恒物业提出五大核心诉求：

其一，降费。

要求物业费实行“基础价+增值服务”结构，基准价从4.91元/平方米·月降至2.398元/平方米·月起，超出政府指导价的部分需提供增值服务清单及成本报价；同时要求调低车位管理费。

其二，保证金。

要求物业缴纳100万元起的履约保证金，接受业主监督打分，低于90分扣保证金。

其三，带资整改。

要求物业带资解决绿化、车库地坪、电梯、公用设备设施等遗留问题。

其四，一费制。

要求公共能耗费按每平方米0.4元纳入物业费，不再另行分摊。

其五，分包管控。

消防、监控、门禁等涉及人身安全的设施设备必须委托有资质的专业公司维护，所有分包、外包合同未经业主方同意不得签订。

客观而言，这五条诉求中，部分内容确实是当前高端住宅新签物业服务合同的主流条款。

但仁恒物业的回应同样干脆。除“车位管理费适当下调”和“适当增加绿化投入”两项可以酌情考虑外，其余各项均不接受。

仁恒物业提出的续签方案核心内容包括：

物业费保持原价4.91元/平方米·月；物业服务人员从189人缩减至139人；不提供增值服务清单及成本清单；不缴纳履约保证金；不接受业主监督考核；拒绝带资；按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内容和标准签订新合同。

不降价、不交保证金、不接受考核、不带资——这份方案被业内人士称为“史上最牛撤场”的前奏。

双方立场差距过大，谈判陷入僵局。三个月后，仁恒物业发出退出告知函。随后，街道、社区介入协调，但未能改变其决定。

业委会辞职，没有赢家的博弈

仁恒物业宣布退场后，压力迅速反弹至业委会一方。

9月28日，据江湾雅园业委会官微披露，业委会近日有4位委员已书面请辞，包括业委会主任。原本9人的业委会，一下变成5人。

如果再少一位委员且无增补，将触发业委会解散条款，小区将长期停留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阶段，连与物业谈判的资格都将丧失。更棘手的是，原来的候补委员明确表示不递补为正式委员。

假若仁恒物业年底真的退场，交接、选聘新物业将成为烫手山芋。

有杭州“万固珺府”的先例在前——滨江服务因与业委会谈降价未果果断退场后，该小区一度无物业接盘，甚至影响了房价。前车之鉴，让江湾雅园的业主们不得不掂量其中的风险。

仁恒物业同样也非赢家。

退出一个服务八年的项目，意味着放弃稳定的现金流，也可能对品牌形象造成一定影响。但仁恒物业在看来，继续留在谈判桌上接受无法盈利的条件，损失可能更大。

这起事件中，业委会和物业似乎都没有错。

业委会希望为业主争取更透明的账目、更合理的费用、更可靠的品质；物业需要守住盈利底线和管理自主权。

但问题在于，双方都试图用对抗而非合作的方式解决分歧，最终将“续约”变成了“零和博弈”。

物业费定价权之争

表面看，这是一场“降费”与“保价”的拉锯。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谁拥有物业费定价权？定价又应基于什么逻辑？

江湾雅园业委会的诉求并非毫无依据。

近年来，高端住宅新签物业服务合同中，“基础价+增值服务”“履约保证金”“带资整改”“一费制”等条款确实越来越常见。

业主维权意识增强，对物业费透明度和服务考核的要求提高，是行业进步的表现。

但问题在于，降费与提质往往难以同时实现。

4.91元/平方米·月的物业费标准，是八年前项目交付时确定的。八年间，最低工资标准、社保缴费基数、物料成本持续上升。

若按业委会要求将基础价降至2.398元/平方米·月，物业费收入接近腰斩，而服务标准不变，仁恒物业在该项目的经营或陷入严重亏损。

从仁恒物业提出将服务人员从189人缩减至139人来看，或本身就说明其成本压力之大。

但缩编又必然影响服务响应速度和品质，进而可能引发更多业主不满，形成“降费—缩编—服务下降—收缴率下滑—再降费”的负向循环。

另一方面，履约保证金、监督扣款、带资整改等条款，触及了物企的经营自主权。

在物业看来，缴纳保证金意味着预设自己“可能违约”，接受打分扣款则相当于将部分管理权让渡给业委会。

但对于品牌物业而言，这不仅是经济账，更是管理原则问题。当业委会要求“带资整改”时，物业更可能将其理解为：业主希望用物业的钱，解决本应由开发商或全体业主承担的历史遗留问题。

于是，双方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业委会担心不设约束条款，物业会“拿钱不办事”；物业担心接受苛刻条款，不仅亏损，还要处处受制。

信任缺失之下，谈判迅速从“续约”滑向“对抗”。

更关键的，是平台和用户两道门槛。

如果大家最近看社交媒体，特别是关注AI类内容，就会发现有一个新出的AI产品被频繁提起，就是Meta出的Muse。

这个产品的名字，中文可以翻译成「缪斯」，我们经常在文学作品里看到的缪斯女神，就是这个词。

不过，我猜扎克伯格他们选这个词当产品名字，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词有「灵感来源」的含义。他们估计想表达的是，这个助手可以了解你想做什么，主动出主意，再帮你把事情办成。

Meta这个产品的爆火，我觉得完全是场景的胜利，因为他们瞄准了一个其他AI公司都没怎么关注的场景。我跟你说一下。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某天翻信用卡账单，突然发现一笔每月自动扣费，9.9美元，已经扣了大半年。

你完全想不起来这是什么东西，点进去一看，噢，是去年试用过一次、后来就再也没打开过的某个APP。你当时想的是「回头再取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如果你像我一样，经常要尝试非常多的AI新产品，这个痛点就更明显了。因为很多AI工具的订阅，基本上首月都是9.9美金，但第二个月就到了二三十美金。

但这个时候，可能我早已经忘记自己给这个软件付过费了，几个月下来也不少钱。哪怕真的想取消，我都经常忘记那个产品到底叫什么名字。

反正这两年，这种事太常见了。我一开始以为是自己太懒了，后来问了不少人，发现大家都跟我差不多。

不是因为懒，是它实在太琐碎了，琐碎到你不会专门腾出时间去处理。

但这时候如果有一个AI，它能自己去翻你的邮箱，找到所有订阅确认邮件，识别出哪些订阅你可能早就忘了，然后问你一句：这三个要不要帮你取消？

你说取消，它就自己去点退订、填表单、走完整个流程。我试了一下，反正它比较顺滑地帮我取消了七八个我早已经忘记的AI工具订阅。

虽然瞄准的切口很小，但因为有「省钱」这个概念，Muse一下子火了。

上线不到三周，Muse的下载量已经超过340万次，直接登上了美国App Store免费榜第一，而且已经超8万条用户评分，获评4.9分，这个速度在AI应用里算非常快的了。

但我今天想聊的，不是它的下载量有多炸裂。我想聊的是，它到底做对了什么，以及同样的事情或者功能，到了咱们国内，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故事。

先说Muse到底是个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帮你跑腿的AI。注意，不是帮你聊天的，不是帮你写文章的，是帮你干活的。

你跟它说，帮我看看下个月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截止日期。它就去翻你的邮箱、日历，把该交的费、该报的名，全给你整理出来。

你跟它说，我想买条短裤。它会问你什么尺码、什么风格、预算多少，然后去逛一圈网站，把候选的几条发给你看。你点头了，它甚至可以帮你下单付款。

是的，就是付款。Muse已经跟全球在线支付工具Stripe合作了，接入了Stripe旗下的Link支付。当你把自己的Link账户连上Muse后，它可以在部分支持的商家直接替你完成结账。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跟我们过去熟悉的聊天型AI很不一样。那些产品，再聪明也是你问一句，它答一句。

Muse不是，它是你交代一件事，它能在后台一直盯着，哪怕关闭APP后也继续干，等事情有了新进展，再主动来找你。你甚至可以给它起个名字，设定它说话的语气。

Muse的设计负责人分享过一个自己的经历：她把学校的邮箱接进了Muse，结果Muse自己从邮件里发现她儿子的体育选拔报名快截止了，主动提醒她赶紧处理。

到这里，你大概能理解它为什么火了。原因其实没那么复杂，它抓住的是生活里那些琐碎、反复、你一直拖着没做的小事。比如，退个订阅，追个截止日期，比比哪家便宜。

这些事有几个共同点：相比那些AI编程类任务，一点儿也不难，但很烦，而且结果一目了然。省了多少钱、有没有赶上报名，都比「模型更聪明了」的效果呈现具体得多。

再加上免费就能用，门槛低到几乎不存在。你不用配置服务器，不用写提示词，打开APP，说句话，它就开始干了。

但听到这里，我估计不少同学心里已经在想：这东西我能用吗？

答案是，如果你在美国，现在就能用。但如果你在国内，你了解一下这个产品所代表的趋势就可以了。因为在国内做同样的事情，难度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个难度差异，跟AI模型聪不聪明没有太大关系。

我来从产品经理的角度解释一下。Muse之所以能在美国跑通，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前提，就是美国人的数字生活，很大一部分建立在邮箱和网页服务上。

你的银行账单是邮件通知的，你的订阅是网页端注册的，你的日历和待办是Google或者Outlook管的，你的机票、酒店等等信息，也都会给你发一封邮件。

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对外部程序相对开放，也有比较标准的接口。就算没有接口，很多流程也发生在网页里，AI可以尝试通过浏览器操作。

所以，对个人Agent来说，只要拿到授权，它至少有一条相对统一的路可以走。

但大家想想咱们的生活数据在哪？在微信群聊里，在各种小程序里，在淘宝、美团、抖音这些APP的围墙花园里。

每一个APP都是一个独立王国，它们之间的数据几乎不互通，外部的AI更是进不去。

我再举个特别具体的例子。假设你是一个家长，孩子学校要报名参加一个活动。在美国，学校发封邮件，Muse从邮件里发现了截止日期，主动提醒你。你说好，它就帮你去网站上填表提交了。

但咱们呢？学校可能会把报名通知发在家长微信群里，附了一个小程序接龙链接。你得用微信打开小程序，用微信支付交费，交完之后再把截图发回群里。

这整个流程里，AI能帮你做哪一步？它读不了你的微信群聊，它打不开小程序，它用不了你的微信支付，它也没法替你在群里发消息。

这才是个人AI助手面临的真正难题。不是模型能力不行，是底层的数字基础设施完全不同。

其实不光是咱们国内用户面临这个问题，就算在美国，Muse也会碰到围墙。

比如亚马逊就直接把Muse给封了，不让它在自己的平台上替用户购物。原因很简单，亚马逊不愿意让一个外部AI跳过自己的界面，直接替用户做购买决策。

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商业利益的冲突。毕竟谁控制交易入口，谁就控制了用户关系。

包括去年很火的AI原生手机。我当时也尝试了豆包AI手机，理念上很认可，但现实情况是，其他大厂不会把自己的订单数据告诉另外一个大厂的AI手机。

还是那句话，这不是AI能力的问题，而是商业利益的重新洗牌。

当然，亚马逊封禁Muse，说的是平台愿不愿意配合。但就算平台愿意配合了，还有第二个问题：用户自己信不信任这个AI。

《Inc》杂志特约编辑杰森·阿滕试用Muse的时候，特意没有授权Muse读取自己的私人消息。但后来他发现，Muse其实已经同步了他本地的Messages数据库，同步状态到达了第187,462行。

注意，这不是说它偷看了十八万条消息，187,462是数据库的行号。

这件事的冲击力在于，用户以为自己说了「不」，但AI系统理解的「不」和人理解的「不」，可能压根不是一回事。你以为你拒绝了，其实它已经走进去了。

Meta后来也回应了这件事。Meta的人解释说，Muse读取Messages，本身需要用户开启相关权限；Muse当时跟阿滕说自己只是看到了通知栏，这个解释是错的，属于AI对自己工作机制产生了幻觉。

但真正麻烦的问题其实还留着：阿滕坚持说自己明确拒绝了Messages权限，而Meta说这个功能必须由用户主动开启。这个权限最后到底是怎么打开的，公开信息里还没有一个完全说得通的答案。

我觉得这事背后没那么复杂，可能并不是什么恶意行为。因为大部分人的18万条普通文本消息，对AI企业来说意味着巨大的算力消耗。

但这件事真正暴露的问题，是用户以为自己授权了什么，和系统实际上获得了什么权限，中间可能存在巨大的认知差。

说了这么多，相信你也能明确感知到，个人AI助手要真正进入一个人的生活，光有模型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它得过两道门槛：

第一道，是平台愿不愿意把门打开。你的数据在微信、在淘宝、在美团，这些平台愿不愿意让一个外部AI进来替用户办事？亚马逊已经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二道，是用户敢不敢把钥匙交出去。就算平台开了门，你真的放心让一个AI翻你的聊天记录、替你付款、替你做决定吗？这需要很强的品牌信任度才行。

美国现在的情况是，第一道门槛过了大半，邮箱、日历、网页这些基础设施天然开放。当然，咱们国内也不是没人在做。

阿里的千问已经在接淘宝、支付宝、飞猪、高德这些服务了。但它之所以能接，恰恰是因为这些服务本身就是阿里自己的。

可出了阿里的围墙呢？比如微信里的数据、美团里的订单、抖音里的行为数据，一个阿里的AI想要稳定调用，就必须得到对方平台的配合。

说到这里，我自己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办公AI和个人AI，在我看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办公场景相对好办，企业有IT部门，可以统一授权、统一接入，两道门槛都有人帮你处理。

但个人场景不一样，你的生活散落在几十个APP里，没有一个中央管理员，每一道门槛都得你自己去面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个人AI助手这个方向，虽然难，但特别值得做：因为它解决的不是「工作效率」的问题，而是「生活里那些你一直拖着没处理的琐事」的问题。

这两件事听起来差不多，其实差别很大。

当然，作为得到和得到大脑的产品经理，我自己也在想，怎么在这条路上往前走一步。10月中旬我会有一些新的东西来跟大家聊，到时候再细说。

近期，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中美餐饮品牌正在进入双向扩张阶段。肯德基、麦当劳们持续加码中国低线城市，把门店开到县城甚至乡镇；另一边，蜜雪冰城（02097）、瑞幸咖啡（LKNCY）、喜茶等中国头部连锁品牌，正加速进入美国市场，从洛杉矶到纽约，从华人商圈到核心商务区，各色品牌招牌开始出现在美国街头。

过去聊中国品牌出海，大多说的是制造业，是集装箱里的小商品、家电和汽车。现在不一样了，连锁餐饮和茶饮品牌开始成建制走出去，带出去的不只是奶茶和咖啡，还有整套的供应链体系、加盟管理模式和极致效率的运营经验。这波消费出海浪潮里，最受关注的问题只有一个：在中国卷出来的极致性价比模式，放到人工、租金都高出数倍的美国市场，还能不能成立？如果成本优势消失，蜜雪、瑞幸们靠什么和当地品牌竞争？

出海从卖货到输出体系

十几年前的中国品牌出海，核心是货物出口。珠三角的工厂生产出服装、玩具、电子产品，通过海运卖到全球各地，贴的是别人的品牌，赚的是加工费。后来有了华为、大疆、比亚迪，开始卖自有品牌的产品，但主要逻辑还是把国内生产的商品卖到海外，供应链、生产基地大多留在国内。

这一轮餐饮品牌出海，逻辑完全不同。蜜雪集团截至2026年6月底全球门店约6.4万家，其中中国内地以外约4400家，全球覆盖17个国家。瑞幸咖啡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全球门店36310家，海外门店223家，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三个市场。这些品牌不是把奶茶、咖啡出口到美国卖，而是直接在当地开店、招人、做运营，把整套连锁体系复制过去。

说白了，过去出海重心是卖产品，现在重心变成了卖模式。蜜雪的竞争力从来不止是冰淇淋好吃，而是它的供应链效率——从原料生产到仓储物流，再到门店加盟管理，整套体系把单杯成本压到极致，才能支撑几块钱的定价还能赚钱。瑞幸的优势也不只是咖啡便宜，而是数字化运营能力——线上点单、线下快取、用户精细化运营，用小店模型把租金和人工成本摊薄，靠高周转跑通盈利模型。

这套模式在中国市场已经被反复验证，卷到极致的效率让所有同行都望尘莫及。蜜雪靠这套模式把门店开遍了中国每一个县城，瑞幸靠这套模式用几年时间就超越了星巴克中国的门店数量。现在它们想把这套经验复制到海外，从东南亚到东亚，再到中东和北美，一路试过去。

东南亚是第一站，也是目前最成功的市场。越南、印尼等市场曾为蜜雪提供快速扩张的空间，但其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两国门店数量有所回落，品牌正推进存量门店运营优化。在越南，一杯蜜雪柠檬水折合人民币不到5块钱，属于当地茶饮市场的低价产品，很快就开出上千家门店。瑞幸在新加坡的门店已经突破100家，成为当地第二大咖啡连锁品牌，靠的也是比星巴克低一截的定价和更快的出餐效率。

但进入美国市场，情况就变了。这里是全球餐饮品牌的终极战场，星巴克、麦当劳、唐恩都乐都是从这里打出来的，市场成熟度高，竞争极其充分。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成本结构和中国、东南亚完全不一样，曾经赖以成功的低价逻辑，从根上就面临挑战。

低价模式的成本账算不通

很多人觉得蜜雪、瑞幸去美国，会像在国内一样打价格战，把当地品牌卷死。实际情况是，蜜雪洛杉矶首店已把招牌冰淇淋定在1.19美元、柠檬水定在1.99美元，但这种低价能否长期覆盖美国市场的成本，仍要打个问号。

先算一笔账。根据伯恩斯坦研报的测算，瑞幸在纽约的一家门店，每月运营成本约9.16万美元。其中租金1.5万美元，人工成本6.64万美元，水电、保险、维护等其他费用约1万美元。按照4.45美元一杯的冰美式计算，考虑原料等成本后，这家店每天要卖1100到1200杯才能达到盈亏平衡。而据该研报估算，首批门店日均销量只有盈亏平衡点的一半左右，彼时仍处于亏损状态。

这个成本结构和国内完全是两个概念。国内瑞幸的小店模型依靠高门店密度和相对较低的人力、租金成本运转，但不能把未披露的国内单店成本比例直接拿来与纽约的研报测算对照。而在美国，按上述研报测算，仅人工一项就占了月运营成本的70%以上，租金占比也超过16%。2026年纽约市法定最低时薪为17美元，算上雇主端税费、保险等支出，实际用工成本还会进一步增加。

蜜雪冰城的情况也差不多。目前蜜雪在美国的门店仍不多，分布在洛杉矶好莱坞和纽约等地，能否将早期尝鲜客流转化为稳定的本地复购仍待观察。在美国继续拓展，租金和人工成本始终是现实约束，本来就薄的利润空间可能进一步承压。

喜茶在美国的案例更能说明问题。喜茶是较早在美国实现一定门店规模的中国新茶饮品牌，截至2026年6月已布局超过40家门店，主要集中在纽约、洛杉矶等城市。据2025年行业媒体采访业内人士的估算，一家40到50平米的喜茶门店，月租金在2万美元左右，装修成本要20万美元，6个店员的人工成本一年近30万美元。算下来，这一模型的单店每月房租和人工等固定支出就超过4万美元，按照6美元一杯的均价，一个月要卖超过7000杯才有望覆盖这些固定支出，更别说食材和其他成本了。

对比一下国内，蜜雪冰城一家标准店的月租金大多在几千元人民币，人工成本每月一万多就能搞定，一杯奶茶卖6块钱照样赚钱。说白了，极致性价比的基础是极致的成本优势，而成本优势的前提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相对较低的商业地产价格。这些条件，美国市场都不具备。

有人可能会说，那卖贵一点不就行了？问题没这么简单。费大厨在美国开的店，一份辣椒炒肉卖到28.79美元，折合人民币近200块，约为国内价格的三倍。不是费大厨想卖这么贵，是成本逼着它卖这么贵。但价格上去了，性价比优势就没了。消费者选择你，本来是图便宜，现在价格和当地品牌差不多，凭什么选你？

这就是中国餐饮品牌在美国的核心矛盾：走低价，盈利承压；走高价，原有性价比优势可能削弱。夹在中间的处境，让国内杀疯了的价格战，很难在美国原样复制。

真正比拼的不是价格

既然不能简单照搬国内的价格战，那蜜雪、瑞幸去美国靠什么竞争？答案是体系能力，是在中国市场练出来的运营效率、数字化能力和供应链管理经验。

瑞幸在美国走的就不是纯低价路线。它的冰美式卖4.45美元，比星巴克的5.55美元便宜20%左右，但和当地其他咖啡品牌比，价格差距并不大。它试图形成的差异化是小店快取模式和数字化运营。国内用熟的APP点单、到店即取、会员体系、精准营销这套玩法，在美国市场也已有成熟竞争者，瑞幸需要比拼的是执行效率和产品体验。

美国的传统咖啡品牌早已同时经营堂食与快取场景：星巴克既有第三空间，也支持手机提前下单；唐恩都乐长期经营外带和得来速业务，同样提供移动点单。瑞幸则以小店、快取为主，把门店成本尽量压缩，把效率拉满。对于纽约赶时间的上班族来说，不用排队、下单几分钟就能取的咖啡，本身就是很强的吸引力。

蜜雪冰城的核心武器则是供应链。在国内，蜜雪有自己的原料工厂、仓储物流体系，从茶叶、奶精到杯子、吸管，全链条自己把控，成本能压到行业最低。现在它正在把这套供应链体系往海外搬，已经在9个海外国家建立了本地化仓储和配送网络。在美国，蜜雪仍需要解决本地采购、跨境供应和门店配送如何配合的问题。一旦未来门店数量起来，规模化效应显现，成本还能再往下压。

不过也要看到，这套体系的威力，需要足够的门店密度才能发挥出来。国内蜜雪一个城市能开几十上百家店，集中配送、集中营销，效率极高。在美国现在只有少量门店，供应链的规模效应还难以充分体现，跨境采购还可能增加物流和关税成本。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餐饮品牌出海，都是先啃东南亚，再慢慢碰欧美。东南亚文化接近，成本结构相似，门店容易起量，模式验证起来快。欧美市场虽然大，但门槛高，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只能一步步来。

现在的情况更像是试探。蜜雪、瑞幸还在通过美国门店摸索当地模型，而喜茶在美门店已超过40家，开始尝试更多门店形态。它们都要摸清楚当地的法规、消费习惯、成本结构，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短期内，不能直接照搬国内的扩张速度，更不能轻易断言会掀起全面价格战。毕竟，目前公开资料尚不足以证明这些品牌在美国市场都已形成稳定、可复制的单店盈利模型。

从制造业出海到消费品牌出海，从卖产品到输出模式，中国品牌的全球化确实进入了新阶段。蜜雪、瑞幸们带着在中国市场卷出来的一身本领闯美国，本身就是一件有标志性意义的事。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极致性价比不是万能钥匙。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成本结构变了，消费习惯变了，竞争格局变了，曾经的制胜法宝可能就不管用了。美国市场不需要又一个便宜的奶茶店或者咖啡店，它需要的是更有效率、更懂消费者、更有差异化的品牌。

价格战不会是中美餐饮竞争的唯一主题。接下来真正的比拼，是谁能更快地把中国的运营体系和美国的本地市场结合起来，谁能在保证效率的同时做好本地化。能做到这一点的品牌，才能在美国市场真正站稳脚跟。

北京时间9月24日，第20届亚运会电竞项目永劫无间在爱知天空展览馆结束争夺，中国队以3:0战胜泰国队登上冠军领奖台，夺得了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中国队首金。

电竞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第二次亮相亚运会舞台。

根据赛程设置，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共设有11个分项、13款游戏，分别是格斗团体项目（包括街霸系列、铁拳系列、拳皇系列）、宝可梦大集结、王者荣耀（亚运版本）、英雄联盟、和平精英（亚运版本）、决胜巅峰、第五人格（亚运版本）、永劫无间、GT赛车7、eFootball以及魔法气泡。

与杭州亚运会的7个分项相比，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的金牌数量增长了接近40%。众所周知，由于东道主在亚运项目设置上占据一定的话语权，而格斗团体项目、宝可梦大集结以及魔法气泡都是日本拥有优势的项目，因此本届亚运会电竞金牌数量的增加，是具有特殊性。

不过由于其他原因，中国代表团只派队参加王者荣耀、和平精英、永劫无间以及第五人格四个分项。至截稿时为止，中国代表团夺得了王者荣耀和永劫无间两个项目的金牌，在和平精英项目上摘得银牌。

但项目扩容、金牌数量增加的事实，并没有消除外界对电竞亚运前景的疑问。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电竞或在本届亚运会后退出正式比赛项目。这个说法是否属实？电竞还会不会出现在下一届亚运会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仍有待亚奥理事会正式公布2030年多哈亚运会的竞赛项目才能确定。

电竞最后一次亮相亚运会？

多家媒体的报道并非没有根据。

2024年11月26日，亚奥理事会第90次执委会会议决议文件显示，拟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结束后将电竞移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并另行举办亚洲电竞与智力运动会。这意味着“电竞在本届亚运会结束后被移出”，并非是一些媒体捏造的假新闻，而是亚奥理事会的官方决策结果。

但亚奥理事会日前的最新回应来看，他们的最新想法或许要推翻这一决议。近期电竞被移出亚运会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后，亚奥理事会在9月28日进行了回应：电竞被移出亚运会的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

可在此之前，亚奥理事会在推动建立另一项以电竞为核心竞赛主体的亚洲赛事。亚奥理事会在9月19日与科威特签署举办城市合同，确认由科威特承办2027年首届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

根据新华社报道，2027年首届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的举办，不会削弱电竞在亚运会体系中的地位。

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阿尔-穆萨拉姆表示，电竞在亚洲拥有广泛受众，是亚奥理事会作出上述安排的重要原因。创设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是为了给亚洲运动员提供更多展示才华的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亚奥理事会的声明没有解释2024年决议文件为何仍写着“移出”。前后不一致的说法，也难免会让外界对电竞的亚运前景产生疑虑。

尽管亚奥理事会推动亚洲电竞发展的决心可以理解，然而两条并行的赛事线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两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避免观众关注和参赛资源分流，仍有待观察。

亚运会是综合性赛事，电竞只是其中一个项目；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则以电竞和智力运动为核心。前者提供更大的综合赛事舞台，后者可以给电竞创造更多项目空间。它们能否形成互补，取决于赛事项目、举办周期和资源安排，就目前的公开信息而言，现阶段还看不出答案。

尤其是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而言，亚运会的重要性是仅次于奥运会。对于这些参赛代表团而言，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能否吸引这些代表团的参与？这个赛事是以虚拟体育为主还是以市场主流的游戏项目为主？这些细节仍然有待进一步确认。

还有一个更大的赛程背景值得关注。亚奥理事会执委会已通过调整计划，亚运会拟改在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行，原定2030年的多哈亚运会预计顺延至2031年。亚奥理事会希望借此加强亚运会与奥运会的衔接，并让部分项目承担奥运资格赛功能。

这个调整本身没有说明电竞会留在还是离开亚运会，却可能影响未来亚运会的项目设置逻辑——当赛事更强调与奥运周期衔接时，电竞要如何证明自己在亚运体系中的位置，仍有待观察。